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浮躁” [复制链接]

第10版(科技)
专栏：科技杂谈

也说“浮躁”
斯壮
　　关于科技界的浮躁，最近终于有人站出来公开地批判。而科技界本身对此也大声叫好，可见这批评并不失公允。
　　然而仔细去品味这些“叫好”，觉得更像“叫屈”。因为追本溯源，科技界的浮躁似乎都不是科学家本身的原因所造成，在它的背后，有着极其深广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根源。
　　从历史上看，科学共同体原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自发地生长着形态各异的生物体，有纯粹以探索自然奥秘为己任的，如编纂《几何原本》的欧几里得；也有完全面向实用、拯民于水火的，像中国的贾思勰、李时珍。他们的动力，基本上是源于个人的理想和兴趣，没有过多的外来干涉。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共同体再也无法孤立于大的政治、经济环境之外。爱因斯坦纵有非凡的智识提出相对论，却也无法凭一己之力完成对其预言的验证，更弗论将理论运用于核电站和宇宙探索的实践。今天，几乎整个科学界都承认，科学所发生的变化，其方向和步伐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组织本身之外的社会因素。
　　不幸的是，尽管科学共同体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但我们并不能说他们之间的磨合就没有任何问题。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双重属性，是科学共同体与其他社会系统间冲突与碰撞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科学探索是自由的，不以任何强权的意志为转移，科学家的特立独行，甚至是他们赖以存在的立身之本；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所具有的生产力属性，令外界不可避免地要以衡量生产力的标准来对其进行评判。换句话说，现代科学家的一切科研支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质资源分配者的功利性判定。
　　于是，便有了众多大学校长和科研机构的领导每年要拿出1／3以上时间率领部下去争取经费的现实。对此，丁肇中教授曾有过精彩的描述：“我有一个‘理论’，绝对正确，可以告诉大家。在加速器实验的发展史上，过去50年里面，尽管我们为了获得经费，要写一个申请报告书，设定一个目标，说服政府的人投钱做加速器实验，可是往往实际的发现跟原来的目标根本没有关系。”
　　丁肇中是幸运的，向他的项目投资的人，并没有因为他的“偷梁换柱”而大发雷霆；相反，他们大概知道，科学的探索不是可以预定方向的，得到什么就是什么，只要科学家尽心了，便不去深究。而我们的科学评价体系，往往将科研目标规划得过于细致和切近，一年发表多少论文，成果达到怎样的“水平”，首席科学家争来多少经费，都成为他们下一年生计能否维持的标准。于是，浮躁也就难以避免，那么多“填补国内空白”、“国际领先”的成果就是这么来的。
　　前一段时间到新疆采访，一位在沙漠上奋斗了近20年的科技工作者对我说，我们做一项研究，往往要10年以上才能出结果，可一些人拿来别人的数据用所谓“模糊数学”工具一处理，就可以出论文、评职称、分房子，我们怎么竞争也比不上那些人。不是说用新工具不好，可现在的评估体系为什么就不鼓励那些踏踏实实干苦活儿的人呢？
　　回过头来讲，规则制定者也有苦衷。在很多时候，管理者和被管理的个体之间所考虑的侧重点是不同的。除了具体的一时一事，管理者要兼顾，要抓大放小，要维持生态平衡。我们国家的实际，有两个重大的问题不能不考虑：一个是科技体制改革的平稳过渡，无法按理论上的最优解指导实践；一个是科技水平的赶超，需要一些超常规的手段和办法。
　　事实上，科技界不乏限时限点的重大工程，像“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登月”。美国政府资助的人类基因组研究，也是在和文森特的项目组“只争朝夕”的竞争中完成的。从这种意义上讲，科学研究在宏观上的功利性，并不一定导致个体的浮躁。把所有浮躁的根源都归咎于此，也是一种不公平。
　　如此看来，所谓“浮躁”，与价值取向、竞争环境、文化背景、社会风气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也正因为这样，对浮躁的诊治决难靠媒体一时的呼吁所能克，对此如果没有充分的估计，同样会犯浮躁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