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的春天 [复制链接]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我的生命的春天
　　程树榛
　　我出生在江苏省邳县一个古老的望族之家。三岁丧父，祖父、祖母亦早已过世，无兄弟姐妹，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葆“诗书传家”之传统，我很小便进入小学课堂，靠母亲勤劳的双手，耕耘几亩薄田，勉强度日；考入中学后，由于高昂的学杂费，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苛捐杂税，物价飞涨，贫困之家难堪重负，我几致失学。万不得已，母亲不得不屈身为富家作佣，挣取微薄的报酬，供我维持学业。幸而不久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把我的家乡解放了，迎着新中国的曙光，我享受了人民助学金，才得以继续就读。我第一次感到春天的温暖。
　　凄苦的岁月，使我过早地知道了世道人情，懂得了爱与恨，因而也使我很早即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我的第一篇习作，题目为《幸福是怎样得来的》，发表于1951年10月，以一颗少年纯真的心，歌颂生活在新中国的人们的幸福；在国庆三周年的时候，我的另一篇赞美新人新事的作品，在上海《青年报》的征文中获了奖，当时我仅仅是一个十来岁的中学生。
　　我热爱文学，然而在高中毕业时，却没有报考大学文学系。这是生活促成的。因为在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百废待兴，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开始，新建的工厂矿山，遍地开花；举国上下，热气腾腾。国家需要工程师更甚于文学家。另外，我不愿做一个单纯靠写作为生的文人。于是我考进了被称为工程师摇篮的天津大学。
　　从进入大学校门之日起，我便享受了全额的人民助学金待遇，衣食住行全都由国家包了下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学习中去。我充分享受到新中国对年轻一代的关爱，感受到党的阳光的温暖。觉得生逢其时，内心无比的幸福。认为这才真正是我生命的春天。
　　我亲身感受着新中国一代大学生广阔的胸怀与奋发昂扬的精神风貌，又拿起笔，希望剪辑一下我们这一代的青春身影。1957年春天，我在无锡进行毕业实习的时候，一方面紧张地做毕业设计，一方面进行业余创作。经过艰苦的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大学时代》的初稿。
　　作品完成后，我未敢骤然向出版社投稿，而是先把它送给著名作家、当时的天津作协秘书长鲍昌同志，请他先过过目。没曾想到鲍昌看完此稿之后，竟给以很高的评价，并直接推荐给当时天津的一家出版社。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高兴的心情难以形容。我在做着小说出版的美梦。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令知识分子感到温暖的、百花刚刚开始萌发的早春来到不久，一场急风暴雨并夹着冰雹的炎夏突然降临了。年轻气盛而又才华横溢的鲍昌在劫难逃，被打成右派；而我也因少不更事说了几句不该说的大实话，受到团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出版社在得悉上述情况之后，立即将《大学时代》的原稿退还给我。
　　这年秋天，我从天津大学毕业了。在一个阴沉的傍晚，我告别了同窗四年的学友和难以割舍的美丽的校园，背着那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和那摞厚厚的原稿，走向遥远的北大荒一个新建的工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
　　但是，当那场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无比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卷来时，我自然也被打翻在地；后来蒙造反派“开恩”，把我从技术部门赶了出来，下放到车间进行劳动改造。而我的那部《大学时代》手稿，从运动一开始被就清查组收去，放在不见天日的一间黑屋子里，享受10年的“牢狱之灾”。
　　终于，我们的党用她力挽狂澜的巨手，挥去了那被诅咒的年月。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全国人民带来第二个春天的时候，天津大学也给我寄来了一纸平反通知书。噩梦过后是春天的早晨。呼吸这新鲜的空气，我奋力追回失去的青春。和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我大量的新作问世了———它们被列入“改革文学”的行列。信息灵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得知我的箱底尚有一部表现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稿，专门到我蛰居二十余年的北大荒陋室里取走，并于1980年年初正式出版了。我二十三岁时写出的这部作品，竟在我四十六岁时出版，相隔整整二十三年。
　　《大学时代》受到读者特别是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此书不仅一版再版，而且在全国几十家电台进行广播，读者来信雪片般地涌来。其他作品，也纷纷获奖。面对这一切，我不禁感慨万端，热泪横流。
　　这时，我虽然已人到中年，却迎来了生命的第二个春天。儿时天真的幻想实现了：我正式被评上工程师，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同时当选了人民代表和党的代表，出席了全国党代会，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道合影留念——一个旧社会的穷孩子享受了新生活的殊荣。
　　九十年代初，我奉调来京，主持一家杂志社的工作，而且举家迁居京城，也算是安居乐业了。
　　现在，我已年过花甲，但是我并不觉老。因为我们的党正焕发青春，我们的事业正蒸蒸日上。因此，我仍然要到生活的激流中去，感受新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体察新的一代精神风貌和精神世界，继续用我的笔，记录我们伟大祖国飞速前进的脚步，用以报答生活给予我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