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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肝沥胆为祖国——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杨为民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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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9-07-01
第5版(政治·科技·文化·体育)
专栏:

  披肝沥胆为祖国
——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杨为民
  新华社记者江涛本报记者董洪亮
  我国第一架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的主要研制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系统工程系主任、可靠性工程研究所所长杨为民教授追求的不是金钱、荣誉、地位,而是为党、为国、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作为我国科技界优秀共产党员的楷模,杨为民教授说:“我愿献身于祖国的科技事业,让中华民族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研究的方向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竞争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科技竞争上。谁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拥有了主动权。60年代末,研制中国第一架高空无人驾驶飞机的重任落在了年仅33岁的杨为民和他的同事肩上。当时,有关资料极其匮乏。面对困难,杨为民斩钉截铁地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研究的方向,无论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要千方百计克服!”从70年代初开始,他和同事们一起日夜奋战在国防科技事业最前线,经过反复实验,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解决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终于在1978年使我国第一架高空无人驾驶飞机通过了定型试飞,开始批量生产,永远地结束了我国在这一领域受制于人的历史。
  杨为民的工作和生活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着的发动机,他每周工作日程表上,上午、下午、晚上都被安排得满满的,星期天、节假日也不例外。老杨是延长空军飞行员抗荷服以及飞机、火箭上装载设备使用寿命的可靠性工程研究的权威,他比谁都清楚:任何机械和部件的牢固性都不是永恒的,而忘我的工作和无规律的生活使他的身体过早地衰老了,可他拖着病弱的身体仍“连轴转”、“拼命干”。他心室早搏,不宜长途旅行,更不宜坐飞机,可他每年有大量时间在外奔波,为抢时间不得不坐飞机;他的肠胃病很严重,长期以来不能吃肉,不能吃长纤维蔬菜,仅能吃煮烂的面条和鸡蛋;他还有严重的肩周炎,有时双肩红肿,抬手都困难。他曾几次晕倒在办公室,可每次醒来,喝杯浓茶、抽支烟又接着工作。平常有点小病,他根本没时间去医院看,常常是路过药店自己掏钱买点药吃。杨为民常对同事们说:“我们国家的可靠性研究还落后于西方国家。要想赶上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我们要把年轻人带出来,把可靠性研究推上新台阶。”
  关心他人是老杨的一贯情怀
  北航系统工程系、可靠性工程研究所近百名科研人员和职工,在杨为民的率领下,形成了一支统一协调、生机勃勃、富有战斗力的团队。他们团结协作、集体攻关,至今已承担了近300项科研任务,仅在“七五”、“八五”期间,就获得了37项国家级和部委级奖励、1项国际博览会金奖。这个集体从1990年至今,因出国、照顾夫妻关系等原因调出了10余人,而调进来的却有40多人,而且主要是年轻人,其中硕士、博士占40%以上。在许多人不安心于清贫的教师工作时,是什么“魔力”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杨为民吸引人们的向心力来自哪里?
  事业成全人。杨为民和他的团队所从事的可靠性系统工程研究涉及船舶、军舰、坦克、飞机、火箭、卫星等,尤其是为我国尖端武器的可靠性保障、提高我军战斗力做出了突出贡献。许多年轻人正是冲着可靠性技术这一前途光明的科研事业而来的,而杨为民把自己苦苦探索获得的理论和经验都无私地传授给年轻人。他结合年轻科研人员的专业,让他们到科研前沿挑重担,在接课题、报成果时,杨为民总是推出年轻人。北航系统工程系先后有3个飞机型号的确定寿命和延长寿命技术获部级科技进步奖项,他都不肯挂自己的名。他说:“出成果对青年人是一种鼓励,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有利。”在系统工程系,青年人蓬勃发展,33岁的康锐已是系副主任、副教授,35岁的王自力是高级工程师,还担任了系科技办主任职务。
  政策稳定人。在杨为民的倡导和主持下,系里制定了一系列稳定队伍、增强团结的政策。《关心群众送温暖若干规定》,包括怎样保障系内职工及其亲属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如何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以及婚、丧、嫁、娶,以解除同志们的后顾之忧;《“系青年奖励基金”条例》,对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各项工作的青年起到鼓励大家争先创优,表彰大家取得的成绩的作用。
  待遇宽慰人。由于房源紧张,长期以来教师住房困难是高校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为让更多的教师安居乐业,特别是使青年教师能住上好房子,1995年在杨为民的建议下,系里拿出自有资金100余万元参加学校建房集资,又在校内外买了33套住房,分给无房和缺房的教职工,切实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关心温暖人。与杨为民共事长达27年的系常务副主任石荣德说:“关心他人是老杨的一贯情怀。”1992年,系名誉主任张锡纯教授住院动手术,杨为民亲自推车把张锡纯教授送进手术室,并在手术室外等了4个小时,直到手术成功又把张教授送回病床。系里的工人梁德鑫师傅病逝,在八宝山火化时又是老杨推车把遗体送进整容室、灵堂。他动情地说:“以后再不会有为梁师傅服务的机会了。”工作再紧张再忙碌,杨为民总是把系里同志的大小困难惦记在心,系里同志搬家,他要挤时间去帮忙;职工生病住院,他自己掏钱买东西去探望;职工子女考大学,他派车接送……一份关心一份情,这种真挚情意是弥久不变的凝聚力。
  共产党员决不能把多得作为多劳的前提条件
  一米八的个头儿,身材瘦高,一套半旧的老式西服,腰间带着手机,这就是记者看到的杨为民。已年过花甲的他,衣着虽不入时,但因工作需要,通讯设备却很先进。
  如何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是人们经常遇到的事情。在一次支部会上,杨为民动情地说:“工作是大家做的,功劳是大家的,个人的贡献放在天平上是微不足道的。”于是,他把工资之外的收入和各种奖励全部上交集体。
  系办公室的本子里记录着他近年来上交的各种钱物,其中大的有航空金奖10万元,小的有审稿费10元。系党总支书记沈承钰办公室的柜子里,放满了杨为民的各种奖章、证书、奖品,杨为民说:“这是大家的,我不能要。”
  作为一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杨为民对名利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说:“共产党员决不能把多得作为多劳的前提条件。”
  在北航,至今流传着杨为民两次让高工、两次让教授的佳话。
  1981年,他把分给无人机研究所的非他莫属的一个高级工程师指标,硬是上交了。1982年评高级工程师,系里反复动员,他还是不肯申报,系里只好利用他符合外语免试的条件,背着他替他填表申报,杨为民的高工职称是这样得来的。1985年,学校评教授,系里同志认为他符合晋升教授条件,两次动员都被他一口回绝了。1987年又一次评教授,校长特别指出要杨为民参评,他还是不听大家的轮番动员。当时,系名誉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张锡纯教授认为“老杨作为系主任不申请,会影响系的声誉”,提出了辞去系名誉主任职务的报告,杨为民这才不得不在系里为他填好的表上签了名,最终被评为教授。
  如今,杨为民加快发展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心情更迫切了:“看到我们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防力量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心里真是着急。怎么办?只有加快发展,迎头赶上。我要竭尽全力,为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附图片)
  图为杨为民(中)同技术人员在进行电子器件破坏性物理实验研究。新华社记者王呈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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