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人”的“正名” [复制链接]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金台随感征文

　　关于“名人”的“正名”
　　袁济喜
　　回上海老家探亲，见到原来居住的老街上矗起了一栋栋商品房，起了个十分好听的名称：“冠浦花园”，然而并没有花园，只是一栋栋三十几层的高楼孤零零地拔地而起。后来我才知道，如今的商业住宅楼与商场，往往有一个好听的名称，这就是所谓“某某花园”、“某某广场”，而其实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内容。至于为什么要叫“花园”、“广场”，大约是仿效港台，为了好听的缘故。联想到近来关于名人写书、明星效应问题的讨论，且不说这种讨论中的是是非非，单是对这种“名人”本身，在如今浮名成风的情境下，就很有必要加以一番“正名”。
　　“名”是“实”（即内容）的反映，“名气”与“名声”应是社会对一个人成就的公正而客观的评价。人们一定还记得东汉末年那首“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高弟良将怯如鸡”的民谣。当时之所以出现名实相背的状况，一方面固然是因了朝廷对名声的提倡，东汉时代的察举、征辟以所谓乡闾评价为依据，于是许多人为了捞取好名声而不惜作假；另一方面在浮华虚诞的岁月中，社会大众早已被向声背实的通病所支配，哪里还有头脑去分辨识察。所以后汉的那些思想家，无不对向声背实慕名弃实的现象深恶痛绝。中国古代从很早开始，就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认为一个人要名垂后世，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在立德、立功与立言三方面有所成就。当然，古人所说的道德标准与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但其中也有相通的地方，这就是一个人的名誉与名气必须建立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基础上，必须在真正有所成就的基础上才能名实相应。正如汉末一位叫徐干的思想家在《中论》中所说“贵名乃所以贵实”，而不是单纯追逐所谓“名人效应”。然而考察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文化界的“名人”，有多少是在立德、立功与立言上做出贡献的？有些人的名气恰恰是靠缺德炒出来的。有些“名人”在事业上做出了一些成绩，然而其炒出来的名气却远远大于其实绩，宛如久病之人，体不胜衣。至于文人的“立言”，本应该像曹丕《典论·论文》所说，“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封建社会中的一位帝王尚且知道文章要依靠自己的功力自传于世，不要依托权势与吹捧之辞来走红，我们今天这些号称有现代意识的“名人”岂不是更应该懂得这个道理？遗憾的是，在“立言”（即写作）领域，一些所谓“名人”依恃作品本身出名的不多，许多是靠权势与金钱的依托而走红的；或者即使作品有一些成就，也要依靠一帮吹鼓手来炒作。在当今，“名人”、“明星”的日趋泡沫化已是一个不须争辩的事实了。
　　再往深里追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在电子信息时代，有相当一部分所谓“名人”，往往是占据传媒的从业人员。由于现代电子传媒可以使一个人的知名度随着传媒的迅速传递速成，于是，一些传媒的从业人员（大多是电视业与电影业中人）顺理成章地成为明星即“名人”了。“好风送我上云端”，这种“名人”与“明星”，他们的内里往往是令人失望的。读他们的书，发现与所谓“名著”完全是两码事，然而现代人的向声背实的病态阅读心理，早已使他们陷入了一种明知是泡沫也要去狂吞的阅读怪圈之中。因而这类本来价值不大的书越出越欢。电子信息无节制的膨胀，造成了传媒称霸，“网络为王”的局面，人的个体判断力在电子信息的压迫下，反而日渐萎缩，社会上形成了以耳代目，人云亦云的趋同心理。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问话：“最近你看了某某书没有，听说这本书很火。”于是一些人依据周围人的推荐去看这本书，如若看了之后发现这本书并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好，他们往往没有勇气去与时尚抗争，而是会反问自己，是不是自己的欣赏水平跟不上时代，出了毛病？同时别人往往也会指责他的鉴赏水平不合潮流。在现代电子传媒时代，时尚的压力太大了，它可以摧毁人们的个体性与自信心，使人身不由己地加入其中。其实，越是在别人一窝蜂地赶时髦的时候，就越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力。《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东晋一位叫庾仲初的文人摹仿汉代《两都赋》、《二京赋》一类京都大赋，写了《扬都赋》，经过名士庾亮的推举，于是人人辗转传抄，一时为之纸贵。独谢安不以为然，批评它“屋下架屋耳”，是摹仿古人的一种没有出息的作为。这件事说明谢安不愧是一位真正有个性、有独立见解的名士。
　　由此，笔者不由得想到，在我们这个嘲笑英雄，缺少真正名士的时代，却又“名人”如过江之鲫，比比皆是，这倒底是正剧呢还是闹剧，抑或是一幕真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