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必须反映时代——访邢贲思教授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访谈

　　哲学必须反映时代
　　——访邢贲思教授
　　本报记者卫庶
　　记者：您曾在《在反思、探索、开拓中前进》一文中，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0年的（中国）哲学是反思的哲学，那么对最近10年的（中国）哲学您又有些什么看法？
　　邢贲思：最近10年来，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89年的政治风波被平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的召开等等。贯穿于这些重大事件的一个基本点是，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挥它的指导作用，并通过实践得到了新的发展。作为邓小平理论新发展的集中体现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十四大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它们论述的虽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和指导方针问题，但其哲学基础却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南方谈话为例，邓小平同志不仅谈到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而且指出应当以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一方面他强调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必须把速度和质量、效益结合起来；一方面他强调经济建设始终是中心，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这个中心不能脱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他提出不要纠缠于姓“社”和姓“资”的抽象争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一切理论、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强调要敢试敢闯。他还进一步发挥了生产力标准的观点，提出一切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些论断涉及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使我们在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的同时，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十四大、十五大报告在一系列问题上有理论突破，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比如十四大、特别是十五大关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十五大关于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改组以及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论断；十五大关于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论断等等，无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突破陈规，言前人之所未言，不仅使人耳目一新，而且使我们对今后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哲学必须反映时代。既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成了我国社会生活的主线，那么，作为时代精神反映的哲学也必然会体现这一主线。近10年来，我国哲学界研究最多、讨论最多、成果最多的就是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问题。如果说1979—1989年这10年我国哲学的基本特点是反思，那么1989—1999年这10年我国哲学的基本特点是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探索与开拓。
　　记者：在从事了4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后，您可否对自己的学术生涯作一个回顾？
　　邢贲思：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已经40多年。这期间虽然取得过一些成绩，但也有不少失误和缺憾。多年来的体会集中到一点就是，我感到哲学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时候我们的祖国沿着健康、正确的轨道前进，什么时候就不但国家昌盛、人民幸福，哲学也会得到相应的繁荣。1957年以后，我国经历了长达20年的曲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不仅把我们的国家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而且我国的哲学乃至整个学术事业也遭到了很大的摧残。哲学作为“智慧之友”却失去了自己特有的认知功能，变成了现行政策而且是错误政策的诠释。当有的哲学工作者敢于向现行的错误政策及其哲学诠释提出异议时，就会遭到纷至沓来的无情批判，比如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讨论。当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妄图篡改历史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时，有谁敢不追随其后，摇旗呐喊，就会厄运降临，立即成为批判对象，比如所谓的“评法批儒”的闹剧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哲学成了一些人推行其错误路线的工具，成了某种政治的附庸，哪里还有真理可言，哪里还有智慧可言，哲学是“智慧之友”的说法岂不成了对历史的嘲弄。
　　因此，我认为哲学不但要反映时代，而且要关心祖国的命运。只有国家的命运改变了，哲学的命运才会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们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现在，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的事业又取得了新的进展，祖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哲学和其他科学一样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只有在没有任何精神枷锁的条件下，只有在可以自由徜徉的天地中，哲学才能从某种附庸的地位解脱出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智慧之友”。这就是我多年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最深切的体会。
　　记者：您认为当前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何意义？
　　邢贲思：当前加强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而且带有相当的紧迫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我们干革命靠的是这个思想武器，现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要靠这个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是唯物论，这就是辩证法，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理论，首先就要学习贯穿于其中的哲学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因此一切真正的科学都是它的盟友，而一切唯心主义、封建迷信、伪科学对于它来说都是水火不相容的。近年来，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封建迷信盛行，有的封建迷信活动已达到十分猖獗的地步。最近揭露出来的“法轮功”非法组织就是最突出的。在其头头李洪志的操纵下，“法轮功”组织不仅大肆散播种种歪理邪说，而且有纲领、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不少破坏活动，给人民生活、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危害。中央决定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并作出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规定，是十分必要、十分及时的。相对于组织上的取缔来说，对“法轮功”一般练习者的思想教育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考虑到除“法轮功”外，社会上还有其他封建迷信活动存在，因此，当前在揭批“法轮功”的同时，开展宣传唯物论、无神论，反对各种封建迷信、唯心主义、伪科学的思想教育非常迫切。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共产党员，甚至党员干部不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却相信封建迷信，参与封建迷信活动，在世界观上已经走到同党对立的地步，这是十分危险的。希望他们通过学习，回到党的世界观上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上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记者：您能否对哲学的未来作一展望？
　　邢贲思：哲学的命运决定于社会的需要，而关于宇宙、人生问题的思考，也和社会的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其他的精神文化生活一样，永远为社会所需要。即使到了下一个世纪，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哲学仍能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仍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的价值是永恒的。
　　哲学的价值是永恒的，但哲学的形态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对未来的哲学状况，我们现在很难作出具体的预测，不过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在未来，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一种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必然能够从哲学上回答时代向它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或者说为解决这种重大的社会问题指明一种方向，提供一种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在未来，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一种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必然能够从人类的新的实践经验中、从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使自己从内容到形式都能和时代的发展相适应。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能够起到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只要我们坚持搞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哲学的明天必将属于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