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工作者必须重视语言问题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电影工作者必须重视语言问题
　　孙谦
电影是最接近群众的艺术。一九五四年的电影观众已达到八亿二千多万人次；就是说，每天都有二百万以上的观众受着电影语言的影响。
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和推行普通话是汉民族的政治任务。在这样光荣的任务面前，电影艺术工作者应该严肃地检查一下电影在使用语言上所存在的缺点。
要求使用的语言丰富多采、明确生动、有形象、有性格，这是所有文学艺术的共同特点，电影也不例外。但是电影有着胶片的尺数限制，因此它使用的语言必须更洗炼、更精确、更富于表现力。这是一点极普通的道理。遗憾的是我们电影艺术工作者过去并没有充分重视它。影片是根据文学剧本摄制的，但是我们的电影编剧（当然也包括我在内）还不善于把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经过适当的加工，提炼成为文学语言；因而我们的影片在使用语言上，就显得臃肿、啰嗦、冗长、沉闷和老一套。
电影语言的贫乏和枯涩现象已经是我们的老问题了，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设法冲开这道关口。有些影片的台词没有形象，没有性格。就是把两个甚至两个以上人物的对话调换一下，也不会妨碍剧情的进展。三部影片里都有工厂党委书记这一人物，而三个人物的台词又差不多是一模一样的，要是让扮演这三位工厂党委书记的演员在影片拍摄的中途互相串换一下，这三部影片还是可以照样拍摄下去，——概念化的语言不可能充分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不可能表现人物的性格，因此也就不可能激起观众欣赏语言艺术的兴趣。
为了突破语言贫乏的尴尬局面，有些电影编剧
（也包括我在内）曾走过另外一条弯路：用最省力的自然主义的方法，滥用成语、谚语、歇后语和语意不明、有语病的话，造成语言的不纯和混乱。
成语、谚语和歇后语有个共同的特点：有节奏、有形象、生动活泼、富有表现力。按照人物性格的需要是可以适当地采用的。但也有不少是芜杂、过时、已经不再有生命的糟粕，要切忌滥用。我们有这样一部影片，剧中人物都会说歇后语，整个村庄的农民都变成了歇后语专家。生活里没有这样的现象，这就是滥用。
解放以后，群众的生活起了变化，因而群众的语言也起了变化——一些新的语言词汇在群众中流传着，成长着。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把群众学习新词汇过程中产生的语病现象，不加修正地搬进电影里。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影片里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些台词：“没有文化水儿”（原意是文化水平不高）、“挨了一批”（受了批评）、“奔社会儿”
（走社会主义的路）等等——这种猎奇式的“创造”语言的后果，除了破坏我们纯洁的语言以外，什么好处也没有。
一般地说，电影不完全排斥适当地采用方言。方言可以丰富我们的普通话，也可以增加影片故事的地方色彩。但是采用方言的原则是必须使普通观众都能听的明白、听的清楚。我们不赞成把“蹲下”说成“趷蹴下”，也不赞成把“老都老了”，说成
“老都老球了”，更不赞成强迫观众去领教那些冷僻古怪的“地方风味”。
电影语言是表现人物性格的。少部分的电影艺术工作者曾经有过一种极错误的见解：要表现工农兵的生活就得使用脏话——骂娘、骂老子。事实证明：脏话只能污损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电影是教育新人的工具，必须坚决地摈弃那些庸俗的肮脏话，决不能让那些不堪入耳的语言，继续出现在我们影片的声带里！
作家是语言的创造者，而不是语言的破坏者。电影剧作家有责任创造优美动人的电影语言。
电影演员（包括译制片演员）是文学语言的直接传播者。在推行普通话的运动中，电影演员负有特别重要的任务——每天有二百万以上的人听着他们说话，跟着他们学习普通话。电影演员必须学会说普通话，而且要说得纯正，说得标准。但是我们还有些电影演员的语音并不标准，往往在一部影片中同一家庭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语音，有的是因为不会说北京音而用地方音，有的是会用北京音而故意用地方音。直到现在还有极少数的电影演员迷恋地方音和家乡话，他们说：使用地方语音可以引起“创作情绪”，可以“突出人物性格”。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创作方法。京戏里的诸葛亮并不说胶东腔，“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也不说江南话，可是他们的性格多么生动、多么鲜明！
其实在语音问题上，我们已经吃过苦头、受过教训了。用陕北话拍摄的“陕北牧歌”，因为观众听不懂，不得不全部改为普通话重新录音；“春风吹到诺敏河”是一部描写农业合作化的影片，但是关内农民不能完全听懂东北话，因而减弱了影片的教育作用；“关连长”因为使用山东土腔遭到了观众严厉的批评……难道我们还想犯错误、还想走老路子吗？
电影是现代化的艺术，它是为全国的观众服务的。既然要想全国观众都能听得明白，电影演员就必须学好标准的普通话。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电影演员将是推行普通话的一支极有力量的队伍。
作为一个电影编剧，我愿意和所有的电影工作者一样，拥护现代汉语规范化和推行普通话运动，愿意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以便促进这一运动早日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