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音乐的一面镜子 [复制链接]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美国音乐的一面镜子
　　雨杨
　　1917年，著名音乐评论家杰姆斯·汉耐克在评价纽约爱乐乐团时就说：“纽约爱乐乐团的历史就是音乐文化在美国的历史。”时隔80年后，我们当然不能以此观点来评述一个乐团在150年的历史中所经历过的一切。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纽约爱乐的发展是交织在美国200多年的成长史中的。在文化的现象可以以量化的价值观念来研究的时代里，我们可以引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音乐系教授哈沃德·夏尼特的近代描述：“纽约爱乐的发展是美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
　　纽约爱乐乐团是美国交响音乐的开山鼻祖，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团之一。如果还要从字面上加以解释，那么它也是能够冠以“爱乐”二字的以“业余身份”起家的交响乐团的鼻祖。它与维也纳爱乐同龄，它比柏林爱乐早40年，比华沙爱乐、哥本哈根爱乐早60年，比罗马和米兰的爱乐乐团早3／4个世纪。
　　1842年12月的一个寒风料峭的晚上，在纽约百老汇街410号阿波罗大厅里，600多名观众聚集在一起，聆听一个崭新的音乐组织的第一场音乐会，也就此为这个组织以后的156年辉煌的历史奠基。3个还可以被称为“指挥家”的纽约人分别亮相，在打着“俨然是德国音乐传统的翻版”的印记的乐声中，开始了一个令人眩目的美国式的音乐里程。而座上的嘉宾们在用德语的交谈中，不知不觉地成为了这一开端的见证。那天晚上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门票的价格是85美分。据说在当时，这些钱可以用来购买15磅牛肉或者是羊肉！
　　于是，交响乐在美国开始了一个半世纪的旅程。在经济的繁荣和萧条中，在战争的喧嚣和对和平的呼唤声里，在种族与种族的对立和和解的时刻，从始至终沿着一条既联系又脱离的轨道运行，但也从始至终没有摆脱“美国”——这个核心带给它的引力，也从始至终都依从和反映着美国乃至世界音乐文化跳动的脉搏。它从19世纪初欧洲式的纽约社会文化的背景中衍生出来，在马勒的指挥棒下，发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交响乐团；又在20世纪的30年代，受益于托斯卡尼尼纯粹欧洲音乐理性的熏陶，并且通过欧洲巡演，获得了世界意义上的成功。也就是在“托斯卡尼尼的时代”，才使得纽约爱乐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金色时代。而当年轻的美国人伯恩施坦出任音乐总监，爱乐才成为一支真正的美国乐团，并在开掘美国和当今世界的音乐瑰宝的过程中，成长为本世纪最杰出的交响乐团。
　　反观纽约爱乐辉煌的156年，像是无数的闪光点穿起来的项链，在每一个扭结处，都铭刻着一个伟大指挥家的名字。克莱里·希尔、古斯塔夫·马勒、托斯卡尼尼、布鲁诺·瓦尔特、伯恩施坦、皮艾尔·布莱茨、祖宾·梅塔，一直到今天的库特·马苏尔，每一个名字中都凝结着音乐文化发展阶段的特征，每一个名字都为纽约爱乐和它的听众们带来一次音乐文化上的CRESCENDO（意为：渐强）。指挥家是交响音乐的灵魂，是交响乐团的象征。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任何一个交响乐团的历史，就是所有担任过这个乐团的音乐指挥的历史。而对纽约爱乐而言，“纽约爱乐的音乐指导名录是一份无与伦比的音乐贵族的记录。”
　　当然，“贵族”的艺术家不仅仅是为贵族们服务的，比如纽约爱乐现任的音乐指导库特·马苏尔大师就是把“严肃音乐”带到“寻常百姓家”的众人之一。这位前民主德国机械师的儿子，从17岁进入莱比锡的音乐学院的时候起，就已经注定要完成“把音乐中的伟大情感传达给每一个普通人”的使命。26年里，在伟大的门德尔松工作过的莱比锡布业工会交响乐团音乐指导的岗位上，马苏尔大师都在努力地实现这一伟大的人文理想。1991年，来到纽约爱乐之时，正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马苏尔也正是凭着这种朴素的人文追求，用爱去感动乐团的每一个成员，并引导他们用爱去感染美国和世界的所有人。“温暖而集中的声音显得和谐而丰满，那声音甜美而又讨人喜爱……”的确，就像音乐批评家所指出的：“马苏尔是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地点，找到了一份恰当的工作。”（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