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友声”——谈印度的歌、舞和器乐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和平的“友声”
——谈印度的歌、舞和器乐
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副所长　杨荫浏
印度文化代表团在中国的演出，是中、印两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我们的历史上，从公元第一世纪汉代直至第十世纪初唐末的一段期间，两国在文化上各方面的互相学习、互相影响、互相滋养、互相促进，配合着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发展，曾在中国历史上造成光辉灿烂的文化发展高潮；其后的继续交融，也曾成为两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今天我们有了新的条件来发扬我们两千年来和谐深厚的友情。印度文化代表团的几次演出，使我们对于过去的音乐历史，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对于印度的音乐、舞蹈愈来愈热爱。
仅就中国音乐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认识上初步得到的收获已经不小。印度专家们的演出，在我们心中唤起了一系列的联想。他们的乐舞的形态，譬如那种席地而坐的演奏方式，那种赤脚表达脚部细致动作的舞，舞者眉间那样的红点，臂上那样环形的装饰，腕部、胫部所戴的那种金属的钏和串铃，以及那种又婀娜、又刚健的舞姿，都是我们在无数有名的敦煌壁画中所十分熟悉的。
第六世纪末和第七世纪初隋代的七部乐、九部乐中都有“天竺伎”。天竺就是我们古代对印度的称呼。第七世纪初期和中期，唐代的九部乐、十部乐中已没有“天竺部”而只有“龟兹部”了。但龟兹是当时印度和中国来往要道中间的一个地方，它正是西域诸国中最能吸收印度文化的一个国家；唐时中国人民最爱龟兹乐舞，那就无异于说，他们最爱印度的乐舞。而且隋唐时代也曾相当流行的西凉、疏勒、高昌等国的音乐，它们中间，也大量吸收了印度音乐。无怪敦煌壁画中会这样充满着印度乐舞的气氛。
从音乐本身看，中国唐代的音乐中最突出的是歌舞音乐，是声乐、器乐、舞蹈三者综合而成的一种高度发展的艺术；当时在器乐中间，最被重视的，是弹弦乐器和鼓类。现在的印度音乐，也是如此。这次印度专家们精致而优美的演出，时时将我们的联想，引到了我们盛大的唐代乐舞上去，也引进了我们无数唐代诗人所曾杰出地抒写过的美妙意境中去。印度专家们从内心深处发出、紧密结合舞蹈的那种传达丰富而深远的感情的悠扬动人的歌声，他们那种顾盼自如、带着深刻的体会而唱出的同器乐融成一体的、宛如无缝的天衣似的描绘春风、甘雨、乌云、雷电等自然情景的曲调，在听者心中留下了不易磨灭的美感。即使语言不同，但音乐所传达的，都是十分熟悉、十分亲切的。歌词节奏的顿挫抑扬，朗诵语调的高低起伏，在我们听来，有咏叹、有叙述、有梵呗，亦有歌韵。他们嘴里在唱，我们心里在同它应合。这样，在一片喜乐的气氛中间，在舞台同听座相隔之间，我们连续了我们两千年久远的世交，也体会了我们今天融合无间的深挚的友谊。
每一弹乐器的独奏，每一独奏乐器的每一弹、挑，都使我们的心弦随之波动。难忘的锡达尔独奏，那宛转曼妙的抒情的开端，传达出深远的意味和深挚的感情，将听者的心引进了甜蜜而又高尚的纯洁的爱的深处；渐渐配合了节奏的改变，技术上指力的发放，转入于兴奋、热烈的爱的力量的奔腾；内容和技术融成了一片，奏者和听者同时沉浸在曲调情感的发展中间；等到曲调完了，除留下百听不厌的感觉之外，还剩有嫋嫋的余音，可以让我们作留恋的回忆。
中国南北朝时由西域传入而成为隋、唐以后有名的弹弦乐器之一的曲项琵琶，可能同印度早期的音乐，有着源流关系。我们知道，在公元第二世纪初期大月氐贵霜王第三代迦腻色迦王（登位于公元一二三年）的时候，印度已有类似曲项琵琶的琵琶，见于其阿玛拉洼其画像之中。这一乐器在中国开始渐渐流播，是在第五世纪。其后结合了中国旧有汉琵琶（即“阮咸”）的音位和演奏技术，音位由最初的四柱，发展而为十六柱、十七柱以至今日的二十四柱，演奏的技术由用拨的技术发展而为左右两手变化无穷的手弹技术；曲调也结合了中国历史故事和生活内容产生了很多伟大的作品。同一乐器，在印度，却取了另一条发展路线；虽然同样是渐渐脱离最初的形式，而达到的结果，却是有所不同。这说明中、印两国在音乐文化上有着亲密的血统的关系，也各自有着创造性的独立的发展；同时也说明我们之间虽然经过了各自独立发展的过程，但由于这种亲密的血统关系，仍使我们之间互相了解，通过音乐而互诉心曲、互相安慰和互相鼓励。
中、印两国历史上珍贵的友谊，是值得回忆的。我们两国的祖先，在文化上的相互学习，是值得效法的。第七世纪中期唐代贞观年间，中国的名僧玄奘法师往印度取经时（自公元六二九年至六四五年），曾受到印度戒日王的保护和热烈的接待，戒日王曾向玄奘法师询问不久以前中国民间流传的“秦王破阵乐”的情形（见“大唐西域记”卷五）。后来到了第八世纪中期，唐代的天宝十三年（公元七五四年），中国也吸收了从西北传入的印度“婆罗门曲”，经过了加工改制而产生了有名的“霓裳羽衣舞”曲。这一乐曲曾受到中国古代人民热烈的欢迎，也曾受到中国有名诗人的爱好和赞美——白居易的诗中就有着很好的例子。无疑的，这次印度专家们所表达的音乐艺术高度的精美，受到了今天中国听众普遍热烈的爱好，同时又引起了他们今天向印度学习的迫切要求。每次演出之后，在中国的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间，可以随时听到这一普遍的愿望。谁都感觉到参加同印度专家们半日座谈会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中国人称最好的友人为“知音”，印度人同中国人的确是彼此的“知音”。中国人是一向珍视并且努力寻求友谊的声音。所谓“友声”，在两千四百多年以前孔子所订定的诗歌“诗经”中间，就有这样的诗句。我们爱听从印度带来的“友声”，而且也爱学这种“友声”。同时印度友人的热爱我们的声音，也正同我们的热爱他们的声音一样；他们想向我们学习的心情，也正同我们想向他们学习的心情一样的热烈。我们的携手行进，将会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增加新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