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陇情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路边拾翠

　　秦陇情
　　杨闻宇
　　乡下贫穷，进入六十年代，常常吃不饱饭。村里人就说：“腰里没铜，不能远行。”人们祖祖辈辈就在那限定的范围里吆牛种地，生老病死，不出村庄的。我是个例外，因为考进省城上过学，二十多岁时离开了陕西这方热土，西上兰州，而且这一离开就是二十多年。
　　回想当年，我穿着绿军装独自乘火车穿过秦岭，度过一个湿冷的夜晚，终于到了兰州。那时节，余秋雨的《皋兰山月》、雷达的《皋兰夜语》尚未问世，这山也就没有名气。兰指兰州，皋者“水边高地”，不远处的黄河多宽多深我不知道，这笔陡如屏的皋兰山却黑黝黝的，将火车站似乎挤沉在一条阴沟里。
　　这也叫车站吗？左首一片湿漉漉的瓦房大概是候车室之类，下了车，不见站台，也没个台阶，漫坡形的路基像是抹了一层清油，许多旅客滑跌而下，滚得一身稀泥，包儿被摔得老远。我年轻，背包不大，小心翼翼碎步跑下，总算是未坐“滑板”，可惯性太大，下到平地后在烂矮花坛边上打了几个趔趄，蹬住砖楞，才稳住身子。火车站历来是一个城市的天然徽记，兰州城怎样？可想而知了。难怪陇地当兵的调动、转业时有一句口头禅：“宁往东移一千，莫往西挪一砖。”东移千里算走运，朝西挪一砖是背霉。
　　就在这个荒凉、破敝的兰州城里，我一下子待了二十多个春秋，生命中一次性的、最好的年华，是打发在这里的。有一天对镜照影，我蓦然一惊，自己怎么就年过半百了？人生易老，再过三二年下岗休息；秦人恋土，还是回关中为妥。主意已定，迅即在故乡相准了安居之处。夜里独坐，思前想后，乍然间对这兰州又有些留恋———二十多年呀，兰州变化是太大了。这是历史上变化最猛烈的一段岁月。
　　二十层上下的乳白色高楼鳞次栉比，映入缓缓悠悠的黄河，仿佛新建筑面临铜镜，齐崭、明亮、壮观。早先，雁滩旁边是个烂泥没踝的“泥窝庄”。水退泥干，草萌树长，有了耕耘的人家，更名为颇有诗意的“牛卧庄”；嗣后进一步改建成“宁卧庄宾馆”，堂皇富丽，中央首长到了兰州，无不在此下榻。黄河上新建的大桥一座又一座，长虹卧波，像是天安门前放大、扩充了不知多少倍的“金水桥”；桥两旁的彩灯连缀入城，绵延径至皋兰山麓。皋兰山变成了南山公园，缆车、华灯从山顶的金台阁披挂下缀，如八珍璎珞，如宝石项链；黄昏时分登临，残阳如焚，人们可远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瑰丽景致；夜静时卧床，那熠熠“项链”近在咫尺，映进窗口，悬进了梦境……在一下子变得这样美丽的城市里生活多年，能说走就走，一无返顾吗？！
　　兰州再好，终归还是身外之物吧。二十多年里，我的生活变化也是惊人的。儿女相继入伍，一个是军校教员，一个为连职干部，朋友戏称为“全家皆兵”。
　　我在西北大学期间，中文系出了一宗关于“文字狱”的“反标”案件，工宣队严格查对全系师生的笔迹，不知怎么查的，怀疑对象竟暗暗地踅到了我的头上。我那时二十来岁，读书不多，土性尚存，哪儿懂得什么是“文字狱”呢？幸亏有正直仗义的朋友暗相佑护，“现行反革命”的枷锁才没有卡上我的脖子。从戎后自秦入陇，脱屣了厄运，我的命运开始逐渐地起着变化：动乱结束，恢复了创作室，我便是部队专业作者，中文系当年那么多同窗，能这样专业对口者，百里取一，这是不幸中的大幸；由于痴心于创作，坚持有年，出书多册，因为创作勤谨，部队给记过两次三等功，六年前，我还捧回了国务院发给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证书。
　　世事沧桑，一个枵腹学子二十多年里所发生的变化，在我身上是演至了极致。这种变化，为什么恰恰同兰州城千载难逢的巨大变异同步并肩、和谐一致呢？一个命运坎坷者随着军旅流落到千里外的贫瘠苦窖之地，地与人同时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变化的步幅又大得惊人，难道这一切全是偶然性吗？！
　　我非陇上人，终回关中去。树梢上的秋叶落地归根的前夕，往往呈深思状态。上述这个本来不难解答的问题，因为关涉到我这一生的曲折历程，使得我辗转反侧，沉思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