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久深厚的友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好关系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悠久深厚的友谊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好关系
吴世璜
去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在向印度尼西亚人民发表的广播演说中曾经指出：“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之间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很遥远的过去。”
的确，中国、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有悠久、传统的历史的。
印度尼西亚史学家雅明在“红白旗六千年史”一书中写道：印度尼西亚石器时代文化受着来自云南地区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到了公元前一、二世纪，印度尼西亚人民已能制造青铜器和铁器，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也是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
雅加达博物馆中陈列着几个巨大的青铜鼓，鼓身和鼓面全用青铜铸成，是公元前一、二世纪间的出品，其形式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青铜鼓相似，鼓上有精美的图画，有的鼓面边缘还铸了几只青蛙仰天而鸣。考古学家卡连富尔斯在该馆的史前展览室说明书中写道：印度尼西亚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是公元前数世纪间由中国南部（特别是云南）和印度支那传来的。
根据中国史书“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远在二千年前，汉代商人就已到达马六甲海峡的皮宗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发生经济联系了。这皮宗，据日本历史学者藤田丰八的考证，认为是苏门答腊和新加坡之间的皮声岛（印度尼西亚语意为香蕉岛），即郑和航海图中的昆宗。考古学家弗玲斯从爪哇、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出土的中国汉朝陶器的研究，也认为公元纪元时中国人已到印度尼西亚通商，把中国陶器输入印度尼西亚。
据我国史册记载，印度尼西亚最早派遣使者来中国的是爪哇，“后汉书”卷六本纪：永建六年（公元一三一年）“十二月日南侥外叶调国、掸国遣使”来中国。叶调即爪哇。接着爪哇的闍婆婆达、呵陵、闍婆等国陆续派遣使者来中国促进贸易。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后改称三佛齐，中心地在现在的巨港）也于公元670年开始派遣使者来中国，一直到1377年国亡前始终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003年三佛齐使者来中国，称说该国新建一座庙宇，“愿赐名及钟”。中国政府当即赠送一块匾额和一个大钟。那座庙宇今已不存，据印度尼西亚史家沙努西·巴尼的推测，大概是榜苏陵庙。此外婆利（峇厘）亦于517年起派遣使者来中国。印度尼西亚使者前来中国有些是应邀而来的，所以印度尼西亚史家阿明·巴尼在“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一书中写道：“自古以来中国对南洋诸国和睦亲善，经常邀请南洋各国人民到中国访问。”中国历朝使者到印度尼西亚访问次数最多的是明朝。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七下“西洋”，每次都到印度尼西亚访问，大大地促进了两国间的贸易。明朝三百年间，爪哇使者先后到中国二十五次，在历史上达到了最高纪录。
在贸易交流方面，中国商人早就把丝绸运到印度尼西亚，同时还把织绸的方法教给印度尼西亚人民。陶威斯·德克尔在“印度尼西亚历史纲要”一书中写道：“的确，我们的祖先是向中国学习用蚕丝织绸的方法，不久，我们自己就会织绸了。”中国的磁器是印度尼西亚人民非常喜爱的物品，马欢在“瀛涯胜览”中写道：爪哇“国人最喜青花磁器”，直到今天，还有许多印度尼西亚人把中国磁器作为传家之宝，在婚丧祭祀的仪式上，磁器有着特殊的作用。加里曼丹大雅克族尤其珍爱中国的龙缸彩瓮，视为无价之宝，并把它作为“瓮棺”，储藏尸骸。中国在很古的时代就应用“瓮棺”，大雅克族用“瓮棺”埋葬的方法，是从中国传去的，这又证明中国文化在远古时代就和印度尼西亚发生关系了。中国商人除了运载商品，还带去了大量铜钱，促进印度尼西亚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十七世纪初荷兰殖民者到印度尼西亚时见中国铜钱“通行于全爪哇及环近岛屿”。目前这种铜钱仍通行于峇厘。
印度尼西亚方面和中国交流的商品主要是香料，这是印度尼西亚的著名产品，出产香料的摩鹿加群岛向有“香料群岛”之称。“诸蕃志”卷下志物篇所列举的数十种香料，其中有许多是印度尼西亚的特产，如“丁香出大食、闍婆（爪哇）诸国”，“檀香出闍婆”，“胡椒出闍婆”。如所周知，胡椒是印度尼西亚最大宗的输出品，在欧洲殖民者未来掠夺之前，几乎全部运销中国。范里尔在“亚洲古代贸易”一文中指出：十五、六世纪时中国商人是印度尼西亚胡椒的唯一购买者，印度尼西亚每年出产胡椒约六万包（二千四百吨），其中有五万包运销中国。范里尔又指出：胡椒而外，檀香是第二种大宗输出品，也是几乎全部运销中国，据他估计中国每年购买三、四百包（约二、三百吨）。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欧洲殖民者尚未入侵印度尼西亚之前，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贸易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我们两国在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尤为深厚。公元七世纪时，苏门答腊室利佛逝佛教兴盛，成为东南亚佛学研究的中心，各方学者来此研究佛经的有千余人。公元671年唐高僧义净到室利佛逝学习梵文，研究佛经，然后到印度继续深造，归国时又在室利佛逝居留十余年，研究和翻译佛经。他在室利佛逝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今天研究印度尼西亚古代佛教的重要资料。他主张中国和尚如果要到印度研究佛经，最好先在室利佛逝学习，他对于印度尼西亚文化是给予很高的评价的。唐朝另一位高僧会宁于664至665年间到呵陵（爪哇）研究佛经，居留三年，和爪哇著名僧人若那跋陀罗合译佛经阿笈摩二卷（记如来涅槃焚身事）。据大唐求法高僧传所载，唐朝和尚到印度尼西亚研究佛经的除上述义净、会宁二人以外，还有十九位，极一时之盛。这些和尚有的还研究印度尼西亚语，例如运期、大津、贞固等。中国人民一向重视印度尼西亚语，认为它发音优美，是“音乐的语言”，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说爪哇“国语甚美软”。中国史书上亦有记载印度尼西亚语言的，如“宋史”卷489闍婆国：“方言谓真珠为没爹虾罗，谓牙为家啰，谓香为昆炖卢林，谓犀为低密。”
由于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的接触，中国的耕种方法也给予东南亚人民以巨大影响。加里曼丹董坡孛人使用的犁和耙是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的。印度尼西亚的茶种和制茶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荷印大百科全书”指出：“1829年中国茶种及茶树传入爪哇。1832年和1833年耶谷逊从广东聘请数位中国制茶技术人员到爪哇。”印度尼西亚语语言学家胡沙英·巫纳夫在“印度尼西亚百科全书”中写道：“豆酱、豆腐和东瓜糖的制造法是从中国传入印度尼西亚的。”此外用蔗糖酿酒和用大豆制造酱油的技术，也是由中国传入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喜爱甜酱油（在酱油中加糖调制），是三餐不可缺的调味品。如所周知，印度尼西亚民族是善于航海的民族，远在二千年前他们的帆船就已远航到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印度尼西亚人日常驾驶的轻便小舟“舢舨”，是向中国学习的，而且也像中国一样称之为“舢舨”。“荷印大百科全书”说：“印度尼西亚音乐受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的影响。”流行于雅加达、文登一带的“甘梆·格罗摩”，用中国音符“工尺”记录曲子，用两国乐器混合演奏，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产物。印度尼西亚画家苏约诺说：“巨港有座清真寺，建于十八世纪，完全是中国式”。1954年印度尼西亚教育工会代表在招待中国教师访问团的会上报告：爪哇著名的雕刻业中心札巴拉，是由一位名叫哈迪森的青年在十六世纪到中国学习雕刻回到印度尼西亚之后发展起来的。雅加达博物馆指南亦指出：“爪哇的雕刻很受中国、印度的影响”。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出版的印度尼西亚特刊指出：在印度尼西亚语言中、民族服装上以及风俗习惯上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影响。该特刊还附了二张图片，一张是以中国画的云彩为花裙的图案，另一张是类似京戏服装的室利佛逝舞的服装，具体说明了中、印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各自建立了新的国家之后，两国的友好关系，立即有了新的发展，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也在日益加强。首先我们两国恢复了正常的贸易关系，接着两国总理互相访问，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加强。今年我国杂技团到印度尼西亚访问演出，而印度尼西亚峇厘舞蹈团也来我国表演；今年8月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印度尼西亚，现在，苏加诺总统又将到我国访问。苏加诺总统的来访我国，无疑地，将大大地增进我们两国人民悠久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