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催生调整 机遇寓于挑战——1998年国际形势回顾 [复制链接]

第6版(国际)
专栏：年终专稿

　　动荡催生调整 机遇寓于挑战
　　——1998年国际形势回顾
　　本报记者 张德真 许宏治
　　临近新世纪的1998年是一个多事之年。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深化，政局动荡迭起，局部冲突频仍，使今年国际形势呈现复杂多变、矛盾交错的特征。然而综观全局，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流，多极化趋势在加速发展，大国关系在相对稳定中继续调整，经济全球化势头强劲，各国为应付挑战而加紧进行调整与改革。人类在机遇大于挑战、希望多于困难中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金融危机引发政治动荡
　　维护经济安全日显突出
　　1998年，全球关注的热点依然是金融危机。始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在肆虐亚洲之后，又蔓延到俄罗斯，并波及拉美，影响美欧，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经济增速下降。这场危机来势之猛，范围之广，危害之烈，为二战以后所少见。
　　这场危机在一些国家演化成政治危机以至社会动乱。在印尼，执政32年的苏哈托政权在金融风暴中顷刻倒台，两次大的社会骚乱使印尼经济元气大伤，社会对立加剧。金融危机是泰国政权更迭、马来西亚政治纷争的直接诱因。金融风暴使长期经济不景气的日本雪上加霜，最终导致桥本内阁下台。在金融危机打击下，刚有起色的俄罗斯经济又遇风雨，并引发政局动荡。总之，金融危机所刮起的“飓风”，是造成今年局部地区动荡不稳的重要原因。
　　这场危机也引起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动。发展中国家在危机中深受打击，经济损失惨重，从而使全球贫富差距拉大，南北矛盾加剧，南北问题更显突出。受金融危机影响，大国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金融危机造成贸易摩擦增多，在发达国家之间，为争夺国际市场而不断发生矛盾，贸易战有重新升级之势。
　　金融危机显示，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经济因素的作用上升，且经济与政治的联动关系日益突出。有的专家指出，当今世界，有“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的趋势。经济危机有可能引起政治动荡；反之，政治和社会动荡会阻碍经济发展。如何保持经济和政治的平稳发展，避免大的社会震荡，是各国需要面对的课题。
　　日益深化的金融危机引起全球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反思，维护金融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在今年召开的第五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心议题之一是防范金融风险，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金融新秩序。前不久闭幕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集中讨论了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问题。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舆论和经济界人士都强烈呼吁加强国际协作，尽快制止金融自由化中的无序现象，加紧制定新的“游戏规划”。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共识，使严重滞后的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并为推动进展迟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有利契机。这对于当前和下个世纪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饱受金融危机之苦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痛定思痛，对本国的发展道路和经济模式也在进行反思。一些亚洲国家为克服泡沫经济影响，开始着手调整经济结构，加强金融监管，逐步减少对外资的依赖。俄罗斯在“全盘西化模式”失败后，逐步出台一些措施，探索从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转为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动荡催生调整，危机孕育希望。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国家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政策，有可能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为今后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大国关系相对稳定
　　多极趋势继续发展
　　1998年，大国关系在相对稳定中继续调整。各大国在去年关系调整取得突破、纷纷建立各种形式的“伙伴”或“友好”关系的基础上，今年进一步采取步骤，使之巩固、充实和发展。今年夏天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中美首脑北京会晤取得积极成果。两国元首成功互访，为建立面向21世纪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迈出了坚实一步。中国同欧盟关系今年有很大进展。4月中国和欧盟领导人在伦敦首次会晤，欧盟第一次宣布将同中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今年欧盟主席桑特和法、英、意等国领导人先后访华，标志着中欧关系进入全面改善和发展新阶段。11月江泽民主席访俄并同叶利钦总统举行会晤，双方就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等问题协调了立场，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的联合声明。11月江泽民主席访日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日本。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决定“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将中日关系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日俄首脑今年也实现互访，11月发表的《莫斯科宣言》宣布两国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并争取在2000年前缔结和平条约。俄、法、德三国首脑定期会晤3月在莫斯科举行，表明三国间对话已日益机制化。此外，美同欧、日、俄领导人今年也进行了双边会晤。
　　这一系列高层会晤和发表的文件表明，大国关系已进入相对稳定、深化调整的新阶段。当然，由于利益定位、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不同，特别是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的存在，大国之间还有不少矛盾和摩擦。如中美之间的台湾等问题，中日之间的二战历史认识和台湾问题，美俄之间的北约东扩问题，美日、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等。尤其是俄罗斯国内危机发生后，美俄关系明显趋冷。但总的来说，今年大国关系未出现大的风波，协调与合作仍是大国关系调整的主流。
　　今年，大国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依然是“一超多强”，但各大力量的消长有新变化。美国经济连续8年增长，其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均在各国之上，但美国今年内受总统“弹劾”危机影响，外受各种力量牵制，其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和控制能力下降。欧盟异军突起。欧盟经济稳步增长，欧元启动在即。欧元区的建立，将对美元霸主地位提出挑战，有助于推动多极化进程。中国顶住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水冲击，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稳定的因素，国际地位进一步上升。日本经济由长期萧条转入衰退，力量受到削弱。俄罗斯遭受严重经济、政治危机打击，实力进一步下降。以上情况表明，大国力量消长有所变化，总的是朝均衡化方向发展，多极趋势更加明显。特别是欧盟一体化的加速，中国的崛起，联合国作用的加强，对“一超”推行“单极世界”的企图起到了有力的遏制作用。在科索沃危机中，由于中国和俄国在安理会的抵制，挫败了美国以联合国名义干涉南联盟内政的企图。这说明，在多极趋势加速发展的今天，任何一手遮天的做法都将受到制约。
　　局部冲突惊多险少
　　总体形势仍趋缓和
　　1998年，国际安全形势较之往年更为复杂。局部紧张、动荡加剧，冲突、危机频频发生，使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受到一定干扰。
　　全球核不扩散体系面临挑战。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试验把南亚次大陆的核军备竞赛推向白热化，使这一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受到严重威胁。朝鲜发射人造卫星后，日本借机加强军备，美、日宣布共同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从而给东北亚安全形势带来新的变数。
　　一些地区热点重新升温。在海湾地区，伊拉克和美国围绕武器核查问题的对抗多次发生。12月17日，美国对伊拉克实行代号为“沙漠之狐”的空中打击，对国际和平与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巴尔干地区，由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分离主义分子袭击塞尔维亚警察而引发科索沃危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一度威胁要对南联盟动武。在非洲，部族冲突、内战、边界争端此起彼伏，硝烟不断。今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已有十几国卷入战乱。其中刚果（金）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尤其引人注目。
　　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美国驻肯尼亚、坦桑尼亚使馆发生炸弹爆炸，造成5000多人伤亡。由此触发美国发射巡航导弹，对阿富汗和苏丹境内的两处目标进行“点穴”式的报复性袭击。在中东，恐怖爆炸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干扰了中东和平进程。
　　据粗略统计，今年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各种冲突和局部战争共有35起，其中新爆发的有12起。这一情况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冷战后一些国家和地区民族和宗教矛盾上升，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超级大国坚持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强化军事同盟，动辄进行军事干预，对别国滥施制裁，甚至绕过联合国单方面采取行动，使本可通过对话解决的矛盾日益激化，有的演变为公开冲突。此外，在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背景下，各种力量间的相互关系尚未定位，一些国家和国家集团趁机企图谋求地区霸权，这些因素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今年以来，虽然重大危机一再发生，但总的来看惊多险少。和平与发展、对话与合作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流。在国际社会斡旋下，科索沃危机得到缓解；非洲大湖地区冲突国家也达成了停火协议。由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僵持19个月之久的巴以谈判终于取得进展，双方就以色列进一步从约旦河西岸撤军等问题达成临时和平协议。北爱尔兰和柬埔寨局势亦趋于平静。这说明，在国际事务中，霸权主义和黩武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西欧政坛趋向“中左”
　　西方社会谋求变革
　　1998年，西方国家政坛出现了“中左化”现象，右翼保守主义纷纷退潮，而主张走中间道路的中左政党纷纷上台执政。
　　在欧洲，继去年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击败右翼保守势力重新执政之后，今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及联盟90／绿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获胜，社民党人施罗德当选总理，在野多年的社民党重新上台执政。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总书记达莱马出任总理，组成了意大利战后第五十六届政府。由前共产党领导人出任总理，这在意大利和西欧的历史上均属首次。
　　现在，欧盟15国中，已有11国的总理出自左翼或中左翼，另有两国由左翼性质的社会党参与组成联合政府，只有爱尔兰和西班牙还是右翼政党执政。欧洲的政治地图上出现了十分显眼的“中左化”现象。
　　今年美国的中期选举爆出冷门，民主党出人意料地增加了4个众议院席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主张比较顺应民意，而共和党中的极端保守势力遭受挫折。
　　西方国家政治潮流的这种变化有其深刻背景。80年代曾经盛行于西方的“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在克服经济滞胀的同时，也带来负面影响，造成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上升，经济自由主义膨胀。同时瑞典模式的高福利政策也使国家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许多政治家经过反思认识到，当前西方各国面临着相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既要尽可能地实现社会公平，又要提高效率，确保经济增长，于是介乎传统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是英国首相布莱尔。“第三条道路”在经济政策上强调自由市场竞争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企图在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之间寻求平衡。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既反对“从摇篮到坟墓”的大包大揽福利政策，提倡社会竞争，又主张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总之，它把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融合在一起，实行的是一种调和左右极端倾向的“中间道路”。
　　西欧政治“中左化”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的情况下，西欧国家为振兴经济、促进社会稳定、提高国际竞争力而寻求变革的一种反映，也是对新的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当然，这种调整只是对资本主义弊病作某些修正，它迎合了选民的求变心理，可能对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一定作用，因而受到选民的欢迎。
　　即将到来的1999年，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人类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进新世纪，这是值得世界各国人民深思的问题。总的来看，在新的一年里，缓和仍将是国际形势的主流，但天下并不安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将继续发展，大国关系将进一步调整。金融危机虽不会很快结束但明年将趋于平缓。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各国人民将抓紧机遇，迎接挑战，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共同努力，争取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入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