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教授质询杭州电信 何以收取“振铃费” [复制链接]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追踪

　　浙大教授质询杭州电信
　　何以收取“振铃费”
　本报记者 陈伟光
　　3月15日，杭州许多新闻单位收到由浙江大学107位教授联名撰写的《关于杭州电话收费中严重侵犯消费者利益的情况反映》，揭露杭州市电信局有收取长话“振铃费”的“腐败行为”。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多家媒体对此予以关注。时间已过去一个月，事件究竟怎样？本报记者作了追踪报道。
　　浙江大学教授郑强给记者提供了一沓厚厚的长途话费明细表，表上布满一道道横线，以示这些通话属“超短时长话”。
　　所谓“超短时长话”，就是通话时间在10秒钟以下，相当于对方仅“喂喂”几声就挂断了。在另一张明细表上，记者注意到，同一个被叫号码，在去年12月14日15时8分28秒至15时8分40秒内出现5次计费，每次通话时间2—3秒钟，计费1．2元。提供该表的教授回忆说，她这是给西安的丈夫打电话，连拨5次，都只是振铃，而未通话，实际上杭州电信局收了她7．5元“振铃费”。
　　“计时收费从对方接听电话开始”，这是常识。那么，杭州电信局打出的明细表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高频率的“超短时长话”现象？浙大教授们怀疑，杭州电信局收了“振铃费”。郑强教授联想到他在日本京都大学留学时遇到的类似情况。当时，他感觉每月支付的国际长途话费偏高，提出看明细表，发现有1秒、2秒的长话，就跟有关部门交涉。经查，原来是承包京都大学宿舍区电信经营权的日本人，雇人在宿舍区的长话计费系统上加装了一个“机关”，收取了“振铃费”。
　　细致的浙江大学的教授们还估算了一笔账：假设杭州现有100部电话使用长话，以每部每月打5次长话计，杭州电信局每年可收到“振铃费”3600万元。
　　4月6日，在杭州市纪委“纠风办”主持下，以杭州电信局副局长孙志华率几位中层干部为一方，以郑强等12位浙大教授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对话。
　　面对教授们提供的长话费明细单，电信局方面承认存在超短时收费现象，但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被叫电话的终端有副件，如传真机、录音等设备，可以在主叫用户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构成通讯回路，虽然主叫方并未通话，其实电话已接通，收费系统开始计费。电信局否认收了“振铃费”，并否认由电脑完成的计费系统有问题。
　　杭州电信局副局长孙志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补充了几个观点：一、超短时话费在长话通讯中是一种客观现象，以10秒钟作为时间界面，短话单的比例大约在5％左右。二、用户认为“没有通话就收通话费是不合理的”，这种看法跟现行国际通讯规则不吻合。三、用户的使用原因，也可造成短时话费，如在电话机上作了一些设置，增加转移呼叫功能，转移时往往要间隔几秒钟，主叫方没有听到转移信号就挂机了。四、用户终端的故障，部分电信线路的故障，也可能造成短时话费。孙志华称，杭州电信部门最近对1万多张话单进行调查、跟踪、分析，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由于系统和业务操作方面的原因产生超短时话单。
　　教授们对电信局方面的解释不能满意，提出反驳：“超短时话费如果偶尔出现几个还情有可原，但现在这个比例高达40％，如此大量的出现就不可理解。再说，可以肯定那些电话没装任何终端设备。固定电话出现超短时收费，但打磁卡电话就没有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因此，他们认为，电信局的计费系统有问题。
　　两个多小时的对话并没有就核心问题取得共识。
　　浙大教授与杭州电信局对话的内容被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振铃费”成为杭州市民近日来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一些市民向媒体反映，他们也发现超短时话费现象，呼应教授们的质疑。
　　据杭州《都市快报》报道：一个在电厂工作的郑女士说：“我家情况跟教授们一模一样，去查查账单，有1分钟打了4个长话的记录，弄都弄不懂咋回事？”一位汪姓店主反映：他的店有一部公用电话，顾客打长途电话，明明没有接通，可计价器已经开始跳了，为此他每月差不多要损失300多元。
　　据《浙江青年报》报道：一个名叫张扬的市民向该报反映：去年7月份，他去杭州市电信局要了一份长途话费清单，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其中有两次电话计费，被叫号码是同一个，第一次计时1分49秒，但仅隔1秒钟，又有一次计时12秒。他肯定自己只打了一次电话，却被收了两次电话的费用。再说，只间隔1秒就打两次同样的电话，也令人难以理解。他为此要求杭州电信局作解释。回答是被叫机终端连有传真机或留言电话之类的东西。而张扬说，被叫电话是打到朋友家的，根本没有装这些玩艺。经过两个多月交涉，电信局终于承认可能是计费交换机有点问题，补了张扬100元钱。张扬认为：“浙大教授们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说话，这件事如果最后有了圆满的结果，对大家来说都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