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社在抗灾中放出灿烂的光辉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高级社在抗灾中放出灿烂的光辉
本报记者　贺笠
在河北日报编辑部，我看到一份读者来稿，说文安县西营农业社干部办社一年的体会是：“合作社不如单干强。”这个社的支部书记还举了几个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8月间各河涨水，支部和社管委会动员抢秋，社员不动，后来社管委会发布了一道命令：“谁抢谁要。”结果，男女老少一齐下地，形成一个“抢秋高潮”。在抢秋以后，这社干部又认为“高级社在渡荒中不能发挥优越性”，竟至号召社员各奔前程，使合作社陷于瓦解状态。
今天，真正怀疑合作社制度优越性的人并不很多；但是在河北农村中，由于天灾和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所引起的某些混乱思想，就增加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种混乱思想，急需加以澄清。
1956年，河北由于遭受了历年来少有的一次特大洪水，比起1955年是减产了。1955年全省粮食产量共计一百八十二亿斤，1956年全省共收粮食约为一百六十五亿斤，减少了十七亿斤。但是，1955年受灾面积很小，被淹土地一千四百多万亩，不足总耕地面积一亿三千万亩的11％；而1956年所淹土地是四千五百多万亩，几乎占总耕地面积的35％。这就是说，1956年受灾面积比1955年多了24％，而粮食只比1955年减少9.3％。受灾的面积增加了很多，而粮食减产的比例却很小，这就相对地说明，不受灾的地区粮食是有所增加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据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的材料，据张家口、通县、天津、唐山、邢台、邯郸、承德、保定八个专区一百零六个县和六个市一万六千零十四个社的统计，1956年增产社五千七百二十三个，占总数的35.8％；保产社九百四十五个，占5.9％；因受天灾而减产的社八千七百五十个，占54.6％；因经营不善而减产的五百九十六个社，占3.7％。这说明了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凡不受天灾的，绝大部分社都增产了，只有很少的社才是因为经营不善而减产。
这里再举两个例子：
蓟县太河洼是一个十年九涝的地区，解放前全洼一百二十一个村子常被洪水淹没，群众无衣无食，每到秋后，男人多出外谋生，甚至全家流亡，到处乞讨。解放以后，由于政府的领导和救济，人民生活虽已比较稳定，但因个体经济力量微弱，收成仍然很少。1954年水大，全洼二十一万亩土地，秋粮只收了五百一十六万斤。1956年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全洼组成几十个联村联乡社，有了共同治水的条件，顺利地解决了生产改革问题，有力地抗御了水害。过去群众习惯在较低洼的地方种苇子、高粱，较高的地方种麦子和豆类，种稻子的很少。成立高级社以后，一方面在山区实行水土保持，另外在洼内修筑二十三道蛛网格堤，使侵入洼内的水节节存蓄，不致积水成灾，然后在格堤内大量种稻子，这样把水患变成了水利。1956年洪水比1954年大，而收成却大大超过1954年。总计全洼共收秋粮一千五百六十三万斤，为1954年的三倍，光四万五千亩粳稻就收了八百一十万斤。
在邢台的深山区，有一个石槽村农业社，这一带土地辽阔而耕地很少，每人不过一亩来地；山也是一片秃山。全村一百六十来户人家，解放前只有十来户地主、富农和上中农有吃的。多数农民生活困难，每年总有三、四十人出外讨饭。当时每亩土地的产量，水旱地平均不过一百多斤。1938年八路军来了以后，实行减租减息，以后又进行土地改革，组织互助，土地产量提高到二百来斤；1954年组织初级社，开始实行因地种植，粮食产量平均每亩三百七十五斤，总产量十七万九千斤；1955年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培植果树，全村用集体力量垒堾（即用石垒的地边），修梯田，加以精耕细作，使全村粮食产量达到二十八万多斤，每亩平均五百五十斤；去年转入高级社，所有土地完全统一经营，推广高产作物，实行技术改革，全村平均亩产七百斤，总产量达三十五万斤。三年之中粮食增产一倍。此外，全社还大量培植林木果树，三年中已培植三千来亩，连过去的已达到四千亩。十年以后，林木的收入将会远远超过农业。
从无数这样事例中，可以看出合作制度的优越性：第一，由于土地界限消灭，统一经营，就能集中力量改造土地，实行生产改革。很显然，如果没有高级合作化，太河洼改造洼地的办法就不可能实行。不说别的，光修格堤所损耗的许多土地，在个体经济时代谁会承担呢？第二，由于实行集体劳动和按劳取酬，大大解放了劳动力。一方面大家都愿多出工多得报酬，因而高级社在土地加工上一般都比初级社多（如石槽村社去年每亩土地平均比前年增加三个多工，这样就更能精耕细作）；另一方面，由于集体劳动，就产生了一种为个人力所不及的“合力”，如石槽村社修梯田垒堾，需要搬运很多巨石，小的数十斤，大的上千斤，如果没有多数人的合力协作是很难办到的。第三，正由于合作统一经营，就可以充分发挥各人的长处，来专门经营某些业务，如种植、畜养、副业、培植林木等。特别某些专门技术组织的成立，对发展生产作用更大。第四，是财力（主要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很显然，太河洼如果没有高级社把大家的生产资料都集中起来，并利用群众的投资，是不可能举办这样巨大的生产建设事业的。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曾指出个体农民及其小块土地的弱点说：那些所谓“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在小块地制度下，土地对于农民全然是生产工具。但是土地的出产率随着土地被割碎程度的增长而递减。使用机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规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如开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愈来愈不可能实行，而耕作土地的冗费却按照这生产工具本身被割碎的比例而递增……”我们中国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而合作制度则克服了上面所说的缺点。
河北省也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增产不增收的，有些社只有一部分人增收，还有一部分人不增收甚至减收。据通县专区一千一百六十二个社分类统计，增产社中只有77.88％的户数增加了收入，这就是说还有22.12％的户数没有增加收入。这能不能说是合作社的制度不好呢？不能。据分析，这部分社员减少收入的原因很多；这些原因都与工作上的缺点有关，而与农业社制度无关。第一，去年春天刚组织农业社的时候，许多地方只集中注意农业生产，忽视了副业和其他林牧业等生产。河北农民历史上依靠副业的收入是不少的。1955年，副业收入即占农副业总收入的21％，其他林牧业的比重也不小。丢掉和忽视副业、林牧业的结果，虽然在粮棉上增了产，而总收入则不能不减少。另外，有很多合作社，重视农业而又发展多种经济，就大大地增加了收入。如霸县胜芳镇有二十一个农业社，由于农副业兼顾，去年从2月到4月两个月时间，光织席捞鱼就收入了七十多万元，除了满足农民日用需要，还有力地支持了农业。如买农药、肥料和动力机器等。这些都说明减少收入是经营上的问题而不是制度上的问题。第二，财务开支太大。这同去春所定生产指标过高、经营方针不明确有关系。有些社由于开支过多，成本过大，造成增产不增收，这显然也是经营方面的问题。第三是联村社中的村与村的经济不平衡。过去有些村由于地多地肥，用工少而收入高，有些村地少又瘦，用工多而收入少，并社以后，由于增产不多，平均分配的结果，原来收入少的穷村，突然增加很多收入，而富村不得不因而减收。因此，在许多地方都造成合作社内村与村的矛盾。这主要是社的规模问题，而不是合作制度问题。适当划小或在分配的时候合理加以解决，问题就不存在了。
有些人说，“农业社只在平时优越，一遇灾荒就不优越了。”这种说法更是错误的。去年河北发了很大的洪水，连同其他风、雹、虫等灾害，全省遭灾县份达一百多个，由于实现了高级合作化，一般的抗灾能力是大大地加强了。如邢台东汪农业社，面临七里河，每年洪水暴发都要冲地，去年6、7月阴雨连绵，社里就积极作防水准备，将壮年社员分为六队集中睡觉，8月初洪水到来，全社人一齐出动，壮年人在前面筑堤打埝，妇女、老年在后运输泥土草料，水涨一尺，埝高一尺，昼夜不停，终于战胜了过路的洪水。附近许多村庄因未早作准备，多遭水刷，而这个社大部分的庄稼都保卫住了，结果每亩还平均收秋粮一百八十斤。许多人都说，要是没有高级社，是不能战胜洪水的。
在生产自救中，高级社更显示了特殊的作用。洪水暴发以后，我曾到过涿县、高阳去访问。这些地方的庄稼虽然一洗精光，但群众情绪都很稳定。原因是一方面群众都知道共产党不让饿死人，另一方面合作社积极组织大家渡荒，拟定了修房、抢秋和副业生产的计划，群众感到有靠头，所以他们信心很高。据最近河北受灾的七个专区统计，截至12月中旬止，光由政府和合作社组织副业生产的收入已达一亿一千三百万元。1954年河北也遭大水，淹地四千万亩，灾民也是一千多万，当时由于很多社都是初级社，单干户还很多，副业生产就不如去年。据统计自1954年8月遭灾后到1955年5月底共十个月，灾区副业收入共一亿四千六百多万元，每月平均一千四百六十万元；而去年只四个来月就收入一亿多元，每月平均二千八百万元，这里充分说明了在抗灾斗争中高级社的优越性。
据我所知，凡是灾后工作好的社，一般都没有多大问题；只有那些不积极想办法、不去组织社员和灾荒斗争的社，社员思想才比较混乱。西营农业社在灾害面前呈现瓦解状态，正是说明这个社的干部消极失望、没有积极地采取有效的办法领导群众。放着优越条件不利用，反倒说高级社渡荒没有优越性。这不是怪论么？
怀疑合作社的优越性，甚至公然提出单干比合作社强，追其根源是有它的阶级因素的。当去年合作化的时候，有些比较富裕的农民，是随着风暴卷进来的。刚办起的社生产水平又不容易很快提高，因而他们的收入一般很难有大的增加，有的还要减少，不少社减少收入的，主要是这些富裕户，因此，他们不满合作社，怀疑合作社的优越性，说合作社这样那样的坏话，有些没有辨明情况的人，就也跟着说。一任这种思想发展的结果，就会瓦解合作社，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我们必须驳斥“高级社不优越”、“合作社不如单干”等谬论。现在河北已大规模开展政治宣传运动，教育干部和农民，使他们坚决走合作化的道路，巩固社会主义在农村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