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春花开“紫禁城” [复制链接]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报春花开“紫禁城”
　　本报记者 向兵
　　毕竟已是信息时代，这些年里无论你是否关心国产电影，是否了解中国电影市场的变化，一家叫作“紫禁城”的影业公司的名字却总会在耳边响起。尽管中国电影彻底走出低谷尚需时日，然而这几年，在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广大电影工作者富于创造性的努力下，中国电影业在滑坡中“止跌企稳”，正一步步走入“上升通道”。一如初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时令，乍暖还寒中，春的脚步正在不远处实实在在地响起，而“紫禁城”就是这可喜势头的一个象征。
　　希望和象征的“紫禁城”
　　回首1997年的中国电影，也许没有人不知道去年3月初上映的《离开雷锋的日子》，以及年底推向市场的首部国产“贺岁片”《甲方乙方》。前者公映于全国上下纪念雷锋的时刻，社会效应自不待言，其经济效益同样十分可观——投资三百五十万，票房收入三千万。后者仍然是一部投资不过四百万的“小制作”，却仅在北京一地就创下了超过一千万的票房收入，胜过了几乎同时上映的耗资近亿美元拍成的“进口大片”。前些日子“紫禁城”又传来捷报，该公司的新片《背起爸爸上学》，再次被全国的电影发行者看好，在北京仅上映十天，票房收入已超百万，引得一些私营音像制品商也纷纷找上门来要求购买音像版权。
　　毋庸置疑，“紫禁城”短短两年的实践和成就，让一切不抱有偏见的人看到了中国电影业的生机和希望。而这希望正源于一种适应市场新形势的新机制。
　　成立于1996年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是一家国有股份制电影企业。由北京市文化局下属的北京市电影公司、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和北京市广电局下属的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参股组成的“紫禁城”，正是一种现代企业形式下的“强强结合”。作为股东，它们中有制作过《渴望》、《北京人在纽约》、《过把瘾》、《爱你没商量》、《宰相刘罗锅》等作品，创作经验丰富的影视制作机构；更有熟悉市场，与“大华”、“首都”等一批著名影院联系紧密，在影片宣传、发行上颇具实力的影片发行机构。这种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以资产为纽带的跨系统重组的形式，从体制到内容真正实现了电影业呼唤多年的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
　　创作加运作的“紫禁城”
　　多少年了，我们的电影制片厂与所有的国有企业一样，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从来都是只管生产而不问市场。这种生产方式在那长期的“短缺经济”的年代里曾为新生共和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打下了厚实的基础。然而，在物质、文化产品和消费形式日益丰富的今天，多年的卖方市场变成了人们可以任意选择的买方市场时，这种不问市场意愿的生产方式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中国电影之所以走入低谷与此不无关系。制片与发行长期的脱节，从体制上进而也在观念上影响着中国电影业的发展。
　　前些年，南国广州出现了个“三剑客电影学社”。几位善于从市场出发对影片进行宣传策划的电影工作者，在尚无能力打破制片和发行脱节的体制、难以介入影片投拍前的前期创作的情况下，从发行的末端着手，对一些重点影片在宣传上巧运心思，重新包装。从而使得《军嫂》、《警魂》、《一个独生子女的故事》等影片，在广州都获得了较好的票房收入。去年，为了扩大《大转折》在广州市场的号召力，在八一厂领导和创作人员的支持下，他们将三个多小时的革命历史巨片《大转折》缩剪成两个小时的内容，投放市场后反映很好。这一不乏典型意义的事例，在表明制片业领导人市场意识加强的同时，也生动反映出了制片和发行结合的重要。“紫禁城”的新意和活力也正在这里。
　　如今在京城，乃至全国影视界，都知道现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和“紫禁城影业公司”总经理的张和平。这位曾策划出《冰糖葫芦》、《过把瘾》、《宰相刘罗锅》，并为它们作词的人物，对把握一部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具有独到的眼光。当初正是他在《离开雷锋的日子》剧本被多家电视台“毙”掉后，一眼看中其价值而作为“紫禁城”的开场锣，立即组织投拍。长期从事策划、组织大众文化产品生产的实践，使“紫禁城”的这位决策人在如何使艺术生产贴近观众与市场接轨上，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而“紫禁城”的新体制更有利于他发挥出面对市场，对艺术产品进行“创作加运作”的优势。他认为，影视业实行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的内涵正在于此。
　　事实上，作为“紫禁城”副董事长的北京电影发行公司总经理王珠、宣传策划部经理高军，和卓顺国等一批熟知市场情况的发行人员介入影片的创作和生产，正是《离开雷锋的日子》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影片投拍前，他们和编剧一道讨论剧本；他们以电影市场之规律说明上映时机关系影片的成败，说服导演一定要在3月5日前制作完成影片按时上映，为此制定出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份“倒计时摄制工作时间表”。影片拍摄中，张和平和王珠等发行机构领导又多次到拍摄现场和后期制作车间，与创作人员边看样片边修改。发行部门的提前介入使影片在创作之初就考虑到了市场；出于共同的利益，发行部门对影片宣传、发行的热情，自然也积极主动多了。当《离开雷锋的日子》刚投拍，发行部门就已做好了整套宣传策划，同时开始紧锣密鼓地安排不同的看片发行活动……
　　同样，取材于真人真事的《背起爸爸上学》也是在这种充分重视市场的“创作加运作”下获得成功的。就题材而言，该片并不比已有过的《一个独生子女的故事》新鲜。影片开拍前“紫禁城”专门请来影院经理们讨论剧本，经理们却一眼就看出了它的价值：在教育部门正大抓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型期，社会正需要教导孩子们战胜困境的生动教材。果然，这部作品一问世，便受到了教育部门和学生家长们的热烈欢迎。它再一次证实了新体制下，发行、放映部门由电影生产的客体变为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主体，在市场规律指导下参与制片机构的创作和生产，主动进行策划运作的作用。
　　生逢其时的“紫禁城”
　　“长沙会议”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上提出的实施电影精品“九五五○工程”，吹响了迈向新中国电影第三次高潮的进军号。同时，会上决定进行影视合流的体制改革，将分属宣传、文化、广电部门的影视制作机构，一律划归广电系统。然而也就在这次会上，“紫禁城”这个以股份制形式建立的跨属文化、广电两个部门的影视制作新机构，却作为唯一的例外，得到“特批”而成立。
　　“紫禁城”的诞生不是一种偶然。它是时代的产物。应运而生的“紫禁城”从她呱呱坠地的那天起就得到了众多的关怀和扶持。在成立大会上，新上任的北京市市长贾庆林和广电部部长孙家正一同为她剪彩；为保证“紫禁城”第一部影片的质量，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龙新民冒雪前往长春审看正在后期制作的样片；为了保证影片按“紫禁城”的“倒计时”时间表准时上映，广电部电影局的领导们不惜在除夕夜守候在空荡荡的放映间等着刚下剪辑台的影片送审；为了加强“紫禁城”第一部影片的声势，广电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赵实欣然参加首映活动……
　　两年前的3月，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和平参加了促成“紫禁城”建立的“长沙会议”；一年后的3月，“紫禁城”总经理张和平被“特邀”出席全国电影工作座谈会，会上中央领导和广电部负责同志在肯定“紫禁城”的同时，一再告诫他：“紫禁城”千万不要铺摊子，不要搞重复建设，搞大而全、小而全；又一年后的今年3月，当张和平带着“紫禁城”创造出来的成绩，再次走入全国电影工作座谈会会场，“紫禁城”又一次成为会上让人兴奋的话题时，张和平更深切感受到肩头的分量——
　　东风花放第一枝。新机制下的“紫禁城”不仅要出好影片，出好效益，更要出经验，出路子。“为了明年的3月，为了永远拥有灿烂的阳春，‘紫禁城’加把劲！”张和平心里暗自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