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坡上的人们——访问金县友谊果园集体农庄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凤凰坡上的人们
——访问金县友谊果园集体农庄
本报特约记者　萧乾
三、农庄上的客人
来农庄以前，生活上我是准备吃点苦的。可是晚饭的时候，我只撕下两角多钱的“农庄餐券”，炊事员就笑眯眯地由厨房的洞洞里递给我一盘红烧鸡块，一碗热腾腾的白菜豆腐汤，一个大得我发愁会吃不完的馒头。
饭厅里密密匝匝挤满了人。这里有单身的庄员，也有各地来的客人。一个个子不高、戴着深度近视镜的女学生，胸前佩着“沈阳农学院”的徽章，一边夹着软炸虾仁，一边津津有味地讲着昨天放假，她去找一个在得力寺农庄实习的同学，他们那里新近用卡子捉到一条母狼。她先形容了一下庄员们分到的狼肉有多么香嫩，然后又杀风景地说：“可是公狼天天到庄上来，嗷嗷地一叫就是半夜，弄得胆小的同学一擦黑就不敢出去了。”
在饭厅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了农庄的麻主席。他迎头先向我解释说，爱人（是农庄上十个生产队长之一）上金县开会去了，他今天也加入了单身汉的队伍。我告诉他没想到在山沟儿里会吃到这么好的菜，他说：“俺们这位大师傅就是有两下子。他是留过学的。”细一追问，才知道这位原籍河南的大师傅从前在沈阳给一个大地主当过厨子。地主嫌他的手艺赶不上馆子，特意派他中午到探花楼去“进修”。
主席讲到这里，那位穿着白围裙的大师傅正在隔壁响亮地敲着炒杓，随后像魔法一样，炒杓底儿上立刻就闪出一道贼亮亮的火光。
“不含糊，人家留了两年学呢，”麻主席很有风趣地推荐着农庄上的这位专家。
主席吃饭是行军式的。他站起来走了，这时候，我发现一个年纪五十开外的老庄员坐在我斜对面，正端着碗小米粥，唏哩呼噜地喝着。
“爱人也开会去了吧？”我凑过去，套用着刚才学来的公式。
他十分坚决地摇了摇头，说他没有爱人，只在山东老家有位八十多岁的老母。
“爱人去世啦？”我又猜了一下。
“不，压根儿就没娶过。以前，哪娶得起！如今晚儿，唉，没人肯来啦！”
我望着他那歇了顶的脑袋，和那张布满了皱纹的脸，心里想：旧社会剥夺他的一切，新社会都能替他弥补，可就是青春，那是没法子弥补了。
这个人好像看出我的心思，又好像宽慰着自己似的笑了笑说：“家不家的，没啥。农庄就是俺的家！”
饭后，单身的庄员各自回了队部，来实习的女同学多半分睡在庄员家里，男的睡在俱乐部的舞台上。最后办公室里只剩下五、六个客人。这里，除了我以外，可以说都是专家：有农林局派来的病虫学家，有来帮农庄修水库的工程师，有正给庄员开技术班的见习农学家，还有中国保险公司派来深入农庄生产过程、好研究保险条例的技术员。在烛光底下他们一个个从皮包里拿出“苹果总结”，“旅大区棉虫蔓延图”一类带来的文件，然后掏出笔记本来，跟他们白天在生产队里观察了解的实际情况核对着。
月亮爬在大和尚山边上，从窗口探着头。我们几个同炕的客人就趁着淡蓝色的月光扯了起来，很快就找到了共同感到兴趣的题目：自然灾害对农庄的威胁。
保险公司的同志说：“风这玩意儿可真不善，一晚上能刮掉六十四万斤苹果！”那位高高个子、穿黄咔叽制服的病虫学家正了正鼻梁上的眼镜，用不容人忽视的庄重语气说：“风还算不上果树顶大的敌人，果树顶凶恶顶顽强的敌人是虫子。你们猜猜看，一条蚜虫一年繁殖多少代？”大家都屏了声息，静等着专家宣布这可怕的数字。“四十几代！”他是咬着牙齿说出这个数字的。接着他又说：“根、茎、枝、果全吃的棉虫是十三代，啃叶子的红蜘蛛是七代。还有专门往苹果心儿里钻的桃小食心虫是两代！”
这位专家感到他这一串惊人的数字吸引住了大家，就进一步分析说：“用苹果换钢材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苹果运到满洲里，买主儿要抽查，一箱子生了虫，一列车的苹果都成问题。就是运到了目的地，人家也还要拿显微镜检查。今年有了毛病，明年就不好出口了。……而且咱们政府为了国际上的信誉，为了贸易道德，有虫子的自己也不让出口啊！”
从沈阳来的见习农学家接着说：别只瞧见果树的利润比普通庄稼大，心可也操老了去啦。一年四季没个闲。冬天要剪树形，春天一道道地灌溉施肥，还得不断地喷硫磺水儿，刮树皮。去年农庄规模还小的时候，庄员们做了不少只大筛子，把几万棵果树下面的土都筛遍了。女庄员成天跪着筛，裤子也磨破了，筛出百十多斤“桃小”的虫蛹来。她们的口号是：掐死一条虫子，就保证一百二十五斤苹果的质量，那就等于二百五十斤钢！
说到这里，病虫学家就着烛光和月亮，摊开“旅大区灭虫规划”给我看。这可以说是人民政权使用科学武器跟病虫作战的部署。黄澄澄的烛光在这位专家的脸上跳跃着，月光把他向窗的半边脸照得有些青癯。他一只手扶着桌角，另一只像前沿上的指挥官似的在地图上比划着：红线是封锁区，箭头指的是可能蔓延的方向。然后他抬起头来，很有把握地说：“这些害人的东西没多少日子好活啦！咱们一方尺一方尺地消灭，两年以内，足可以叫这个地区的棉虫绝了种，不出五年，可以根除红蜘蛛。”
显然，在这个宏愿前面还有一场激烈紧张的战斗。
四、老少饲养员
在绿色的凤凰坡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幢幢白色的鸡舍。去年农庄除了供给庄员吃，还卖给供销社十九万个鸡蛋，那就是从那些鸡舍里一个个捡的。
上了年纪就不能学新东西了吗？四十八岁的麻振久可不相信这套“成规”。他一向没养过鸡，更没养过这种一来就中暑、二来就感冒、又娇又嫩的“洋鸡”。然而从前年三月起，农庄就把他派到牲畜队养鸡组来看鸡舍，从早到晚，给三百五十只红冠子，白羽毛的莱亨鸡当饲养员和警卫。两年来，麻振久不但摸熟了鸡的脾气，并且能从鸡的嘴巴、肛门和腿部的颜色判断它们下蛋的能力。
每天黑早交四点，他就起来喂第一遍，晚七点喂完第六遍，他才轻轻关上鸡舍的门，打发那些“宝贝儿们”去睡觉。食好喂，水可难喂。冬天得给它们温水喝，热天他特意到山坡底下的一口井里去舀凉的。鸡不喜欢喝脏水，盆子老得刷得干干净净的，每回别添多了，得勤着添。这样，鸡才会撅起尾巴一个劲儿地喝。光给它们吃喝还不行，得叫它们做做“工间操”。麻振久把菠菜吊得不高不矮，叫鸡能吀着点边儿，可又吃不着。这样它们自然就会伸长脖子，拔起掌来，扇动翅膀，活跃地做出各种运动的姿势。
到鸡舍这两年他累没少受，急也没少着。前年冬天他请了趟事假，托别人替他看看。鸡闹着要出来，那人也不问气候，三九天就把鸡放出来了。于是，百八十只鸡都病了。这下把麻振久急得直跺脚。他连夜给鸡打盘尼西林，用硼酸水洗，往嗓子里点碘酒，好容易一只只才算是都救活了。
去年七月，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约摸两点多钟光景，麻振久听见鸡嘎嘎嘎地叫了起来。他披上衣裳，抄起电棒一照，喝，一条恶狼的前爪正趴在鸡舍的窗棂上，眼睛贼亮贼亮的。麻振久抓起根棍子就追，那家伙夹着尾巴溜到山后头去了。
冬天，也不知道从哪家跑出一只老鹰，脖子上还拴着一根铜链子。它一爪子攫住一只鸡。麻振久正在给鸡拌食，忽然心一跳，立刻感觉出了乱子，转过墙角，果然老鹰正把那只鸡按在地上，准备下口。麻振久来不及抄棍子了，就弯腰抓起一块石头，狠命朝这个闯入者砍去。老鹰给砍了个跟头，受了伤，歪歪斜斜地飞掉了。麻振久给那只鸡压了惊，上了药，包裹起来，过了几天它居然又下起蛋来。
今年“五一”那天的下午，他又听到鸡扑扇起翅膀，惊叫起来。这回，一只鸡已经叼在狐狸嘴里了。麻振久还是不甘心。死活也不能叫它尝到甜头。他在梯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追，追到半山腰他硬打狐狸嘴巴里把一只血淋淋的死鸡抢了回来。从那以后，狐狸再也没上过门。
我们谈话的时候，成群的莱亨鸡不断飞到窗棂上，眨着眼睛朝里望，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我问麻振久可不可以给他在鸡舍里照张像，他摸了摸下巴，寻思一下，然后对我郑重地提出条件：“同志，你可得先消消毒，进去的时候贴着篱笆，慢慢地走，别吓着它们。什么也别摸。”
鸡舍外头有一个装满石灰的木匣子，他很仔细地盯着我把脚在里面踩了几下，才点头放行。仪式的隆重和认真，使我感觉进的简直不是什么鸡舍，而是神圣的庙堂。
下山的时候，我们又走过一座鸡舍，碰见一个细高个子，脸上还带着不少稚气的小饲养员。他刚喂完鸡，正拿着个空簸箩从鸡舍里走出来。这就是前年入庄的高小毕业生赵国勤。
这时候，几百只莱亨鸡都挤到长长的食槽两边，伸长着脖子，随吃随从喉咙里喀喀喀地发出满足的声音。
我们站在鸡舍外头跟他扯开了。
“养鸡这门学问可深远去啦！”他歪着脑袋很严肃地说，像是有所感触，又像是告诉我小看不得这一行。也难怪，农庄送他到营城子的试验站去学习了七个月呢，饲养、孵化，甚至连解剖都学到了，回来他满以为这回可全懂啦。可是一碰上问题，他时常还得写信给试验站的老师。
“头天晚上明明还是好好的一只鸡，早晨它不下架了，要不就是晚上上不去架。”说的时候他把眉毛拧到一块儿，好像勾起了什么痛苦的回忆似的。“接着鸡冠子发紫，筋骨也麻木了。一只挺好的鸡，就这么算完事啦。”
说完这话，他赶快朝鸡舍关切地望了望。有的鸡嘴快，吃饱了已经仰起头来，沿着篱笆很神气地散步，有的还把脑袋埋到槽里捡着残食。
现在，一般的病赵国勤都能治疗了，有时候他还给鸡动手术。他每个星期都给鸡消毒，隔个时期就喂它们点儿清肠剂。可他就是愁这个“热射病”。今年，他想出个办法，围着篱笆种了一些爬架的葫芦和瓜，准备用这些植物的叶蔓替鸡搭个凉棚。
分手的时候，我问起他的理想，这个小庄员的神情有点羞涩，可又很坚定地说：“我要做一个鸡的病理学家。”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