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海行舟靠胆识——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改革发展纪实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科海行舟靠胆识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改革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贾西平胡斌
　　编者按：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深化的重要标志是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从1985年实施科技拨款制度改革开始，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已有15个年头了。其间，全国数千家科研院所经历了不同的求生存、求发展过程，走出了各自的改革路子。从全国看，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现象已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但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事业的需求相比，还远远不够。
　　为迎接本月下旬即将召开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本报记者采写了一组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示我国科技事业的成就，同时反映一些存在的问题，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关注。
　　位于北京新街口外大街2号的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曾是一个神秘的大院，没有门牌，军人站岗，连研究所、研究室也是用数字代号来命名的。
　　经过10余年大刀阔斧的改革，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经济收入每年平均以30％的速度递增，1998年经济总收入达5．32亿元，人均创产值约30万元。经科技部以30多项指标评定，该院综合实力在全国5000多家科研院所中名列前茅。
　　改革是充满艰辛的。在成功喜悦的背后，都有一段历经坎坷时的辛酸。这种辛酸也是财富，因为它会给后来者带来启迪。
　　“断奶”之后，2000多人急得哇哇叫，为求生存不惜追求短期效益，老院长提醒大家：千万别丢了高技术
　　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对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来说，犹如暴风骤雨。进入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际形势的缓和，一直关闭着的有研总院大门向社会打开了。1985年，我国开始推行以科技拨款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科技体制改革，作为首批试点单位，有研总院“断奶”了，2000多人急得哇哇叫。从1952年建院至今，33年里谁也没为钱犯过愁。而现在，钱下不来了。不仅办公、生活经费没有了，竟连搞研究的钱也得你申请项目。投标、竞争……一大堆令人烦恼的事在等着你。
　　为了生存，不妨采取游击战术：化整为零，人自为战。一时间，各式各样的公司办起来了，“夫妻店”办起来了，有的课题组干脆只有组长一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倒也清爽。全院出现了“三小”倾向：课题小型化———大而难的研究没人干了；行为短期化———需要付出长期劳动的研究被放弃了；力量分散化———人才优势、科研优势和设备优势体现不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为祖国科技事业前途担忧的科学家们坐不住了。
　　人们在迷茫中仰望北斗，在阵痛中反思求新。他们认识到旧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非改不可。
　　存在决定意识，客观世界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改造着人们的主观世界。在困难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显示出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品质。有研总院老院长、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淀佐教授指出：“如果用我们的硅单晶炉烤面包，无疑能烤出市场上最好的面包，但我们能那样做吗？即使我们变为企业，也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般企业。如果用国家几十年辛辛苦苦搞起来的高科技设备去干一些糊口的事，那真是莫大的犯罪！”老院长的话如同清醒剂，大家顿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面向市场天地宽。有研总院连出妙招，所、室打散重组，机构大幅调整，确立五大产业
　　高技术的特征之一是独占性，因此高技术产业的市场必然是世界大市场。这一点，有研总院领导班子是有共识的。他们经过慎重研究分析，决定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将全院科研力量分为大的模块，经费向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倾斜，撤掉一些已无市场前景的研究项目，对内容重复、力量薄弱的课题组进行组合调整，形成了以半导体材料、稀贵金属、稀土材料、合金加工、能源材料为主的5个高技术产业系统。
　　合并之后，力量大增。稀贵金属研究所几年之内，跃居为我国北方最强的研究中心。有七八个研究室、十几个课题组在进行的超导研究，合并成一个超导材料中心，很快在高温超导研究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1998年7月，他们与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中科院电工所等单位合作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根铋系高温超导材料输电电缆首次通电成功，成为该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之一。半导体材料中心相继研制出我国第一根直径6英寸、8英寸、12英寸的直拉硅单晶，分别达到各个时期的国际先进水平。高技术研究是个老母鸡，它会生蛋，蛋再生鸡。高技术项目体现了国家意志，可以从国家申请到大量经费，既稳住了人才，增添了设备，又提高了自身的水平，壮大了市场竞争的实力。
　　与科研结构调整同步，有研总院对行政后勤人员也进行了分流。90年代初，他们从600多行政后勤人员中，分流出300余人，成立了机关服务公司、器材公司等。对分流出来的公司要求第一年挣出分流人员的奖金，第二年自己挣工资，第三年上交办公费，第四年上交利润。实行之后，各公司基本实现了提前上交利润。人员分流不仅提高了机关工作效率，每年节省几百万元开支，还为科研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部分财源。
　　由于各项改革措施都见了成效，有研总院职工福利待遇显著改善。从1990年全院经济总收入达到0．71亿元走出求生存的底谷以来，每年经济收入以30％递增。现在，按照岗位责任考核奖励办法，贡献大的科研人员年终一次性奖励几万元已不罕见。职工住房宽敞、明亮，科研、生产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事业呼唤睿智的改革家。高层人才托起的有研总院提出，把科技成果转化融化在企业的血液中
　　1992年，一则新闻在有研总院不胫而走：10位年仅三十几岁的年轻人被破格晋升为正教授。许多人在议论，搞了一辈子科研的人还没有轮到呢，三十几岁的人才干了几天就一步登天？议论的人各有各的道理。然而，人多为患又人才贫乏，这一对矛盾不能不令每一位改革者正视。人才不是按资历、学历排的，人才必须要有创新精神与能力。院决策者力排众议，坚持提拔新秀。
　　以后的事实证明了有研总院决策者的正确性。这10位年轻人，现在都成为各研究所、室很有威信的负责人，成为科研开发管理中的骨干力量。在举贤任能方面，有研总院的同志总谈起老院长王淀佐院士。1995年，王淀佐向上级请求退下来，他说：“年轻的同志目光远大，代表着未来。我们再好，也只是短期服务。”在他的举荐下，毕业于英国巴斯大学的半导体专家屠海令博士担任了院长职务。曾在英国、美国学习、研究过的屠海令，是一位有眼光的科学家。
　　他主张，有研总院的发展要与国际国内的大背景相适应，一定要在全球科技经济的框架下考虑问题。
　　有人讥笑他：“你研究院与国际何干？国际上有谁知道你有研总院？”屠海令不以为然。他认为科技经济全球化，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区域性。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的优势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内中等利润空间的材料类，发达国家为了争夺高额利润，这一块往往是顾不过来的。而在这一方面，我们有人才的优势，也有技术优势，我们完全有可能在这一方面逐步占领国际市场。
　　科技成果转化是个老大难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有研总院却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秘诀在哪里？在于科技与市场的结合。
　　以前从国家拿到项目费，往往以通过鉴定宣告结束。至于转化问题，既缺少环节，又缺乏动力。现在在有研总院连普通科技人员也懂得，再好的研究成果不与市场相结合，摆在那儿也无用，因为它们见不到效益，还不了贷款，改善不了职工福利。
　　为了更进一步加强科技与市场的结合，去年有研总院完成了在五大产业系统中科技实力雄厚的半导体产业的股份制改造，作为我国第一家独家发起组建上市公司的大型国家科研院所开始走入资本市场。院长屠海令称这一招为把成果转化融进企业的血液中。
　　面向市场的改革，如怒海行舟，靠胆识和能力力挽狂澜。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同志们说，“我们按照党和政府指引的科技体制改革路子走下去，就一定能把国家几十年来投入的资本和技术存量，变成迈向国际高科技企业的新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