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立斋在发言中揭露：光明日报记者在兰州“点火” [复制链接]

第10版()
专栏：

郑立斋在发言中揭露：
光明日报记者在兰州“点火”
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我都完全同意并且坚决拥护。
中国六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又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全国人民正在为此欢呼，正在信心百倍地沿着社会主义的大道一直前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竟然有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龙云、黄绍竑、谭惕吾、陈铭枢之流，趁着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大唱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调，公开叫嚣要搞什么“政治设计院”，说党的领导是“党天下”，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一团漆黑，什么都是一团糟，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资产阶级已经非常进步了，不需要改造了，甚至提出要把定息延长到二十年，要把二十年的定息一次付清，有的则提出要撤掉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这些各色各样的论调，真是乌烟瘴气、不一而足。除此而外，他们还通过光明日报、文汇报，大事喧嚷，制造气氛，并指派记者到处点火。
两位记者的兰州之行
五月上旬，储安平亲自指派的欧至培、韩洪文两位记者便到兰州各高等学校进行“联系”，五月十六日又邀请甘肃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了一次“座谈”。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共十二人，有民革的水梓、袁金章，民盟的杨诗兴、王景尊、朱宣人、刘钟瑜、李化方、周光，九三学社的马馥庭、左宗杞、廖延雄，民建参加的就是我。民盟甘肃省委还专门派了一位同志作招待。座谈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因此，专门找一些“敢说话”的人谈一谈。他们特别介绍储安平是光明日报——各民主党派的报纸——的总编辑，并转达了储安平的“希望”，“鼓励”大家大胆地放，大胆地鸣，不要怕犯错误。座谈会于当天下午一时半开始，直到晚上将近十二点才结束。参加座谈的人都发了言，我也谈了一些意见。会议中间，两位记者还招待我们吃了两桌饭。会后，两位记者便把每人的发言加以摘要整理，并送本人签字。这种作法的确很周密，但是，恰恰从这种作法上也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作贼心虚”的。五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以第三版的全版篇幅，用
“克服宗派主义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样一个带有煽动性的通栏标题，把座谈的记要全部披露。可是，在民建会组织的另一次座谈会上，许多同志都反对李康年所提把定息延长二十年的意见，我曾特别同韩洪文谈过，我说应当把这一情况在报上公布。然而，光明日报却一直对此保持缄默。这难道是帮助党整风的吗？不是的，这是一个阴谋。光明日报的所谓“摘要”，实际是摘他们之所需要；他们的所谓“帮助”，实际是鼓励右派分子和一些立场不稳的人向党进攻。他们在兰州举行的这十二人座谈，实际就是在那里点火。这次座谈后不久，兰州大学、兰州医学院、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右派言论就嚣张起来。医学院的部分学生一度在右派分子的煽动下上了大街。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还带了几位学生到北京请愿。这就证明，两位记者的兰州之行，已经超额完成了储安平给他们交代的任务。听说还受到储安平的表扬。
我也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
我是一个私营工商业者，是资产阶级的一分子。七、八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的思想虽然得到一定的改造，但是阶级的改造是长期的，我还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意识。正因如此，那些资产阶级的论调，也就特别容易迎合我的口胃，也就容易被那些资产阶级野心分子所俘虏。我在十二人座谈会上所说的“有些党员领导瞧不起非党员，不到基层倾听下情，光凭党团员汇报决定一切”，“党团员是搞人的，非党人士是搞业务的；党团员是整人的，非党人士是被整的”，以及“有些人只要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说话，就被目之为落后分子”等话，都被光明日报当作“要点”登了出来。实际上，这些话都是错误的。特别是“党团员是整人的，非党人士是被整的”这句话，虽然我是听别人有这种说法，但毕竟是从我口里在座谈时说了出来，这种说法当然合乎我的口胃。这是歪曲事实的说法，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充分暴露。我是民建会兰州组织和甘肃省工商联的负责人之一，这些错误的言论传布出去，对工商界一定是有不好影响的。我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更难怪欧、韩两位记者抓住了我的话柄，只能说我自己思想上还有些不安于党的领导、不安于接受改造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欧、韩两位记者点燃之下，燃烧起来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不彻底斩掉，一遇适当的温度、适当的时机它就会翘起来。
章乃器的谬论对我的影响
现在，我再谈一谈章乃器的荒谬言论对我的影响。
章乃器的荒谬言论是很多的，他曾公开的说定息不是剥削，仅仅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说中国资产阶级是“红色资产阶级”；他并且鼓励私方代表不要“盲目服从”公方，“盲目服从”就是“奴才主义”。他的这些谬论，我刚一听到的时候还觉得似乎有道理，特别是对他的红色资产阶级的“理论”，我还很欣赏，很高兴，觉得资产阶级已经成了“红色”，这不是更进步了吗？不是很好吗？甚至在我的言谈中，不知不觉的中了他的毒素，并且曾经表现出对他的这种谬论有所同感和共鸣。而在公私共事问题上，我也经常“警惕”，不要犯“奴才主义”的错误。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我也总觉得有些公方代表不行，因此，对于右派分子的撤掉公方代表的意见，也就没有表示坚决的反对。这次会议的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彻底揭露了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使我逐步看透了章乃器其人的本质。特别是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擦亮了我的眼睛，提高了我的嗅觉。我回想了一下：如果不是各位代表的帮助，如果不是毛主席的报告的教导，我很可能成为章乃器的一个摇旗呐喊者。这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我身上活生生的表现了出来。我为自己惭愧，又为自己高兴。惭愧的是自己进步太慢，思想糊涂；高兴的是我侥幸没有坠入右派分子的深渊。我深深的体会到，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你不倒向左，就必然会倒向右。实际生活就是这样给我们提出问题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更加感到周总理报告中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句句正确、字字有力。这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正义声音，它给了我们以有力武器。我要坚决同这些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斗争到底。实际上，反右派的斗争，也就是一次生动的思想改造。人民代表大会十多天的会议，胜于我八年来的理论学习。但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是需要长期改造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与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的。资产阶级必须“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也有决心“脱胎换骨”的改造自己。最近，甘肃省代表组的全体同志、甘肃工商界和民建会的同志们，对我过去曾经说过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批判。我衷心感激所有同志们对我的这种关怀和帮助；我将永世不忘、铭感肺腑。今天，我没有别的话可说，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表示：我坚定不移地跟着党和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一定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分力量。
我的话就是这些，错误的地方请代表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