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寄明同志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怀念寄明同志
傅庚辰
１９４８年３月我认识了寄明同志，那是在哈尔滨东北音乐工作团（简称音工团）。
当时我们音工团第六组都是些孩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十岁，大都来自农村和小城市，我当时十二岁，小学四年文化，可以说我们是一群非常幼稚的少年。寄明同志就是我们的直接领导，负责管理我们，她和其他老同志一道教我们学政治、学文化、学业务，教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艺术观等立身作人的一些基本道理和基本的音乐理论知识。在此之前我连五线谱都不认识，更谈不上其它音乐能力，所以我参加的第一次演出工作（为“五一”劳动节演出刘炽作曲、晓星等作词的《工人大合唱》）是把门收票和打小锣。那时物质生活比较艰苦，供给我们的粮食不够吃，每日三餐中有一顿吃稀饭。没有菜金，我们把驻地旁一块垃圾场开成菜地；没有牙膏用牙粉，没有香皂用肥皂，没有褥子只有草垫。年纪小，冬天冷，有些同志尿床。大约在那年的７月份，寄明同志召集我们开会，动员我们剃光头，因为我们头上都长了虱子。我们很不情愿，申诉理由说：“既然大同志能留分头，为什么我们不能留，而且我们从前没有留过，现在长这么长很不容易，剃了太可惜。”寄明同志则开导我们说：“现在卫生条件差，你们年纪小，缺乏管理自己的能力，都长了虱子，很不卫生，先剃掉，等将来生活条件好了再留起来。”经过寄明同志的说服我们终于都剃掉了“分头”，变成了“光头”。
１９５８年五六月间我从朝鲜的平安南道桧仓郡给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寄明同志寄了一封信，表示想搞电影音乐，希望她介绍我到电影制片厂里去工作。这时中朝两国政府已达成协议，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于１０月２５日前全部撤军回国，我所在的志愿军歌舞团也面临着回国后被撤销编制。不久，我接到寄明同志的回信，她建议我调到军队所属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她说：八一厂是军队单位，你又在军队文工团工作，调动起来方便，又搞了电影音乐。当组织上找我谈话，问我回国后工作上有什么打算的时候，我便按照寄明同志的建议，提出希望去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回国后，志愿军歌舞团先改成总政歌舞二团，后被撤编，我的要求得以实现，调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这一调就是二十二年，我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二十二年里写的，这二十二年是我音乐生涯中的重要历史阶段，回想起来还是寄明同志给我指引了这条路。
我怎能忘记寄明同志呢！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内乱”之后，共青团要召开“十大”，决定重新征集少年先锋队队歌。团中央宣传部找了我，希望我也参加，我在团中央推荐的歌词中写了一首《少年先锋之歌》（胡乔木作词），据征歌负责人告诉我得票较多，很有希望成为少先队歌。但不久这位同志又来征求我的意见，他说听到一些反映：《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寄明作曲）这首歌“文革”前已在孩子中广为流传，孩子们很喜欢，是否也可以考虑用这首歌作为少先队队歌。我当即表示完全同意这种意见。我认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不仅主题思想好，而且歌曲的音调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朝气、充满着希望和力量。她象征着理想、象征着信念、象征着美好灿烂的明天。由于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由于这首歌本身思想上艺术上的重大成就，后来顺理成章地被共青团中央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这首歌从它诞生至今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它像甘泉一样浇灌着祖国的花朵欣欣向荣、绚丽芬芳，它像战鼓和号角一样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继承父兄的宏愿茁壮成长，它像火炬和旗帜一样，指引着新中国的少年儿童昂首奔向胜利的前方。
寄明同志走了，但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正像她将名字从吴雅珍改为寄明的初衷所示：寄希望于明天。她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她把全部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她的生命和作品将永远放射着灿烂光辉！
怀念你，寄明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