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迁都柏林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德国迁都柏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孙恪勤
　　七月一日，一辆来自奥古斯堡的具有德国古典风格的马车，在施罗德总理、蒂尔泽议长象征性的驾驶下，以每天六十公里速度向柏林国会大厦驶去，从而揭开了德国大迁都的序幕……
　　按计划，迁都柏林的工作要到2000年底才能结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纪搬迁”。
　　公元1999年7月1日，对于德国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一大早，西服革履、神情凝重的联邦议院议员们参加了联邦议院在波恩举行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是一次向波恩告别的会议。当前总理科尔还在会上满怀激情发表被称为“宣言”的重要讲话时，工人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搬迁的装箱工作。
　　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搬迁工作。此后的一个月中，议会的3万立方米的文件和办公家具将运往柏林的18幢大楼中。669名议员和他们的1500名助手、1977名议会党团工作人员及辅助人员必须在7月底迁离波恩，以便于8月1日在柏林新议会大厦投入工作。与此同时，联邦政府部门也开始了搬迁工作。总理府和外交、财政等9个部门的8000名工作人员，将在夏季完成搬迁，9月6日正式在柏林办公。今后几个月间，150多个国家近两万人的驻德使馆官员、家属和雇员，数千名与政府部门有关的人士将陆续加入迁移大军，浩浩荡荡向柏林进发。届时，尽管80％的货物由铁路负责，通往柏林的公路上仍可能会被挤得水泄不通。从7月5日起，4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每天奔波于波恩和柏林之间，接送1200名政府和议会工作人员上下班，从而架起“第二次柏林空中走廊”。
　　科尔的“警示”实际上触及了德国统一以来争论最激烈的三个问题：怎样看待柏林代表的德国过去的历史？波恩精神是什么？柏林重新成为首都后德国将走向哪里？
　　对于这次“乔迁之喜”，一般民众的反应相对平淡，德国舆论界也显得格外冷静，这与德国统一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形成鲜明对照。7月2日，德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头一天新总统约翰内斯·劳和前总理科尔在议会上的讲话。这些讲话与其说是对迁都的祝贺，不如说是对未来德国发展方向的“警示”。
　　约翰内斯·劳在担任新一届德国总统的就职讲演中，强调德国在迁都之后要注意警惕排外的“民族主义”；要继续做欧洲的“好邻居”；继续发挥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动机的作用。
　　前总理科尔在去年竞选失败后第一次在议会发表讲演。在长达55分钟的讲演中，科尔强调“迁都柏林是国家的一个重大事件，”“对其后果要有足够的估计。”科尔在讲演中明确反对“柏林共和国”的提法，他说：“我们迁往柏林，但并不是开始了一个新的共和国，我们应该放弃‘柏林共和国’这一提法。”科尔满怀深情地谈到波恩时代德国的成就，他呼吁国人在迁都柏林后要注意保持与波恩时代政策的“连续性”，要继承波恩“遗产”。面对德国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实力，科尔告诫大家要保持谦虚和乐于助人的精神，要把对祖国的热爱与欧洲意识和世界公民地位联系起来。德国人应当成为“德国式的欧洲人和欧洲式的德国人”。
　　科尔的讲演引起议会强烈反响，难怪有人把科尔讲演称之为是一份重要的“宣言”。
　　无论德国人看自己，还是欧洲人看德国，总是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心理。柏林恰恰是这些矛盾的焦点。
　　德国人是骄傲的，因为他们成功地把德国建设成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实体之一。德国人也是脆弱的，他们有太多不堪回首的往事。
　　欧洲人在看德国时同样充满了矛盾，他们钦佩德国人的勤奋、严谨和办事高效率，担心德国人的骄傲、能干和权力欲望；他们需要德国巨大的经济推动欧洲经济发展，担心德国会利用其经济实力把欧洲变成“德国的欧洲”。
　　德国统一之初，举国上下就定都问题进行过一次大辩论，辩论的结果集中体现在1991年6月20日的议会投票上：经过持续11个小时的激烈辩论，议员们在听取了107个发言后投票表决，在658张有效票数中，赞成柏林的有338票，赞成波恩的有320票，持续近一年的“定都之争”终于以柏林险胜画上句号。
　　自从第二帝国定都柏林以来，也就是说，自从德国真正建立自己统一的民族国家以来，柏林就成为与巴黎、伦敦齐名的世界大都市，成为德国国家的象征。1949年5月10日，德国西部的议会委员会确定波恩为联邦德国的临时首都。民主德国则一直把东柏林作为首都。这意味着在德国分裂时期东西双方都视柏林为首都或未来的首都。
　　但是，当德国重新统一时，在要不要迁都的问题上却发生了争论。赞成迁都的人认为柏林代表着德国的统一；迁都柏林可以加快东部与西部的融合，可以加快东部经济发展；可以进一步加强德国在东欧、东南欧的存在；可以使德国政治中心更接近欧洲中部，发挥欧洲地缘中心的桥梁作用。反对迁都的人认为：波恩代表着德国的成功，代表着与西方的结盟：搬迁需要花费巨额资金；柏林在历史上前科累累，让人想起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暴行，为了与德国历史上的黑暗告别，不宜把柏林作为首都。
　　的确，希特勒建立的第三帝国是德国历史，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通过制造“国会纵火案”，希特勒在国内建起法西斯独裁统治；在歌剧院广场焚烧进步书籍的熊熊烈火中，希特勒加紧了禁锢人民思想的努力；“水晶之夜”意味着希特勒将其极端种族主义、反犹主义理论付诸实践。这一切都发生在柏林！
　　第三帝国不仅给德国带来被占领、被分割的厄运，更给德国人心灵上带来永远难以平息的创痛。一个产生过贝多芬、海涅、席勒、歌德的民族，一个伟人辈出的民族，一个在科学技术方面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民族，一个在经济上颇有成就的民族，竟与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罪行联系在一起，这种骄傲与自鄙、自豪与自责所构成的巨大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德国人。无论老一代德国人还是新一代德国人，他们每向前走一步都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历史问题将是德国政治和对外关系中长期存在的最敏感的因素。
　　柏林与德国历史中阴暗面联系得如此紧密，这就是为什么迁都柏林会引起那么大争议的主要原因。
　　看来，柏林继承的遗产并不轻松，未来柏林要赢得欧洲和世界的信任也不容易。
　　历史已经成为历史。今天，人们谈论历史的时候，目光决不仅仅是为了审视过去，更是为了聚焦于未来。
　　柏林代表的德国未来会是什么样呢？它将如何对待自己过去的历史？如何继承波恩精神？如何创造一个符合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时代精神呢？
　　不仅德国人，而且几乎全世界都关注着明天的柏林，特别是关注柏林如何处理与邻国、与世界的关系。
　　战后联邦德国政府在承认战争罪责，对纳粹受害者赔礼道歉，正视历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勃兰特在波兰的“一跪”化解了多少历史恩怨。德国正视历史的立场是德国与邻国和好、德国融入欧洲的基本前提。那么，统一后的德国、已经强大的德国还会这样吗？新一代的德国政治家会有所变化吗？
　　人们关心这些问题是因为德国在欧洲的重要地位。
　　统一后的德国，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它的人口居欧盟之首，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占欧盟15国的25％，总体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三位，是欧盟国家中名副其实的“大哥大”。
　　德国统一后，欧洲国家始终战战兢兢关注着身边这位巨人。
　　为了消除邻居们的疑虑，科尔政府尽力低下高傲的日耳曼头颅，让人感到统一后的德国是一个“好邻居”、“好伙伴”，是一个接受了历史教训的“好学生”。
　　可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为了“恢复”德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传统影响，1991年底，德国不再“韬光养晦”，不顾欧共体外交一致原则，率先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从南联盟独立，这一举动被人称为“德国巨人露出钢牙铁齿”！科尔政府时期，德国修改了宪法，使联邦军队可以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德国还正式向联合国表示了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作为战后成长的一代领导人，施罗德上台伊始，就表示反对“天天背着历史包袱”，主张对外关系“应基于民族利益而非道义原则”。1999年上半年，德国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着着棋路，都显示出一种“宏伟布局”，表现出德国要做“欧盟领导国家”和“世界政治大国”的“雄心壮志”。如果说德国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德军以联合国维和部队名义派驻国外等举动“是一个正常国家承担与其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的话，那么德国以“解决人道主义灾难”为名，出动军队直接参与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无论如何找不到国际法的依据。
　　1999年6月25日德国议会决定在柏林市中心为希特勒大屠杀中遇害的犹太人建立一个巨型纪念碑，但愿这是未来柏林正视历史的杰作。（题图照片为柏林市的象征性建筑勃兰登堡门。）（附图片）
上图为二战后被破坏的柏林国会大厦。
　　左图为新近完成改建的柏林国会大厦鸟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