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里的“村干部” [复制链接]

第11版(社会周刊·读者之友)
专栏：普通人的故事

　　都市里的“村干部”
　　本报记者 龚金星
　　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小城镇，都有居民委员会。它和农村的村民委员会一样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因此，记者在采访一些居委会主任时，他们也称自己是“村干部”。
　　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和桥梁，是城市和农村各项工作的落脚点。湖南长沙市副市长向力力说：“城区工作要到位，关键抓好居委会。”他在担任长沙市岳麓区委书记期间着力抓居委会的建设，不仅使居委会干部队伍素质大为提高，而且创建了全国闻名的文明示范小区。民政部基层司城市处白光昭同志告诉记者：“现在，城市的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等一些改革的新举措都要落实到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
　　前些时候，记者在北京、湖南的长沙、常德等城市，对几位居委会主任进行了访谈。从他们的工作感受中，我们或许能对居委会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了解。
　　（一）
　　常从人68岁，北京市朝阳区农丰里居委会主任。1991年从农业出版社编辑部党委书记任上退休，1994年被推举为居委会主任。
　　约好采访时间的那天早晨，我赶到了农丰里居委会，常从人不在。问一位老大妈，她告诉我，常主任到前面菜市场上去了，又仔细向我描述了他的模样。市场是院子里的几个卖菜的小摊。我看到一位老人正向一位卖菜的询问蔬菜是否新鲜，他就是常主任。接洽上后，我们在居委会的一间办公室里聊了起来。常从人主任说———
　　我们这个院子里住着1000多户、3000多口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农业部50年代参加工作的干部，户主有70％以上是处级，文化层次高，人的素质也高。因此，居委会的工作做起来也就能得到理解和支持。
　　这些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急盼着有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和生活秩序。我们提了一个口号“住农丰，爱农丰，建农丰”。讲清一个道理“社区是个家，关门是小家，开门是大家”。我们居委会的人，经常开展的活动就是走近邻里，认识大家，送上一份真情。这些活动很受大家的欢迎。
　　（二）
　　林广书女，59岁，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南里第二居委会主任。1990年2月从北京化工二厂检查科退休后任居委会主任，已连续两届当选。
　　在林立的楼群中，有一幢小平房。这就是呼家楼南里第二居委会的办公处。林广书主任正在召集居委会的党员们过组织生活。会结束了，林广书接着跟我聊了起来。她说———
　　1990年刚开始当居委会主任那阵子心里没底，不知道该怎么搞。家里的人都劝我别遭这份罪。打退堂鼓吗？我很犹豫。上面的领导鼓励我，居民们热情支持我。我很受感动，下决心要把事情办好。今天我这一开门，先是要安排打扫小区内的卫生，这几条路人来人往的不保持清洁不行。然后，就是几个办暂住证的。办完证，几位老同志找来了，跟儿媳们怄了气，我们得劝劝，帮助老人们顺顺心。这样的事，老人们都愿意跟我们谈。
　　说到这里，林广书请我到居委会办的老年活动站看看。当时已是下午4时多，活动站仍很热闹，两位老人正下象棋，下棋的和观棋的都很认真。几位老人对我说：“感谢居委会能把我们这些人想在心里，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实事，除了这个活动室，我们还有合唱团、秧歌队呢！”
　　（三）
　　何淑湘女，49岁，大专文化，湖南长沙市岳麓区湖东居委会主任。原在一家仪器仪表厂工作，1988年招聘为居委会主任，已连续三届当选。今年还当选为长沙市人大代表。
　　采访何淑湘是在元宵节的前两天，她正忙着张罗正月十五的元宵灯会。下午3时，我准时赶到何淑湘的办公室，她刚从布置灯会的现场回来。一进门，一位老人在小保姆的搀扶下进来了，要找主任谈事。何淑湘歉意地对我说：“实在对不起，还得让您等。”
　　老人找何淑湘要谈的事是：她今年76岁了，几个子女争她的房产。老人很苦恼，和居委会的领导谈过后，才知道立个遗嘱就可以消除儿女们纷争的烦恼。春节前，何主任带她到司法部门办了一个公证。但老人对这个公证搞不明白，放心不下，今天要让何主任给解释一下。何淑湘一字一句地解释着，老人点着头，满意地走了。
　　来来往往，问这问那的走了好几拨人。终于轮到我来提问了。我说，在居委会主任这个岗位上，最快乐的是什么？最苦恼的又是什么？何淑湘说：“每一位居民从居委会满意离去时，我心中都是快乐的；最苦恼的事是有很多事情要办，但是没有钱。”然后，她又补充道，我们为缓解经费紧张的问题，还是想了不少办法，开办了一些有效益受欢迎的服务项目。因此想干的事大多都办成了。
　　可不，我看到居委会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不少锦旗和奖状。
　　（四）
　　湖南常德市鼎城区严家岗居委会和常沅居委会，是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规模扩大，整体由村级组织“农转非”变成城市居民委员会的。这两个居委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围绕征用了他们的土地建立起来的位居全国十大市场之列的桥南大市场做服务文章。这个占地500余亩的大市场，有来自19个省市的3万多工商客户在此经营。他们的住宿和食用，就成了常沅居委会和严家岗居委会由农村转向城市后的主要工作。
　　燕道来58岁，1960年始任严家岗村党支部书记，1991年村改为居委会后任主任至今。
　　没想到，种着好好的田，转眼间就长出了一幢幢的高楼大厦，成了市中心。不叫村了，也不种地了。一时还真转不过弯来。桥南大市场逼着我们转，不转就会端个金饭碗饿死。我们组织了搬运服务队，承包了桥南大市场家电市场的上货卸货、拉进拉出的业务。桥南大市场有1万多人暂住我们居委会，如何为这些人提供满意的吃住行，是我们要考虑的。搞好服务是我们的责任。
　　姚席玖49岁，1981年任常沅村党支部书记，1990年转为居委会主任。
　　从村转到居委会，开始真是手足无措。我们居委会是市区流动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高峰时有两万多人。不会管理，结果乱得一团糟，什么怪事都有。后来，在上级的指导下，我才摸出了一些办法。从村干部到居委会干部，工作方式和服务内容变化不小。过去，当村干部还可以搞点行政命令，现在就不行了，只能多做说服教育的工作。我总觉得在城里当“村干部”要难些，但又还得想办法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