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从“红楼梦”人物刘老老的讨论谈起——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关于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
——从“红楼梦”人物刘老老的讨论谈起——
李希凡　蓝翎
“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周刊上曾经发生过一次关于“红楼梦”中的刘老老这一人物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提出问题的冯沅君同志的“谈刘老老”（第35期），另一方是批评这篇文章的周培桐、张葆莘、李大珂三同志的“刘老老是怎样的一个人”（第39期）。就争论本身来看，似乎给人一种印象：这两篇文章的意见，一篇是反面的，一篇是正面的，第二篇以正确的意见否定了第一篇，讨论就此结束。但是，这个小的争论却涉及到怎样对待古典文学遗产和一般文学作品的根本问题：究竟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还是庸俗社会学的、机械论的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关于刘老老的争论，是有代表性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加以澄清的问题，谨就认识所及，大胆地提出一些意见来，希望得到冯沅君同志、周培桐、张葆莘、李大珂三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指正。
“谈刘老老”的作者把刘老老作为一定的社会概念的化身去考察。作者对于刘老老的出身作了如下三点推断：“（1）刘老老生长在农村，但不像是贫农。（2）刘老老曾到一些大官僚地主家里走动过，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很世故。（3）在刘老老上场时，她已在女婿王狗儿家生活了很久，因而王家的环境也就成为她的生活环境。王家原先是个小官僚地主家庭，曾与大官僚地主们拉过关系，认过本家。她的女婿虽已降为农民，可是，他还是享过福的。由此看来，刘老老这个人物是比较复杂的；她当然也参加过劳动，但她和真正的农民中间还有距离。”“她本不是真正的”“正牌的劳动人民的形象”，“所以在她身上也找不出劳动人民正直、耿介的高贵品质”。
“刘老老是怎样的一个人”一文是反对“谈刘老老”的简单的查历史划阶级成分的办法。但是，作者所根据的，也同样是
“红楼梦”中描写刘老老生活和性格的个别细节，肯定她是“在封建制度下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是一个自食其力的、贫穷困苦的，在晚年遭受饥寒威胁的劳动妇女。”于是，刘老老的一切都变成了“劳动妇女”的“高贵品质”。对于她的性格的复杂性，作者避而不谈。
这两篇文章的结论完全相反。但是所采取的方法却是一致的，即企图用简单的社会概念，来代替现实主义的艺术分析，用阶级成分的划分，来取消艺术形象的丰富内容。
由于这两篇文章的作者都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明自己的观点，我们在本文中不得不对于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点这个问题多作一点常识性的说明，并且不得不多作一点引证，以便消除某些颇为流行的误会。这是希望读者原谅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艺术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一种社会现象。文学艺术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阶级性的原理，是分析文学艺术发展过程的全部复杂性的根本原则。它根据作家对于生活现象和人物形象的创造性的描写，根据作家在这种描写中所表现的态度和评价，所流露的感情和愿望，对于作品的思想性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任务远不以此为限。它还必须研究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现象和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典型性，还必须研究作品的艺术技巧，研究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互相一致的程度。只有对于这一切进行了综合的探讨，作品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才能得到完满的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决不丝毫忽视文学艺术的特点。相反，马克思主义确认：文学作为认识生活真实的手段，不同于社会科学，因为文学的任务是用感性的形象直接地表现人们生活中的具体的多方面的现象，而不是从一个特定方面研究生活中的抽象的规律，如同政治经济学研究人们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那样。因此，人们的生活现象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文学的内容也就可以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文学着重描写具体的社会生活，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和人的性格。大家知道，社会生活是非常复杂的，影响人的内心和性格的条件尤其是非常复杂的。同力求掩饰现实生活的反动作家相反，进步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先进的阶级的观点的时候，不但不允许对于社会生活和人物心理作不真实的简单化的描写，而且力求最忠实地表现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历史的具体性，表现每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只有这样，作家才能正确地完成他对于人民群众的崇高的思想教育的使命。严格地重视事件和人物的每一细节的客观真实性，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创造和分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正是使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区别于任何公式化，概念化的方法的基本条件。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的庸俗唯物主义。恩格斯在讨论唯物史观的时候，曾经再三指出历史上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他在1890年给布洛赫的著名的书信中，指出经济运动只是归根到底作为必然的东西透过无穷无尽的偶然情况向前进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演算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为容易了。”恩格斯又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自己应负其咎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那些受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能有充分时间、地点和机会来把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也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则情况就有改变了，这里就不容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基本原理已被领会，并且还不一定领会得正确，就算已经充分理解了新理论并且已能够把它加以运用了。在这方面，我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须知，由于这点也曾产生出惊人的混乱……”
回到现在的题目上来吧。在我们的文学研究者中，许多人怀着良好的意图，想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作品，这种意图无疑是值得热烈欢迎的。但是有些人由于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以至把文学艺术具有阶级性的原理，当做简单的公式硬套到作品的每一段描写上去，硬套到每一个人物的每一项言谈举止上去，认为人物的性格特征就是简单的阶级标签。这难道不是一种“惊人的混乱”吗？“谈刘老老”一文就是这样的。作者先从对刘老老的阶级成分的推断规定了她的四个阶级性的特点，然后认为曹雪芹就是依据这样的观点去创造刘老老的形象的，仿佛曹雪芹在创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所依据的不是现实生活，而是几条抽象的阶级特性的概念。用机械论者惯用的术语来说，凡是现实主义的作家，在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的时候，都是紧紧地扣住了人物阶级出身的特点，凡与“阶级出身”无关的东西都被抛弃了。
当然，愈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愈是善于把他所观察到的一定社会集团的人的任何特质——阶级的、职业的以及其他的特征，表现得突出而明显。但是，这并不是说，作家把每个人的性格都表现成为他的阶级出身的某些固定的经济和政治的特点。阶级出身的种类是有限的。但是，每一个阶级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阶级斗争形势中，都有不同的心理状态；并且每一个阶级按照成员的经济状况、政治状况和文化状况的不同，又都分为不同的阶层，这些阶层又有各自的精神面貌。同一个阶级和阶层出身的人们，又由于个人遭遇的不同，个人所受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影响不同，形成为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成为各种不同的性格特征。因此，在人物性格和他们的阶级出身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至少需要考虑到：（1）在阶级社会中的人们的性格必然有阶级性，不同阶级的人们的性格不会相同；（2）阶级性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是由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阶级性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也不会完全一样；（3）同一个阶级出身的人们还分为不同的阶层，而每一个个人又有彼此不同的遭遇，因此，就是在相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同一个阶级出身的人们的性格中的阶级性，仍然会有种种差别，并且这种阶级性不一定同阶级出身相一致；（4）人们的性格中除了有阶级性的特征，还有各种性质的个人的特征。性格是个人的影响他的行为的方式的各种心理特征的总和，它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受立场和世界观的指导，却决不能用立场和世界观来包括。人的性格是多方面的，它不是一个形容词的化身，而是许多形容词的多种多样的结合。正因为这样，一个阶级并不是只产生一种唯一的永远互相重复的典型的性格，而是产生无限丰富的典型的性格。正因为这样，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决不会写出公式主义的作品，决不会把人物性格当作某一种概念的传声筒，或者某一个形容词的“形象化”。人物的典型性并不排斥个性。恰恰相反，如恩格斯在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中所说，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应该“每个人是典型，然而同时又是明确的个性，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我们都知道，在实际生活里面，不但同一个阶级出身的人的个性千差万别，就是同一家庭的人乃至双生子的个性也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不一致。如果人物的性格仅仅等于阶级出身的特点，那么，研究人、认识人、解剖人的内心世界、培养人的性格还有什么意义呢？作家创造人物还说得上什么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呢？文学作为认识生活真实的方法，又还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呢？因此，企图直接在一定阶级、阶层所共有的经济地位的特点和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属于这一阶级、阶层的具有不同个性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之间，划上一个等号是错误的，这是违背现实生活的图式化的解剖，而不是文艺批评，不是马克思主义。
“谈刘老老”一文所谓的抓住了阶级出身和生活环境的特点，只是作者凭空想像出来的几条抽象概念。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不但曹雪芹所创造的刘老老，不可能是有丰富的思想感情的活的人物，只可能是几条概念的化身；而且作者所谓“正牌的劳动人民”，在曹雪芹时代就可能寥寥无几了。同样，“刘老老是怎样一个人”一文生硬地把刘老老性格中存在的复杂的精神状态简单化，仿佛刘老老就是劳动人民的最美好的典型形象，连她的落后的精神状态、思想情感也是好的东西。这样肯定刘老老，实际上是完全抹煞了复杂的社会生活阶级关系可能给予人们的影响，把现实生活中的活的人物封闭在真空管里，看不见各个阶级、阶层之间必然产生的多方面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在阶级社会里统治者的思想对被统治者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在每个时代里，统治阶级底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这就是说本身代表着社会底统治的物质力量的阶级，同时就是这个社会底统治的精神力量。”（“德意志意识形态”）。因此，这样的粉饰和强调，表面上似乎是替劳动人民辩护，其实是模糊了文学批评的阶级观点。
“红楼梦”重要的特色之一是作者所创造的人物都有独特的栩栩如生的性格。“红楼梦”描写的主要对象虽然是封建贵族家庭，但是这个家庭里的各个成员的性格，并不只是他们的阶级地位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作者才有可能在这个封建家庭里创造出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封建叛徒的不朽的艺术形象，虽然他们的性格的某些方面，是同他们的阶级出身和生活环境分不开的，而且他们的反封建的思想感情，也仍然是一定的阶级社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的产物。同样，大观园里的比较活跃的丫头们的性格彼此不同，贾宝玉的四个姊妹的性格彼此不同，尤二姐尤三姐的性格彼此不同，也不是从简单的阶级出身和生活环境所能解释的，因为她们的阶级出身和生活环境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作者之所以在她们身上创造了鲜明的彼此不同的典型性格，正是作者详细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公式化地观察了生活的真实，并给以典型化的表现的结果。在刘老老性格的塑造上，也表现出作者的这种巨大的艺术力量。刘老老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精神状态。她既是世故的，圆滑的，善于适应环境和博人欢心的，又是善良的，朴实的和幽默的，这正反映着她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她在书中的言谈举止，对于一个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要到贵族家庭里去攀亲戚、求救济的老年农妇来说，完全是真实的，合乎情理的。作者含有深意地用刘老老这样一个次要人物的活动，作为全书主要情节的开场。正是由于作者在这样的普通老百姓身上寄着同情，——而寄着同情，当然并不要求作者违反现实主义的原则，把她捏造成为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或者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女干部。经过刘老老的眼睛，作者揭露了贫富贵贱的悬殊，揭露了封建贵族阶级奢华糜费的生活面貌，揭露了封建的人间关系的不合理。
总之，在分析刘老老这个艺术形象的时候，同分析古今任何作品中的任何艺术形象一样，应该首先把她作为一个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活的人来考察，而不应该首先用一套抽象的概念
（例如正牌的劳动人民、真正的农民、劳动妇女的高贵品质等等）硬套在她身上，然后再抽取她的某些性格特点——不如说仍是一些抽象概念，去附会这个结论。
文学艺术的最大特点是用具体的感性的形象来反映现实，它直接反映着人的生活的整体。艺术形象的人，是一个丰富的个体。结合他的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同别人的相互关系等等，反映着周围环境给他的多方面的影响，反映着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艺术形象丰富性的特征，正是使它成为高度概括性的典型的主要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希腊古典作家、莎士比亚、歌德、雪莱、迭更斯、巴尔札克、海涅、易卜生等人的作品的时候所给我们的范例，列宁在评价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契呵夫、高尔基、巴比塞、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的时候所给我们的范例，都告诉了我们：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文艺批评，只有对于艺术形象的实质做全面的客观的分析，才能提高人们对于历史、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如果艺术分析只是机械地形式主义地替文学形象以至替作家划阶级成分，加社会概念的标签，那它也就不会为人们所需要了。
这种庸俗社会学的、机械论的批评风气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倾向。
机械论者根据“陌上桑”对秦罗敷的住处、服装、采桑等艺术细节的描写，争论她究竟是劳动妇女，还是统治阶级的小姐？依据同样的观点，有些人根据“孔雀东南飞”里“生小出野里”或者“贫贱有此女”的话，就断定刘兰芝出身于“被压迫阶级”的“普通家庭”，她的思想感情也是“被压迫阶级自觉的意识的原始形态”，是“被压迫阶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也有人根据对刘兰芝的才能、服饰的夸张描写，而武断地认为她是汉朝一般富贵人家的女子。有人甚至认为焦仲卿由于出身官僚家庭而形成了性格的软弱性；他殉情以前同刘兰芝说的话，害死了刘兰芝。似乎这个同样被封建礼教迫害而牺牲的青年，也参加了谋害刘兰芝的行动！这种荒谬的捕风捉影的“分析”，既糟踏了“孔雀东南飞”，也糟踏了文学批评。同样，重视文学作品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这一个正确的原则，也被人们加以曲解，以至有些人对于有丰富内容和多种多样艺术表现形式的元杂剧和明代小说，片面地看成仅仅是高利贷、官吏横行等现象的简单记录。他们因为不善于对整个作品和作家作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全面的评价，就醉心于摘出作品中的只言片语，牵强附会地看成是当时经济制度的档案材料和作家政治立场的证明文件。于是，特定社会中的人们的整个生活的图画，作家对于生活的全面的观察和批评，作家所创造的完美的艺术形象，都被这种庸俗社会学的、机械论的小刀割成一片片的杂碎。
这种把文学的阶级分析，变成一个固定的框子到处硬套的现象，也表现在对于作家的分析上。例如文学史研究中的所谓“中小地主”论，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们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些作家艺术创作上和思想上的矛盾现象，而是企图制造一个公式去解决，那就是首先替作家确定一个恰当的阶级出身，这样就可以很方便地解释他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了。于是，研究者便提出了中小地主阶层作为这些作家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认为中小地主上受大地主大官僚的压迫，所以有它一定的进步性；同时，它也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所以有它一定的落后性和反动性，从这样一个公式出发，凡是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的作家，当然符合了这个公式；即使不是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的作家，文学史家们也终究能从他身上搜索出“客观上反映”中小地主的利益和要求，或者“客观上通向”中小地主的根据。因此，陶渊明是中小地主的作家，白居易、元稹是中小地主的作家，韩、柳的“古文运动”，也是反映了中小地主的利益。中小地主的概念，成了超越时间空间的文学批评的标准了。这样机械地解释文学现象的结果，就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歪曲成为中小地主的文学传统，中国古典文学的进步倾向被认为中小地主利益和要求的反映，而抹煞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另一种说法，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布衣感”。这种说法认为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在尖锐化的时候，就通过农民起义表现出来，在没有达到尖锐化的时候，就通过“士”的斗争体现出来。而能反映现实暴露黑暗的作家和作品，就是反映了“士”的斗争。这样看来，知识分子的“布衣感”，也变成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动力了。
这种种现象共同的特点，都是想寻找一个“万灵药方”的简单公式，来代替文学的阶级分析，代替文学的复杂现象的深入研究。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唯物论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的线索，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他，那末唯物论的方法就变成它的反面了。”（恩格斯给恩史特的信）因此，尽管这些批评家的主观愿望可能是为着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的批评在表面上都强调着：“阶级斗争”、“阶级观点”，其实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用庸俗化的歪曲公式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的。
文学批评中这种庸俗社会学的、机械论的倾向，把文学历史发展中许多迫切需要研究的复杂问题，变成了简易的公式，把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所体现的丰富的现实内容、思想感情、精神状态，分析成几个空洞的刻板的抽象的社会概念，以为给作家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任意地加上阶级成分的标签，就算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这种违反历史实际和抹煞文学艺术特征的现象，是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像恩格斯在给施米特的信中所说，马克思主义断然反对“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系统”的懒汉的想法。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对经济基础的历史和各种上层建筑本身的历史作详细的认真的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在讨论到艺术同经济基础的关系的时候，曾经着重指出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的决定意义：“困难只是在这些矛盾的一般表述中存在。它们只要一特殊化，它们就已经被说明了。”马克思以古代希腊艺术为例，在分析了它的历史背景以后说：“但是，困难还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与一定社会发展形态有关。困难是，它们何以仍能给我们以艺术的满足，并且就某方面说还是当作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马克思接着指出，这是由于艺术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如同人的生理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样，这种规律不能用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去代替。儿童发展成为成人，但是儿童的天真难道不使成人愉快吗？同样，希腊艺术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它却永远保持着强烈的吸引力。从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可以看出，只有既认真研究社会历史一般规律，同时又认真研究文学艺术发展的特殊规律，才能正确地解释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复杂现象。因此，尽管本文作者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对于我国历史和文学艺术的知识都极其有限，但是我们觉得有必要指出：为了正确地继承和发扬我国文学遗产中优秀的传统，为了正确地评价我国古代以至现代的文学创作，为了正确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必须坚决地克服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