俯仰之间，无愧人生——怀念父亲石西民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俯仰之间，无愧人生
——怀念父亲石西民
石小援
父亲离开我们已十年了。值得欣慰的是，人们没有忘记他。经过叔叔、伯伯们的热心奔走，江苏省委宣传部和出版部门的大力支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俯仰之间》这本纪念文集。
我读着纪念文集中的篇篇文章，被作者们的真挚情感所打动。他们不仅怀念父亲为国家为人民所做出的贡献，也怀念父亲行事为人的品格。父亲１９２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１９８７年病逝，一生主要在党的宣传、文教领域里耕耘。从一个投身革命的年轻学生，锻炼成为著名记者，后来成为党的宣传、文教工作的一名领导干部。在近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阶级斗争多么复杂，政治风云怎样变幻，父亲一辈子对革命事业始终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对同志、朋友真诚相待，表里如一，对自己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自律，淡泊名利、地位。
１９５７年，中央把重新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上海，由我父亲负责这项涉及面广、工作浩繁的工作，为此调动了全国近五千名专家、学者的力量。父亲精心组织，认真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同时认真参加讨论，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努力排除“左”的干扰，使《辞海》（未定稿）在较短的时间得以问世。当年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对我父亲的负责精神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一贯对人诚恳、尊重，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劳动者。由于父母亲的工作关系（父亲曾任过上海市委书记兼华东局宣传部长，主管上海和华东的宣传、文教工作，“文革”前担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母亲也曾为上海一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我家文艺界名人来往很多。有一次，傅抱石、唐云和谢稚柳几位先生来访，和父母谈笑甚欢，而后又饮酒作画，气氛非常融洽。几幅画“文革”中不知去向，后得以归还，至今仍挂在家中。戏剧界、电影界的许多知名艺术家，来我家时也无拘无束，他们和父亲一起商谈工作，讨论剧本，推敲台词，有时还听见父亲和他们一起唱几句。看不出父亲对他们有什么领导的架子，也看不出他们有见领导时的拘谨，更未见有谁提着礼品而来。直到“文革”后，他们来看望父亲，共同回忆过去，都感到格外亲切。对普通人，父母同样尊重。我们小时，因父母太忙，无暇照顾，主要和警卫员、司机、阿姨呆在一起。父母对他们平等、关心，有困难总是尽量帮助。我家保姆早年守寡，有一儿一女，父母待如己出，与我们姐弟相称，如今已有第三代了，还是我家成员。我小学五年级时，老师来家访，我嫌敲前门麻烦，就带老师从后门进入家里，父亲知道后批评我说：“老师是你第一个要尊重的人，怎么能让人家走后门，你要从小事上懂得尊重人。”父亲把新出版的少儿诗歌选签名送给老师，感谢老师工作的辛勤。
父亲宽容仁厚，一生勤奋工作从不言功，更不在背后说人家坏话，反而常常赞扬别人之长，对自己自谦自责。“文化大革命”父亲遭到残酷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即使在威逼下，他也总是光明磊落地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拒绝诬陷其他同志。“文革”结束后有一天，我去医院看父亲，他正和廖沫沙伯伯说话，我知道廖伯伯的牙齿几乎是在“隔离审查”时被整光的，所以就问父亲类似的经历，可父亲只字不提。我告诉父亲“文革”后期为探知他的生死，我们所做的种种努力以及某些人对我们的种种刁难，父亲平静地说：“过去的事就不要多说了，重要的是吸取教训，把今后的事做好。”他对“文化大革命”中抄过我家、贴过他的大字报、批斗过他的人从不耿耿于怀，可是对自己工作中的过失，尽管有些是不得已，也总是充满内疚之情。傅雷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父亲非常喜欢他的作品。１９５７年反右，父亲想保护傅先生，曾托人劝傅先生检讨几句，以便过关，傅先生不从，终于被戴上右派帽子。父亲晚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我错误很多，比如把傅雷同志打成右派。当时，他不肯检讨，我想检讨两句又没什么关系，后来才懂得，知识分子没有廉价的检讨，他不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是不能硬让他检讨的。”父亲的肺腑之言使与会同志无不动容。长期以来，我国政治风云变幻，演绎了多少人间是非恩怨，历史的进程，社会发展的起伏，不仅对人是思想水平、工作能力、献身精神的考验，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人人格的考验。
在父亲病重后的某一天，他郑重地对我们说：“爸爸革命一世，两袖清风，没有金银财宝可留给你们，一些节余的钱都买了书，这些书我要捐给老家，家乡还穷还落后。我现在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工作经历写成一本书，这本书就留给你们做纪念吧”！父亲走了，他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钱财，但他的一生，他的言行就是一本内容丰富的教材，这比世上任何东西都要宝贵。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