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大社变了样”——安阳县南崔庄党支部办社记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穷大社变了样”
——安阳县南崔庄党支部办社记
宋斌全
河南省安阳县南崔庄福利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一九五三年春季还是一个贫困的十八户的小社，但由于党支部的正确领导，由于社员紧紧团结在一起，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现在已成为八十八户的大社。
这个社的成员在建社时全部是贫农和下中农。土地改革后该村贫农由于家底空，土地薄，少牲口，没农具，生产上遇到不少困难。一九五○年秋在党员张怀德带领下由七户贫农组织了一个临时互助组。互助的结果，麦子产量由一百斤提高到一百二十斤，开始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一九五二年即由七户扩大到十一户（十户贫农，一户下中农），并由临时组转为常年组。互助组虽然扩大了，但是生产工具增加不多，全组只有七头小毛驴，四辆小红车，农忙时劳力拉犁拉耙，送粪、收庄稼全靠小车推、人担。因此村里有人笑他们“穷大组、扁担队、蚂蚱驴”。尽管如此，互助组还是克服了单干所不能克服的困难，草吃苗、雨淋场、误下种等现象都没有了，产量提高了。同时由于他们发扬了阶级友爱的精神，减少和避免了天灾人祸所给予的灾难。例如春耕中，贫农张光礼身得重病，互助组的组员除到他家去帮助请医生、买药外，给他把地里的一切农活做得一干二净，七亩棉田给耙了三遍，棉苗出的比一般棉田整齐肥壮。当张光礼离开病床到田间看到这些棉苗时，感动得掉下眼泪来。秋季他的棉花每亩收一百五十斤，这是从来没有的好收成。“组织起来力量大”，这是全体组员一致的结论，也是他们决心转社的思想基础。
一九五二年冬季张光礼几户贫农积极分子就向党支部提出了转社的要求，支部书记张怀德同意他们的要求。为了领导组员转社，他几次跑到博爱、陶家营等老社投师访友，学习建社经验。之后，支部订出转社计划，确定同另一个互助组合并，成立了福利农业生产合作社（二十三户）。
转社之后，他们受到了村里一些富裕户的讽刺，说“一伙穷光蛋还想办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这个由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年青的社，当时确实困难重重。正当春耕生产紧张期间，全社十八户就有十二户没吃的，崔凤龙、张守生等四户贫农一日不去打短工挣点钱，家里就要断炊。在生产上困难更大，七头耕牛因没草料喂，瘦得东倒西歪，跌倒了扶不起来，甚至连拴牛绳也买不起，用草绳拴牛。有人就讽刺说：“大组真不简单，拴牛绳都是新式的”。社员入股的一辆破大车、两张土犁、四张旧耧也都是缺胳膊少腿，要什么没什么，甚至连赶牲口的鞭子也没有。但就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由于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共产党员积极带头，全体社员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党支部书记张怀德（社长）在党的会议上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家里再困难，三天不吃饭，也要坚持领导大家把社办下去，绝不向困难低头。”他的话坚定了社内党员办社信心。党员们一致提出：“坚决干到底，非叫鸡毛上天不行！”同时党支部经常以党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等艰苦奋斗的故事教育社员，用社会主义的美好前途鼓舞社员，这就大大提高了社员克服困难的积极性。在生产上生活上大家互助互济，发扬了阶级友爱精神，如有人没吃的，大家就主动给凑粮食。为了解决牲口草料困难，贫农张光礼（他已入党）带头将自己房子上撤下来的两个破窗子、两根檩条卖了交给社内买草料。在他的影响下，大家变死物为活物，凑集了十来元投入社内解决牲口缺草困难。国家也给了这个合作社以有力的支持，贷给他们一万斤饼子。这样就完全解决了牲口吃料的困难。老下中农李永香曾一度想退社，但在党员的模范行动和贫农社员团结友爱的教育下，也坚持下来了。就这样，他们不但渡过了春荒，并且按时完成了全社一百二十亩棉田春耕播种任务。麦收前国家又拨贷款五百五十元，让他们买了两头骡子，一辆大车，社员生产情绪更加高涨起来。这时，社外的人也改变了口气，说：“穷大社快变样子了”。
富裕中农崔金高不服气，就同其他几个富裕中农也来办社。支部就派了一个党员进去参加领导。这个社成立时，共有八户富裕中农，两户贫农。但是这个社被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个别富裕中农所掌握，所以一开始，就企图以他们的车、马、资金多这些优越条件，来挤垮福利社。可是比赛的结果，他们失败了，福利社胜利了。秋后总结，崔金高的社棉花平均每亩收九十五斤，谷子平均收一百六十斤；福利社种的谷子，单位产量则平均收到二百斤，棉花一百十八亩非碱地每亩收一百二十斤，平均九十三斤。棉花由于社内碱地多，单位产量虽不及崔金高的社，但超过了全村每亩九十斤的平均收成。为什么这样穷的一个社，而产量能够赶上甚至超过土地肥、车马农具多、投资力量大的一个富裕的社呢？主要原因是这个社贯彻执行了“勤俭办社”等方针。没有钱买肥料，支部就发动社员抓紧一切空隙开展积肥运动，修建了三个大厕所，挖了十个粪坑，拆旧墙旧炕充作肥料。这样就保证了谷田、棉田有充足的肥料，达到了投资少收益大的目的。其次，支部领导大家改进了耕作技术。在棉花播种中，他们实行了宽垅密植；在播种之后，为了保证全苗，消灭缺苗断垅现象，除了少数碱地外，又全部进行了移苗、补苗；随后根据棉花生长情况，分期加强管理，使棉田通风透光，成熟早，红花少，因而社的棉花产量高、售价大。但这些新的技术在崔金高的社是行不通的，他们反说：“过去不密植，也没少收。”这次“比赛”结果给全村农民一次深刻的教育，不但让他们看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而且看到了怎样才能把社办好。群众说：“穷大社变了样，鸡毛也能绕天飞。”当时积极要求参加社的就有二十六户，甚至有些贫农和下中农提出：不叫我参加，拥也要拥进去。而崔金高的社呢，不但没人要求参加，相反地，有五六户要退社。支部就劝说这些户应当同心协力把社办好。
一九五三年秋收后，各地宣传党的总路线，党支部就用福利社的事实向全村农民进行了一次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使社内外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互助组长张顺昌（下中农）带领全组五户组员，积极申请入社，他们提出：“党领导我们到那里我们就到那里。”全村除福利社外，又办起了两个社（其中有经过整顿改造过的崔金高的社）。福利社已扩大到三十五户。社扩大之后，有贫农十八户，下中农十三户，新上中农四户，贫农和下中农仍占绝大多数。一九五四年，他们获得了比一九五三年更大的丰收。这年秋季三个社合并。这样，除十四户地主、富农和两户被管制分子外，全村八十八户贫、中农全部参加了合作社，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并社一年来，由于进行了大规模生产，实行了机器耕种和服从了国家计划，今年全社又获得丰收。麦子四百二十亩，单位产量平均一百九十八斤，其中机耕机播的二十六亩，平均每亩二百六十七斤。棉花一千零四亩（包括四百亩麦茬花），预计每亩最少可收一百三十二斤多，总产量可达到十三万多斤，可超过包产计划九千多斤。
这个活生生的事实说明，贫农和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是完全可以把社办好的，认为贫农离开了富裕农民就办不好社的说法是错误的，不合乎实际情况的。
由于实际收入的逐年增加，不少社员已由穷变富，原福利社的三十五户社员中，远在去年秋粮统购的时候，就有二十八户卖给国家余粮三千斤，向信用社存款一千五百元。根据今年预分试算结果，全社八十八户，除六户孤寡老弱和一个乡干部外，其余社员的收入则普遍较去年增加了。原来最穷的贫农社员张守生去年净余款八十元，今年两口人可分四百四十五元，除全年开支外，还可以向信用合作社储存二百元。估计今年决算后，将会出现比去年更多的存款户，所以经发预分证、公布预分方案后，社员生产情绪更高涨了。
南崔庄党支部在农业合作化战线上虽然取得了上述成绩，但他们并不以此自满。他们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根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支部已订出明年同韩庄并社、一九五七年争取转入高级社的计划，并积极领导全体社员开展棉花超产和割草积肥运动，以实际行动为实现支部全面规划的目标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