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密集型大学的优越性 [复制链接]

第11版(教育)
专栏：名家新论

　　研究密集型大学的优越性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 盖哈德·卡斯帕尔
　　我所服务的大学和世界上的许多大学一样，都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学必须具备何种品质才能卓越地服务于社会？我常被要求说明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关系的“秘诀”。在世界范围内，硅谷已经成为关于大学与其所在地区的富有成果的相互关系的比喻。许多到斯坦福大学访问的人都试图了解其成功原因。
　　答案并不在于斯坦福发现了什么“秘诀”，而在于斯坦福大学严格贯彻一所“研究密集型大学”具有的基本的目标与特性。
　　当我使用“研究密集型大学”一词时，我指的是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学校，是一种符合三项条件的机构。这三项条件是：精选学生；主要致力于探索知识；富于批评性的追根究底的精神。我不沿用常见的美国名称“研究大学”，因为我所说的这种大学不只是一种研究机构，而是把研究作为大学的传统的教与学的功能中的一个部分。
　　在21世纪来临之际，“研究密集型大学”目前所要做的是思考自己和其他从事教育的社会机构的区别，从而集中注意力于什么是其独特性和长远任务。并且，这些思考和我今天将讨论的“非秘诀”有关，而其更重要的目的，则是为下一世纪重申在200年前就被明晰描述过的大学的社会角色。
　　在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富于成果的相互关系中，第一重要的因素是大学的根本承诺：建设在研究和教学方面的学术的“卓越性尖端”，而不是训练工程师及商业管理人员。
　　在大学对其进入21世纪时的使命感到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急待做的事是反思大学的核心任务，不要让那些要把大学变成面面俱到样样能做的人来改变大学的方向。
　　斯坦福大学的“非秘诀”的第二要素是，尽管有无数诱惑存在，但斯坦福大学始终把教学和研究的结合看做其主要任务。这就是这所大学的优越性所在。
　　教师和学生在共同的知识追求中都有他们各自的正当权利。教师的表现依仗于学生的出席与兴趣，不然，科学与学术皆不能发展。当学生由那些从事创造性的努力探索的工作的学者们来施教，得益的不仅是学生。当年轻一代认真或者天真地发问的时候，学术本身也会因此而大大丰富。
　　在我看来，在那些学生的绝对人数及科研机构压倒一切的大学中，在研究和教学被全然分开或者部分分开的国家，大量的创造力是被闲置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能太过激烈。我要强调的观点不是教学建立在研究基础上，而是研究要从教学中获益，不但获益于对研究生的教学，而且获益于对本科一年级学生的教学。
　　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坦福大学的“非秘诀”的第三个重要的方面是：大学制定学术计划的自由。学术自由是大学的不可或缺的灵魂。
　　归根结底，学术自由意味着摆脱大学内部要求一律的压力。然而，假如学术自由将被解释为无人有权或有责任坚持教授们应对其教学中的缺点负责的话，也是不恰当的。这是大学自身的责任。大学必须持续地专注于改善自身的品质。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如今，在全世界存在着对大学和工业之间的更强的联系和更广的伙伴关系的需求。斯坦福大学和硅谷被看做是这一伙伴关系的典范。比如，在50年代，斯坦福研究园建立于大学旁边，使得斯坦福大学和实业界的来往更容易了。
　　对大学来说，这种伙伴关系并不是干扰而是对自身的丰富化，便于大学向其工业界的伙伴学习。所以，它包含斯坦福大学的“非秘诀”的第四项主要因素。这种关系强化了企业精神以及对技术转让是一种“身体接触运动”的认识，也就是说，它假定了个人之间的互动的愿望。这种非科层化的人际互动是斯坦福文化的重要部分。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防范过分简单的期待。“研究密集型大学”与实业界之间的边界应当多孔道流通化的同时，它在贡献发明创造方面的优越性也依靠于设置研究方向及在研究中向各种机遇保持开放的能力。
　　斯坦福持续地保持开放性。我相信，这种开放性的结果显示了这一方面的特性确实是我们大学的“非秘诀”的第五要素。如果一所“研究密集型大学”变成听命于商业产品发展的或者政府的工业政策，它就会丧失其由对于不断的质疑与探索的过程的承诺而得到的优越性。我们也必须牢记，来自工业界的支持是意义重大的，但是在经费方面，不足以取代来自政府的研究基金。基础研究是一种公益事业，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在这方面所能做的相当有限。这一层，各国政府常常忘记，尤其是在发生财政危机的时候。假如不是二战以后政府的财政支持，斯坦福大学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
　　在21世纪即将开始之时，为贡献于社会，“研究密集型大学”仍然需要努力趋近19世纪初设想的理想类型。诚然，大学作为一种机构，受到信息技术的深刻影响，大学和社会的关系也因此而被重新定位，而这些都在斯坦福大学的创立者的想象之外。我们能否成功应付由信息技术发展所引发的新局面，对大学的前途至关重要。
　　但是，不管怎么说，衡量一所大学的最终尺度仍然在于其研究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在这一点上，21世纪的大学仍然要用传统的尺度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