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瞿秋白同志的文艺理论遗产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继承瞿秋白同志的文艺理论遗产
陈涌
一
瞿秋白同志就义二十周年了。作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和文艺理论家，瞿秋白同志在中国革命史和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瞿秋白同志的遗产中的最可宝贵的部分是什么呢？
瞿秋白同志的文艺理论遗产最可宝贵的部分就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在于他在文艺领域内坚持工人阶级的观点，坚持党的方向；在于保卫马克思主义，和当时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瞿秋白同志在他全部文艺理论的活动中特别鲜明地表现出他的高度的党性，高度的原则精神。
瞿秋白同志开始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时期，正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初期，在那时候，大多数革命文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准备都是十分薄弱的。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革命文艺运动是不可想像的。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介绍到中国来，对当时的革命文艺运动便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瞿秋白同志是认真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哈诺夫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著作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个。瞿秋白同志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直到今天还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瞿秋白同志力图把这个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实践，力图用这个理论来指导当时中国的文艺运动。瞿秋白同志特别痛切地感到五四运动并没有根本解决文艺和群众结合的问题，特别痛切地感到新文艺和广大人民的隔离，因而认为有再发动一次“文学革命”的必要。他曾经这样说过当时中国新文艺的严重的缺点：“在言语文字方面造成了一种半文言（五四式的假白话），在体裁方面尽在追求着怪僻的摩登主义，在题材方面大半只在智识分子的‘心灵’里兜圈子。初期的无产文学运动也承受了这些资产阶级的遗产。因此，它很久的和广大的群众隔离着”（“欧化文艺”）。只有真正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立场，才能够像瞿秋白同志这样深刻和尖锐地指出中国新文艺从形式到内容所存在着的严重的问题。
瞿秋白同志十分重视语言的大众化的工作，他在中国语文改革工作方面有重要的贡献。但他看到，文艺大众化的问题首先还不仅是表现形式的问题，而是作家和群众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文艺大众化在过去所以始终是空谈，原因就在于文学队伍内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还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教师，而根本不肯‘向大众去学习’。”（“‘我们’是谁？”）瞿秋白同志十分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有一种口称拥护
“大众化”，而实际上并不愿意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对群众始终保持着贵族态度的倾向，瞿秋白同志认为这是“大众化的更深刻的障碍”：“……我们发现大众化的更深刻的障碍。——这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青年’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我们’是谁？”旁点为原作者所加）。瞿秋白同志甚至这样尖锐地说：“现在的问题是：革命的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现在的作家，难道配讲要群众去高攀他吗？老实说是不配。”这在当时是一种深刻的天才的见解，和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
瞿秋白同志在许多文章里都不倦地宣传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他甚至自己亲自动手写过许多直接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的便于普及的通俗的作品。二
瞿秋白同志关于鲁迅的有名的论文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的文艺斗争实践结合的一个光辉的范例。瞿秋白同志在他的这篇辉煌的论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在中国第一次对鲁迅作出了全面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评价，有力地打击了过去来自各方面的对鲁迅的唯心论的和机械论的错误的认识。对鲁迅的认识的问题，直接牵涉到对于中国文学斗争方向的认识的问题。只有既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同时又认识中国革命的实际和中国文学斗争的方向，才可能对鲁迅达到像瞿秋白同志那样的认识。
瞿秋白同志在他的关于鲁迅的论文里深刻地揭示了鲁迅的文学活动的意义，确定了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学上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的是，瞿秋白同志科学地分析了鲁迅的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是鲁迅思想发展同时也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根本规律。瞿秋白同志对鲁迅的分析对于当时中国的文学生活有着巨大的实践意义。
大家知道，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如胡风本人及耿庸之流，是一贯恶意地歪曲鲁迅思想发展的过程的，他们的秘密的任务，不但在于企图否认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鲁迅思想发展的决定的作用，而且还在于企图否认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整个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决定的作用。瞿秋白同志关于鲁迅的论文至今仍然是摧毁胡风分子这类反革命思想的有力的武器。
瞿秋白同志关于鲁迅的论文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只有如列宁所说的“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唯物论的辩证法，才有可能真正地认识复杂的文艺的现象。过去许多站在唯心论或者机械论的立场的人所以不能够真正认识鲁迅，是因为唯心论和机械论是错误、片面而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瞿秋白同志关于鲁迅的论文至今还保持着它在文艺批评上的方法论的意义。三
十分显然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所走过的路程并不是平静的，敌对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不但不会自动解除武装，而且它从未停止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进攻，不过有时是采取比较隐蔽、有时是采取比较公开的形式。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间，当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已经发生了相当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运动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便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运动，这就是胡秋原和苏汶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文艺思想。
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为了中国文艺运动的向前发展，共产主义者不能不同这种敌对的思想进行斗争。
从来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时候，都一致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的党性的原则，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思想基础。这理由是很明白的，因为正是文艺的党性的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确切地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它和一切反动思想的要求是根本对立的。也就因为这样，作家的世界观同创作的关系的问题，文艺同政治的关系的问题，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动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的问题。我们共产主义者总是要求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对于文艺的指导作用，加强政治同文艺的联系；而各种反动思想代表者则相反，他们坚决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坚决地要求文艺离开革命的政治。他们通常的“论据”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政治性、党派性、倾向性等等，是同艺术性、真实性等等不相容的。前者只会“妨碍”以至“破坏”后者。以胡秋原为代表的“自由人”和以苏汶为代表的“第三种人”在本质上也是这样的。胡秋原用文艺的所谓
“高尚情思”同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性相对抗，认为“没有高尚情思的文艺，根本伤于思想之虚伪的文艺，是很少存在的价值的”。他要求文艺的“自由”，提出“勿侵略文艺”的口号。苏汶甚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种种的污蔑和歪曲，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要革命，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他把革命同真理、革命的政治目的同艺术的真实，政治的正确性同艺术的真实性完全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是只要求达到革命的政治目的，只要求政治的正确而抛弃艺术的真实。胡秋原和苏汶这种完全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当时便受到瞿秋白同志以及其他党的和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的反击。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胡秋原和苏汶，都把自己装扮得仿佛是真理和文艺的最忠实的保卫者，仿佛他们对于革命也还是抱着“同情”和“赞助”的态度，只是在艺术上主张自由和无党派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自己称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胡秋原甚至还把自己伪装为马克思主义者，宣称他采用的“方法是唯物史观”，在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里大量引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言论，甚至在文章的前面也打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这样的旗子。如果在二十多年以前，在中国便已经有了虽然比较笨拙，但也算是伪装的马克思主义者像胡秋原这样的人出现，那么，后来的反革命的胡风分子更加巧妙地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便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
瞿秋白同志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时候特别表现出他的高度的党性，高度的原则精神和政治尖锐性，这正是今天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瞿秋白同志在敌人的所谓无党派性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外表下，锐利地无情地揭穿了它的反动的性质。瞿秋白同志不仅用他的明确的理论分析，而且用了像高尔基和绥拉菲摩维支这样的无可辩驳的例子，来证明艺术和“煽动”，文学家和宣传家，是完全可以统一的。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底价值全在于这个理论‘根本上就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瞿秋白同志正是按照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兼有着思想家和革命家的特点的瞿秋白同志，在他的理论活动中特别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瞿秋白同志和那些脱离革命实践的教条主义的“理论家”、书呆子是完全不同的。
瞿秋白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在这期间，瞿秋白同志曾竭尽他毕生的热情和精力为之而奋斗的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文艺同广大群众开始有了真正的结合。但斗争并没有停止，而且比过去是更深刻和更复杂了。现在摆在我们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便是继续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继承瞿秋白同志的文艺理论遗产，和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敌人进行坚决不调和的斗争，使我们的文艺工作更好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