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之地春常在，入社之家庆有余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向阳之地春常在，入社之家庆有余
六十年来第一次收入多
黑龙江省绥化县宝山农业社的收益分配工作结束了。收入最多的社员吕庆山一家，一共分到了一千五百多元。六十一岁的吕庆山感慨地说：“我一辈子头一回看到这么多花花绿绿的票子。”他一家八口，入冬以来差不多每个人都做了新衣裳。最近，他家正在买东西欢度春节。
幼年时的吕庆山，家里很穷。冬天他连一双棉鞋都没有，实在冷得受不住；有时候看到一泡刚撒下来的热牛粪，就把脚插进里面取取暖。后来，吕庆山赶大车来往于绥化和哈尔滨之间，给人家运送货物，攒了些钱，买了点土地和两匹马。到土地改革的时候，吕庆山已经是一个下中农了。但是，他家的生活并没有改变多少。每当旧历年关到来，人家来索取欠债，吕庆山的妻子总是羞惭地不知说什么好。
土地改革以后，吕庆山一家加上分到的土地，一共有八公顷多地，算上母马下的驹，也有四匹耕马了。三个男劳动力，两个女劳动力，又是一家勤快人。凭着人强、马壮、地多，吕庆山一直单干到1954年。这期间，有歉收年，也有丰收年。每年，一家人一年到头不停歇地干活，虽然收一万多斤粮食，可是除去四匹马的饲料，八个人的口粮，还有种子和第二年的生产投资，也就剩不下什么了。
1954年冬季，吕庆山一家参加了农业社。1955年干下来的结果，一家人分到足够的口粮和烧柴，还清了历年欠下的债，还剩下两百多元现款。这时，吕庆山才后悔先前有顾虑，没有早些入社。
1955年年末，他带着两个小马驹参加了高级社。1956年，社里利用统一经营的优越条件，采取一系列农业增产技术措施，因此每公顷粮食的平均产量比前一年提高了50％左右。加上副业收入，每个劳动日的报酬达到了两元多。吕庆山是社里劳动力较多的一家，经常保持五个劳动力参加社的生产，一年共做了七百二十多个劳动日。
（新华社记者马新仁）
一年比一年富裕
江苏省宝山县瑞丰乡光明农业社社员沈才明，全家有三个劳动力。去年，共做了六百多个劳动日，纯收入达一千零三十多元，比1955年增加一倍还多。另外，他家养猪、养羊等副业收入还有七十多元。
在此以前，沈才明家并没有过这样多的收入。十五年前，沈才明夫妻两个从异乡流浪到瑞丰乡，租了几亩田种。回忆起从前，他感叹地说：“那时田无一尺，地无一寸。”解放以后，他家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田地。虽然生活好得多了，可是单门独户，生产困难，仍然没有摆脱贫困。
1954年秋收过后，沈才明所在的前进村组织起农业社，沈才明第一个报名入了社。第二年社里增了产，他家收入四百多元，比入社前一年高出一倍多。他把两百多元作家庭生活开支，其余的钱用来还清过去的债务，并且买了六根木头，打算再遇到个好年成盖新屋。
去年，沈才明家的收入又比1955年增加了一倍多，这就使他的家庭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家七口人，分到粮食五千多斤，以米饭为主，每天都吃两顿干一顿稀。他家两张床上都放着新的花被褥，大人和小孩都有了新棉衣。他的妻子陈红梅告诉我说：“我家小姑娘穿了一身花格子布棉衣。大儿子年轻爱漂亮，做了件条子线呢布的棉袄。沈才明年纪大了不讲究，我就给他做了一身耐穿的黑老布棉衣裤。”她一面和我说着，一面还在替丈夫缝制新衬裤。
生活好过了，沈才明把他的三儿子送进了小学校。他说，他的三儿子是沈家近几代来第一个读书人。　　（新华社记者周哲生）
一个蒙民的幸福家庭
冬天的坝上草原披上了银色的外衣，我迎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了草原上五台（在河北省）蒙古营的巴图巴牙尔的家里。
进了巴图巴牙尔的屋子，银珍和她的婆婆一面哼着动人的蒙族歌曲，一面在熬奶茶。她们见了我，好像见了久别重逢的朋友，又同我握手，又让我烤火取暖。我们正在热情地谈笑时，巴图巴牙尔进了屋。他和我打了招呼，就叫他的伙伴孝顺嘎端来奶子茶让我喝。
我们喝着洁白的奶子茶，闲谈着，扯到牧民的生活情形方面来。巴图巴牙尔兴奋地向我笑着说：“高级合作化给我们蒙民带来了幸福。1956年我们全村二十户蒙民都增加了收入。就拿我这个家庭说吧，1955年单干时，农牧业总共收入了九十六元。1956年加入了高级社，总共收入了三百二十多元，此外，还吃了二百多斤奶食，没花一个钱。”说到这里，孝顺嘎指着炕角的新棉被褥插嘴道：“同志！你看那几条花棉被子好不好？”我随声说了句“很好！”她接着说：“过去我们全家只有两条被子，今年就新添了三条！”儿子岗嘎也指手画脚地说：“去年像这么冷的天，我们只得在屋子里呆着，今年俺母亲穿上了长棉袍，我戴上了狐狸皮帽，差不多每顿饭都有肉。吃的好，穿得暖，怎么冷的天也能照常到草滩上拣粪打柴……。”　　（广祉）
在家庭评比会上
去年年底的一天晚上，山东莒县魏家村乡前进农业社社员郑全兰家的三间小西屋里，闪烁着明晃晃的灯光。屋里围坐着全家十三口人，正在评比一年来的个人生产成绩。去年全家原计划挣劳动日七百个，分红七百五十元，家庭副业收入一百八十五元。检查的结果，全家全年实挣劳动日九百五十二个，分红七百八十二元，家庭副业收入二百五十二元，两项实收入一千零三十四元，超额完成全家生产计划。家长郑全兰高兴地向大家说：“在完成全家计划当中，咱比比看谁表现的最好，咱就奖励谁，谁要有缺点，咱也得开展批评。”
郑全兰刚说完，儿子纪相站起来说：“照我看，纪翠得受奖励，她原计划全年挣劳动日一百五十个，现在挣了二百零五个。我的意见奖励她二十元。”纪相的四叔接着向大家说：“我看奖励纪翠十五元就不少，论起纪翠的劳动来是没说的，可是，她和别人的团结就做得差些。再说纪翠也是十七、八岁的闺女了，连针线活还做不好。”坐在对面的纪翠听了，红着脸说：“今后有事一定要好好的和别人商量，这次我不该受奖。”
“成绩归成绩，缺点归缺点，可不能一样看待。”你一言我一语地，小屋里活跃起来，讨论的结果，决定奖给纪翠十五元、书梅十元、加荣十元、纪桂五元。
“我再提一点，”郑全兰说：“我看纪相今年的表现就不够好，全年计划挣劳动日一百九十个，现在只挣了一百八十五个，在家庭团结方面，也做得不够。”纪相吧嗒吧嗒用劲吸了几口烟说：“是！我不光没有完成个人的生产计划，在家庭团结上也不好，我要虚心向别人学习，保证明年超额完成个人生产计划。”接着全家又民主讨论了今年家庭增产节约计划。　（洪盛、知敬）
穷“四珍”变富了
“合作化把咱们‘四珍’的穷根子拔掉了！”辽宁台安县新生乡新生农业社的社员都这样说。
这“四珍”是孙贵珍、崔贵珍、孙国珍、王国珍，他们都是新生乡里出名的贫困户，解放后这几年一直靠国家救济维持生活。这“四珍”光吃国家救济粮就有一万一千二百斤，穿救济衣服一百六十三件，领救济款四百二十多元。1956年他们一块加入了新生高级社，因为合作社里实行了因地种植，推广了增产新技术，战胜水涝灾害，获得了丰收，他们的收入也随着增加了二、三倍，最后摆脱了贫困。
从解放以来没缴过农业税，一共吃国家四千多斤救济粮的孙贵珍，1956年收入相当于1955年收入的三倍。他家两个半劳动力，1955年收入三百三十元；去年在社里做了五百五十个劳动日，净收入九百九十元；家里还养着两口肥猪，卖了八十元，除留够全家七口人吃、穿零花等钱，尚余五百三十元。孙贵珍高兴地说：“我活五十四岁，头一年收入这么多，这是合作化带给我的好处！”
王国珍自豪地说：“这回我可迈开步了！”这个王国珍在1954、1955两年，政府发的布票只用了半尺。去年秋季，他全家买了一百三十多尺布，全家换上里面三新的棉衣，又做了三床花被。王国珍老大爷感动地对儿子说：“今年的收成是六十年来没有过的好收成，穿棉衣盖新被不能忘了这是合作化带来的！”连做劳动日最少的崔贵珍还收入五百多元，除去全家吃、穿用外，也余一百二十多元。这“四珍”从自己实际收入里，看到合作化的好处，他们坚定地说：棒打也不能离开合作化道路！
（左保恩、宋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