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五年同志情 [复制链接]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六十五年同志情
华君武
　　相识蔡若虹同志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成立中华全国抗敌救亡协会的会议上。他是一位左翼老漫画家，比较严肃，无一般漫画家爱开玩笑的习气，逐渐熟识了，我也常拿画向他请教。从1936年开始，我的思想也在开始变化，尤其是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国共产党已心向往之。1938年上海沦陷时，我不愿当亡国奴，又不想跟国民党抗日，我向两位漫画家黄嘉音和蔡若虹谈了想去陕北延安的志愿，受到他们的鼓励、帮助，黄送了我一笔不小的路费，蔡若虹向艾思奇、丁玲写了介绍信，还相约以后在延安相见。果真在1939年上半年，蔡若虹和夫人夏蕾也从上海经过安南、昆明、重庆、西安到了延安，我记得我和还是漫画家的丁里，拿了木棍到南门外汽车站去接他的情景，我们的边区打扮，帮他们挑了行李，引起他对我们一顿夸奖。
　　他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员，教过一段漫画创作。他住后沟东山，我住西山，对山相望，时相过从。他遇事认真，嫉恶如仇，1942年我和左联漫画家，当时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的张谔拉蔡若虹一起举办了《讽刺画展》，在延安引起轰动，连毛主席也来看了画展。作品有较大的片面性，而蔡若虹对此觉悟最早，我和张谔却迟了两年。当年5月我们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8月间毛主席又请东北作家舒群约我们三个漫画作者去枣园寓所见面，谈了讽刺应注意“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两个关系问题。这次见面过去已专门写过文章，就不再重复了，而蔡若虹也就从此不画这类题材的漫画了。
　　我和若虹共事是在整风运动后期，他任美术系主任，我任支部书记，共同负责美术系的甄别工作，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当时抗战，国共也有摩擦，但我们也和美国史迪威将军及其延安美军观察组长包瑞德有些联系。为了扩大抗日宣传，当时延安的木刻享有盛名，我们用手工设计了一套《延安鲁艺木刻选》，选了力群、古元、彦涵共十几位的作品，装入用延安特产的马兰纸做的口袋，用毛笔写了中文英文的名称，这是蔡若虹和我合作的，送给观察组转送美国有关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友好人士以此礼品又寄回，我们送到革命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陈列。当时美军观察组回赠了一些军用K字口粮，还送了一副美国扑克牌，这在当时延安真是稀有之物，我和鲁艺的文学艺术家何其芳、荒煤、田方、舒群、蔡若虹都爱玩扑克，当时的扑克都是自己用明信片改画的，有了洋扑克就成了宝贝了。
　　日本投降，10月我被分配到东北，蔡若虹去了晋察冀，他在土地改革时画了一套《苦从何来》的漫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表现出了农民遭受地主压迫的苦恼。蔡若虹早先漫画是有德国漫画家乔治·格罗斯的影响的，《苦从何来》却显露出民族传统的气派，但从此以后，蔡若虹却停止了他的漫画创作。
　　进城之后蔡若虹从文化部艺术局到美术家协会四十余年，他贯彻了党的文艺路线、政策，全力投入新中国美术的发展。最早根据毛主席要改革年画的精神，写了指示草稿，经过毛主席的审阅公布实施；也是根据主席的指示，成立了专门出版连环画的大众图画出版社，当时出版的《鸡毛信》和《东郭先生》，就是在他亲手指导下和刘继卣两人合作的，从此中国的连环画走入了革新之路。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的讲话对中国文艺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当时我们还未得到全国政权，边区遭受战争和国民党经济封锁，要在全国进行这个巨大和全面的改革还有困难。新中国成立了，讲话的精神得以发扬，蔡若虹在其中贯彻执行，功不可没。他参与了国画的改革，他组织了革命历史画的创作，他对普及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十分重视，组织美术家深入生活，这些是当时美术家协会共同努力的目标，因此各有突出的成绩。我在协会的工作是协助蔡若虹，得益良多，虽然我们也吵过架，也相对拍过桌子，但我心里始终敬重他。
　　蔡若虹大我五岁，他早年在上海进步的电通公司演过电影，人家称他为硬派小生，他有文学修养，他的旧诗词，推陈出新，格调颇高，受到朋友的赞赏，他也写美术评论，晚年他行动不便，闭门写书，写了《灵犀小唱》诗集和《理想的美比实际生活更美》文集，还写了两本回忆录，一本是回忆三十年代的《上海亭子间的时代风习》和回忆延安的《赤脚天堂》，可称多才多艺。
　　1978年我们先后搬进了三里河宿舍大院，他也留起了大胡子。他耳朵重听，和他说话要大声嚷嚷，所以我也有点害怕这种方式的谈话。最后一次见面是2002年1月24日，那是他九十二岁生日，美协一些同志向他祝寿，没有想到便成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