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朱伯昆
中国的哲学遗产是十分丰富的。总结和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任务。就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几年来的教学研究工作看，我们觉得有以下几个学术问题，时常引起争论，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在教学和研究中时常遭到困难。现在把一些主要问题提出来，以供学术界参考。
（一）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哲学史和其他各民族的哲学史一样，应该把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及其跟唯心主义哲学的斗争，作为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但对这个问题，却有不同的理解。有些同志认为，唯物和唯心的斗争主要表现在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等哲学问题上，因此应该把这些问题作为哲学史研究的范围。但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如果仅仅限于这些问题，那末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就显得贫乏了。中国哲学史这些方面的材料，不太丰富，不能跟西方相比。因此，有些同志指出，还应该把一般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等都包括在内，这些方面的材料是十分丰富的，如果遗漏掉，就太可惜了。但又有些同志不同意这种扩大化的办法，认为这样一来，“中国哲学史”就成了一部中国意识形态发展史了。实际上就已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来看，有的叫做“中国哲学史”，有的叫做“中国思想史”，有的又叫做“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学术思想史”等，名目虽然不同，但是对象和范围都差不多。当然，哲学思想跟其他思想是有联系的，不能孤立地看哲学思想，但也不能因此便把哲学史上的问题和其他意识形态的问题等同起来，否则，就会使“中国哲学史”这门科学的领域模糊不清了。这个问题实际上牵涉到“哲学史”这门科学的性质问题。
（二）关于对历史上哲学家的分析和评价问题。对历史上哲学家的思想进行正确的分析和批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方面的问题，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
（1）唯物和唯心的界限问题。分析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总要指出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阵营。但作起来并不那末简单；有的哲学家的思想，既有唯物主义的成分，又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二者很难说哪一方面是基本的。我们在教学中曾经把古代哲学家思想中的唯心和唯物的成分，都提了一下，结果同学反映说，阵营不清楚，有些混乱。后来作了改进，阵线是清楚了，但有人又指出，这样做，太简单化了。划到唯心主义阵营的，有人认为有很多的唯物主义成分；划到唯物主义阵营的，有人又认为有许多唯心主义成分。有的同志认为索性不扣什么唯心和唯物的帽子。但讲哲学史，不指明一个哲学家是唯心或唯物，那和过去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又有什么区别呢？
（2）阶级分析问题。研究哲学史，总要指出某一派的哲学观点基本上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按照一般的说法，唯心主义总是代表历史上反动和没落阶级的利益，而唯物主义总是代表历史上进步的阶级的利益。但这个问题，也不是那末简单。有人曾经认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农民是被剥削的阶级，因此反映农民的哲学观点，应该是唯物主义的。但实际上并不然。例如，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家，相信上帝，总不能说，他们在世界观上是唯物主义者。又如，先秦道家的思想，老子、庄子的学说，不相信上帝和鬼神，提倡“天道自然”，反对目的论，应该说是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但他们（尤其是庄子）的社会政治观点，却强烈地反映了没落贵族的情绪，显然是代表当时没落阶级的利益。与此相反，孟子在社会政治上发表了许多有利于当时新兴封建势力的言论，但他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却信“天命”，讲神秘主义，主张神权政治。怎样说明这些历史事实和哲学发展规律的关系呢？如果说，这些问题只是例外，但历史上这种例外太多了，原则也就成问题了。过去，我们有些同志，为了在理论上不犯错误，采取了简单的办法。如果碰到一个唯物主义者，就想尽办法，从阶级上找出他的进步的根源。例如，既然肯定古代道家是唯物主义流派，那末就应该想法证明他们代表农民的利益，而实际上这方面的证据是十分有限的。此外，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哲学家，绝大多数都是和封建地主阶级有联系的。其中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他们之间的思想斗争应怎样理解呢？过去曾经这样处理过：反动的哲学家总是代表封建贵族和大地主阶层的利益；进步的哲学家代表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后来有人反对这种简单的处理方法。因为中小地主阶层的哲学家，基本上还是代表封建阶级的利益，用阶级的帽子，很难说明他们在封建社会中的进步性。有人说，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史，其中的思想，说来说去，不是代表大地主，就是代表小地主，实际上没有什么阶级分析。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对具体材料如何分析的问题，同时也牵涉到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理论问题。
（3）对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我们有些同志，尤其是一些年青的同志，曾经对历史上的唯心主义者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即使其中有些好东西，也不愿讲。并且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分析，过于简单化，认为只要指明他是个唯心主义者，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目的就达到了。而且为了加强哲学史的党性原则，在讲授中往往把唯心主义者臭骂一顿，以为就算完成任务了。显然，这种对待唯心主义的方式，不能满足目前的要求了。应该怎样分析批判呢？唯心主义体系中有没有好东西？如果有，应该怎样估价呢？例如，有的同志认为王阳明的“良知良能”的学说，肯定了天赋观念，这是唯心主义观点。但它却又教导人们树立独立进取的精神，坚持是非的态度，不盲从别人，反对传统的束缚，并且在历史上的确对某些进步思想家起了很大的影响。能够因为是唯心主义观点，就一笔勾消它吗？又如有的同志认为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对唯物主义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唯物主义者时常用唯心主义者所提出的问题，来丰富自己的内容的。因此，他们的某些贡献也不能抹煞。以上这些意见都是值得重视和进一步钻研的。
（4）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以前，哲学史上有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或因素呢？过去，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以后，才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如果企图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中寻找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就是用古代哲学比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错误的，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因此，在处理古代哲学问题时，只能说，某一哲学家，在某种问题上有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才有辩证法的因素。古代哲学家并没有把二者结合起来。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就是对同一问题说，也有既唯物而又辩证的看法。例如，中国古典哲学中关于“气”的学说，肯定世界的物质基础是“气”，这是素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但同时肯定作为世界物质基础的“气”本身又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甚至有的唯物主义者认为“气”本身也是不断更新的。这不又是以一种辩证的观点来对待世界的物质根源问题吗？这类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不算少的。其次，有些同志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看法，都是唯心主义的。但有的同志提出，我们当然不能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已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但是否在社会历史方面的各别问题上，他们也提出过唯物主义的观点呢？几年来，对这个问题，我们不敢明确肯定，恐怕犯错误。例如，我们在教学中，曾经指出韩非的历史观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因为，韩非不承认上帝的意志和人的主观愿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肯定社会人口的增加和社会财富的多寡是社会变动的基本原因。当然，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但他企图从社会本身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去寻找社会变动的基本原因，这是唯物主义的。这类例子在中国哲学史上是很多的。例如，荀子的性恶论，肯定人性是恶的，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提法。但是，他却肯定人的道德品质并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的环境养成的，这又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怎样对待荀子的伦理学说呢？能不能说，荀子的伦理观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呢？有人说，如果不把这类问题弄清楚，那就会把中国哲学史上对于社会历史问题的宝贵意见，都用唯心主义的大帽子抹煞了。这种意见，的确是有道理的。
（三）关于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过去，我们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强调了哲学史的一般规律，因而，看不出中国哲学的特色。最近，很多同志都指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应该着重阐明中国哲学的特点。但中国哲学的特点，究竟包括那些内容呢？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历代哲学家都特别重视社会政治问题，他们的哲学观点和当时社会实践有密切的联系，这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唯物主义哲学，有着他自己独特的形式。在西方哲学史上出现了三种唯物主义的形式——素朴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三种形式都不能说明中国古典唯物主义的特点。因为中国的古典唯物主义含有鲜明的自发的辩证法的因素，在许多问题上超过了西方古代的素朴的唯物主义形态。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也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体系。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哲学发展的过程，来比附中国哲学发展的过程。还有人认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特点，应该着重指出中国哲学史上的特殊问题，通过这些特殊问题，来看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斗争的总的规律。例如，先秦时代关于“名”和“实”的争论问题，魏晋时代的“崇有”和“贵无”的争论问题，宋明清时代关于“理”和“气”的争论问题等。又有人认为，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经常跟无神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于历史上著名的唯心主义流派，如程、朱等，也都反对宗教迷信，如果说，他们和西方的唯心主义者一样，最后也倒向了上帝，那就不合乎中国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发展的情况。无神论在中国古代思想界所起的巨大的影响，也应该是中国哲学发展的特点之一。总之，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很多的，很需要大力开展研究。不然的话，很容易把中国哲学史讲成西方哲学史的翻版。
（四）关于如何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哲学遗产问题。我们一致肯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和珍贵的哲学遗产。但应该如何继承这份遗产，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呢？过去，有的同志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只不过是提高自己的民族自信心，鼓舞人们的爱国主义情绪而已，除此以外，很难说有什么用处。因为，历史上的唯心主义，都是些坏东西，只有批判，很难吸收。而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跟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起来，又非常贫乏。好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了，何必再向旧纸堆中寻找呢？当然，这种观点，有着狭隘的实用主义的倾向。但这种看法却反映了一种实际情况，即目前还没有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跟现代的革命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有许多同志曾经企图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有人指出，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唯物主义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范例。如古代杰出的无神论者范缜，对形神关系的论证，现在用来说明精神和物质的依赖关系，也是很有力的，而且又是中国人自己的贡献，所以用来特别亲切。有人指出，对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可以肃清对现代人的影响，加强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有人提出了继承自己民族的哲学形式的问题。认为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中，可以提倡民族的形式和社会主义的内容，在哲学领域中，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例如，古代的儒家学者，在社会伦理观点上，提倡过“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当然，这些道德规范，就其阶级内容说，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是用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但抽掉它们的阶级内容，灌入社会主义的道德，仍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难道我们现在就不需要提倡爱人类吗？不提倡有礼貌吗？不提倡守信用吗？有的同志反对这种意见，理由是，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是不能分割的，抛弃了阶级内容，这种形式也就成了多余的东西了，而这种继承，实际上只是一个民族所使用的名词和辞汇的继承，和思想本身的继承，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种继承，实在没有什么意义。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问题并不那末简单。例如，孔孟经常教导人们要具有“杀身成仁”和“舍身取义”的道德品质，当然，就当时的社会意义说，是叫人们服从封建社会的利益。但这种学说本身却含有利他主义的因素，是跟个人利己主义的思想相对立的，而且曾对中国人起过教育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可以利用这些形式。总之，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很多的。一方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一方面，也要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如何能够作得正确，的确也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以上几个问题，不过是我们过去在教学和研究以及科学讨论会中所发现的比较显著的问题。其它没有解决的具体问题还很多。以上这些问题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过去有些同志受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但一方面也反映了许多同志进行着独立的思考，在反对教条主义的研究风气。我们相信，这些问题，今后在百家争鸣的空气中，是可以逐步解决的。从以上这些问题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仅仅是单纯的历史问题，同时也是哲学本身的理论问题。我们深信，通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的。我们很希望这方面的专家和学者，以及对中国哲学史有兴趣的同志们，多多提供宝贵的意见，进行争辩，共同研究，把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水平提高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