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飞跃与新理论 [复制链接]

第10版(理论)
专栏：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专论（3）

　　第二次飞跃与新理论
　　郑必坚
　　内容提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年来，我国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就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实现了新结合和新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二十年是一场大考试。在这场大考试中，我们经受住了一场又一场的严峻考验，并在考验中创造了辉煌成就，赢得了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国内的历史大转折和世界的国际局势大转折。这种大转折，给我们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大机遇，要求人们要敢于抓住机遇，勇于开拓进取。
　　今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二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是这二十年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留下的是不可磨灭的一页。短短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中实现了新飞跃，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实践中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我们今天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最重要的，就是要贯彻落实十五大作出的历史性决策，毫不动摇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握大局，经受考验，抓住机遇，坚定信心，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新结合 新飞跃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我们党获得的最宝贵的经验是：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
　　我们党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社会理想，靠的就是这个“结合”。毛泽东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结合。这次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一次大飞跃，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把它写上了党的旗帜。
　　我们党在最近这二十年，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社会主义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靠的也是这个“结合”。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二次结合。这次新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现了新的大飞跃。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也写上了党的旗帜。
　　为什么有了一次结合和飞跃之后，还要有新的结合和新的飞跃？
　　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党面临的历史条件和革命任务变化了。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新的革命是要把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全国人民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全党全国人民的工作重点必须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此相联系，必须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场新的革命，要求我们重新学习，要求我们重新结合。邓小平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之初就提出了这一任务。
　　其次是因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中吃过大亏，犯过错误。本来，这场新革命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可惜的是，由于党在工作指导思想上出现的错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内乱。而且，这场错误是在我国人民衷心爱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领导时期出现的，这是我们没有料到，也没有思想准备的。这势必促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促使我们解放思想，转换脑筋。邓小平在1986年9月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的访问时说过，“文化大革命”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他说，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始的新的学习和新的结合，来自于历史实践提供的深刻教训。
　　这种新的结合，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的结合，即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崭新实践的结合，又包括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同国际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同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发展的特点相结合。这种结合，不只是一种思想原则和思想方法，而且是一种战略考虑和政治艺术。它既要求一种面对现实、脚踏实地的务实态度，又要求一种面向未来、高瞻远瞩的开阔视野；它既要求在复杂变幻的局势中把握正确的方向，又要求从国家利益出发作出灵活的应对。江泽民同志曾经深情地指出：“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不仅领导我们的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而且还以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为党和国家重新走在时代潮流前面，为中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规划了崭新的和切合实际的宏伟蓝图。他立足中国大地而又面向世界，正视国情现实而又放眼未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高瞻远瞩地构思和设计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发展战略。”这段话讲得多好啊！这里不仅阐述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而且揭示了新时期新结合的新内涵，由此而产生的思想理论新飞跃，必定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的创立和发展。
　　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这种新结合新飞跃的成果，绝不是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而是说历史、时代、实践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对面临的新问题作出新回答，像当年毛泽东推进马列主义发展那样，继续在中国推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党在思想理论上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新结合中发生的。因此，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已经内在地贯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决不能把它同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决不能认为这一理论及其提出的新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应该看到它是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下来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同时，这一在新的结合中创立的新理论，又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一系列科学的新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党强调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就在于它是在新结合新飞跃中形成的科学理论，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又包含了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新内容。
　　大考验 大发展
　　应该看到，在新结合、新飞跃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这一新理论，是经过实践考验的科学理论。开国前夕，毛泽东进京时，说是“进城赶考去”。这场考试的结果，就是新中国的诞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年，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来说，又是一次大考试。这次大考试，考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考出了一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二十年是一场大考试，可以说我们天天在接受考试。然而，最严峻的考试，是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这是决定我们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考试。二十年来，我们的党经历了这样的考验有三次。第一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的严峻考验。第二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面临着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第三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是世纪之交的1997年，我们面临着邓小平去世后，党和国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严峻考验。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我们经受住了这一场又一场的严峻考验，并在考验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赢得了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
　　考试、考验，就是检验，就是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经受实践的检验，经受人民群众的评判。一场大考试，三次严峻考验，检验出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实践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社会主义实践中找到的真理。我们说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是对全党的一种政治要求。在这一根本之点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这又是一条政治纪律。这种政治要求和政治纪律，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只有当人们认识到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真理，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是在为真理而奋斗的时候，这种政治要求和政治纪律就会变成全党包括每个党员、每个干部的自觉行动、自觉追求。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历史性的转折，到十四大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再到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反映的就是这二十年在三次严峻考验中，邓小平理论的真理性为全党所认识的历史进程。
　　考试、考验，实质就是怎么认识我们面临的矛盾、问题和困难。“重大历史关头”，不是大门敞开、通畅自如的门坎，而是布满荆棘险阻、我们要去攻克的关隘。这就要求我们具有高昂的精神状态、果敢的革命勇气和务实的科学态度。邓小平的非凡之处，就在于每当重大历史关头来临的时候，他能够从困难中看到希望，在挑战中看到机遇，给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你看，在第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党内外政治上思想上十分混乱，拨乱反正受到严重阻碍，党的工作出现徘徊局面。与此同时，北部边境苏联陈兵百万，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迅猛，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已经兴起，对我们形成很大压力。但是，邓小平既不为困难所吓倒，也不为各种干扰所迷惑，他把国内在经济政治上面临的问题看作是深入推进拨乱反正的极好机会，认为美苏争霸对于我们是发展自己的有利时机，指出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给我们提供了有利条件。他说，我们认识到落后，就能去改变落后，就有希望。正是这种精神状态，这种科学态度，给全党指出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增强了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信心。在第二个重大历史关头也是这样，当时西方的战略家预言二十世纪兴起的社会主义将在二十世纪灭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实施经济制裁；国内“左”和右的错误思潮相互助长，推波助澜，使得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感到担忧或困惑。但是，邓小平临危不惧，果断地处理国内政治风波，明确地宣布“三部曲”发展战略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变。特别是1992年南方谈话，深刻而又精辟地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为我们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作出了杰出贡献。在第三个重大历史关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宣布，我们将毫不动摇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党中央继承了邓小平这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以科学的态度研究问题，回答了人们在旗帜问题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制度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问题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上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面对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在困难中指出希望，在挑战中看到机遇，在党的十五大发表了带领各族人民迈向新世纪的行动纲领和宣言书。
　　考试、考验，就是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实践，大胆探索。没有新情况、新问题，就不会有新考试、新考验。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大的考验，意味着我们原有的认识同新的实践发生了冲突，势必要求我们尊重实践，面对现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没有这样的思想路线，就不可能解决问题，找到出路，即使找到了正确的路子，也会因偏见和习惯的束缚，难以统一认识，齐心协力去攻克难关。因此，每当重大历史关头的重大考验来临的时候，邓小平就要求全党解放思想，冲破困扰我们的思想障碍的束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我们党认为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著名讲话和1992年南方谈话，是党在两个重大历史关头发表的两次思想解放的宣言书，认为十五大在新的重大历史关头面前开始了又一次思想解放，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客观现实。我们党在新时期能够经受住三次重大历史关头的严峻考验，使我们的事业获得奇迹般的大发展，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八个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考试、考验还没有完。十五大报告结束语中有一段十分深刻的论述：“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但前面的路并不都是平坦的，还会有各种困难和风险，包括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的，经济生活中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这一论断很快就得到了验证。在十五大召开前后，我们就经历了两大风险的考验，一是从东南亚开始的金融风险的严峻考验，一是历史罕见的南北洪水自然灾害风险的严峻考验。这两大风险的考验，我们都顶住了，引人注目。顶住风险靠什么？一靠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二靠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三靠人民群众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四靠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成就，特别是近几年中央加强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果。我们坚信，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能战胜任何风险和困难，胜利地跨入二十一世纪。
　　大转折 大机遇
　　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面临着不少的困难。这就是事物的复杂性，这就是革命的艰巨性。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各种矛盾日益显露、层出不穷。我们要在十五大精神指引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就必须保持奋发有为、坚韧不拔的精神状态，增强抵御风险的意识和能力，敢于抓住机遇，勇于开拓进取。这里，关键是我们要认识到，今天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难，从根本上说，来自国内和国际局势的两个大转折。
　　一是国内的历史大转折。它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开始了，一直要到在改革开放中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大转折，正如邓小平说过的，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实际上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也没有过。这四个“没有”，表明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表明我们开始了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折。这种转折必然是胜利与问题、成就与困难、主流与支流相互交织、同时并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历史大转折带来了事业大发展，同时，历史大转折也使社会方方面面的各种利益关系和深层次矛盾日益复杂化。你看，这几年，一方面是各种要素市场和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另一方面是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深入到社会主义经济自身的微观基础国有经济，涉及到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涉及到政府机构的改革和职能的转变，涉及到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二是世界的国际局势大转折。这种大转折，深刻地表现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两大主题，国际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等方面，这也是前无古人的大变动。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程度，必将对世界各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以新科技革命为先导的世界大发展，使世界瞬息万变，对我们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存加深，对我们也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这种局面将长期存在，而且越来越复杂。
　　这种大转折，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必然会反映到思想意识中来。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大转折，诸子百家争鸣。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变动的历史大转折时期，又是一个“诸子百家”。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世界大转折和中国历史大转折中，各家各派，各种理论，各种主张，令人目不暇接，也是“诸子百家”。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出现了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这样一种新情况。在冷战结束以后，西方某些势力同中国也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人权观、主权观、发展观、体制观、文明观、民族观等一系列的重大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剧了，深化了。这些情况，势必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给我们的实践更增加了复杂性。
　　所有这些，说到底还是两个“怎么看”的问题：一个是怎么看当代世界大局和中国大局；一个是怎么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怎么看”，实质上就是世界观问题，也就是立场、观点、方法问题。二十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这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观察和把握当代中国大局和世界大局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有了这个大局观、立场观，我们就能经受考验，抓住机遇，增强信心，进入新境界，开创新局面。
　　我们在这方面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是必要的、应该的。盲目自满不对，丧失信心更不对。我们要学习邓小平是怎么看问题的。1991年8月，他说过：“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1992年他还说过：“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今天，面对跨世纪发展的关键时刻，面对还在发展的金融风波，面对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其他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我们特别需要发扬这种科学态度和精神状态。在非常关键的时候，有这种精神状态和没有这种精神状态截然不同。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此，一个单位、一个人也如此。这样做的前提就是要好好学习，尤其领导层要学习。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而这个学习应该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习，应该是理论同各方面现代化实际知识和历史知识相结合的学习，应该是理论同当代的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变动相结合的学习，也就是应该提高到十五大新水平的学习。这样，我们就能清醒地看待考验，就能清醒地认识到大转折就是大机遇，就能清醒地既面对现实，不掩盖矛盾和问题，又充满信心。
　　我们坚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一定能够顺应潮流，把握机遇，趋利避害，乘势前进，在跨世纪的征途上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