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军与毛四灵 [复制链接]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周保军与毛四灵
　　王海津
　　湖南省安化县的苏溪村，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毛四灵四岁时，父亲身患癌症不幸去世，母亲南下广东打工，又因车祸死去了。父母双亡，前后只有十二天。四灵和年迈的爷爷奶奶艰难地度日，谁见了都觉得心酸。
　　后来，毛四灵幸运地遇到了周保军。
　　那是1992年，毛四灵一家的悲惨境况被逐级上报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当时，正在东北牡丹江某部队服役的战士周保军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那则公益广告：每学期资助二十元钱，就可以帮助一个孩子念完小学。周保军也是从贫困的小山村里走出来的，他仿佛看到了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们那一双双充满渴望的眼睛。他心动了。他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写了信———尽管他自己每月只有二十七块钱的津贴费，父母也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从此，周保军牢牢地记住了毛四灵这个名字，他一次次地在汇款单上填好那个熟悉的地址。
　　1992年底，周保军退役回到原籍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为了生活，周保军加入了打工者的行列。但是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没有忘记对毛四灵的资助。在毛四灵幼小的心中，也深深地记住了她的保军哥哥。
　　周保军一直默默地关心支持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使她艰难地上到了初中。
　　但是，毛四灵并不知道，在秦皇岛一家鞋厂干着最累最苦的活的保军哥，日子过得有多么艰难。1999年11月1日周保军在写给《秦皇岛日报》的信中介绍了他资助毛四灵的经过，也道出了他的窘境。他写道：“记者朋友，在当今社会什么都商品化的情况下，随着这个孩子一天天地长大，年级一年一年地升高，光靠我一个人微不足道的资助不行了。我打工一个月只有三百多块钱，现在厂子不景气，连三百块钱也开不上了。我家很穷，现在债务累累。我都二十九岁了，在农村算大龄青年了。为给我娶媳妇，今年我父亲拉了一万多块钱的饥荒给我翻盖了房，下月结婚又得花一笔。学校早就开学了，可我还拖欠着毛四灵的学费，作为共产党员的我深感内疚。”
　　这名无可奈何的打工仔，这位最普通的共产党员，为了别人，不得不向报社求助：
　　“记者朋友，这就是我求助您的原因，求您帮助我找到一个可靠而且有爱心、诚心、不求名利的好心人，协助我共同把这个孩子培养起来，说不定她就是一个国家栋梁。”“七八年来我还从未见过她的面，能与她相见也是我最大的心愿。”
　　周保军的信在报社引起高度重视，《秦皇岛晚报》刊发了《八载牵心为孤女———一封催人泪下的来信引出的动人故事》的报道。社会上反响强烈，读者纷纷打电话或直接到报社，要帮助周保军，资助毛四灵。
　　1999年11月12日，在秦皇岛市委宣传部和报社等新闻单位的帮助下，周保军终于踏上了通往湖南苏溪村的路。
　　在距苏溪村二十公里的一家杂货店门前，汽车停了下来，这是毛四灵的表姐家，周保军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已经放学的毛四灵。一个清秀的女孩从里间被喊了出来。这就是四灵吗？这就是他在心里多少次叫习惯了的毛四儿吗？八年了，如今真的站在了面前，周保军抑制着激动的心情问：“你知道我是谁吗？”毛四灵愣了一下，试探着小声说：“你是保军哥？”对面的哥哥已是满眼泪水，四灵“哇”地一声哭起来，一头扑进周保军的怀里。
　　这天，是毛四灵最高兴的一天，她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她拉着保军哥的手，给她的保军哥唱歌，说着许许多多的心里话，她说保军哥一定生活得很苦，因为保军哥的手很粗。这天，毛四灵跟保军哥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了饭店，她的日子过得太苦了，上学每天走两小时的山路，只有四毛钱的生活费，但她是个要强的孩子，她是班里的三好学生。
　　周保军终于走进了苏溪村，走进了毛四灵家已是三十多年的老房子。面对周保军，一头凌乱的白发、满脸沧桑的老奶奶，浑浊的目光中透着惊讶，接着便“哇”地一声哭开了，颤抖着双腿就要往下跪，被周保军一把搀住，一家人抱头痛哭。
　　村里的乡亲们都来看周保军，他们说：周保军就像雷锋一样，心真是太好了。
　　毛四灵更是忙里忙外，她亲手给保军哥炒了菠菜，她说她不会炒肉菜。周保军拿出了他临来时借的二百元钱，他说四灵妹妹是大姑娘了，要让她穿得漂漂亮亮的。还有，秦皇岛的叔叔阿姨还给四灵带来了一千三百元书本费。
　　相聚总是太短暂，周保军就要告别了。他们走出苏溪村，毛四灵一直拉着哥哥的手，一直在哭，哥哥也哭，他们走过那条长长的石阶，走过那道古老的石桥。
　　汽车终于远去了，但他们的心，他们的情却紧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