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费孝通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的“盖子”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揭开费孝通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的“盖子”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　杨成志
费孝通于今年4、5两月间党开始整风之际，挂着人民代表和“社会学专家”的头衔，在南下沪宁苏杭一带点火，同时赴江苏吴江县太湖南岸开弦弓村（亦名江村）游览了二十天，回来后马上发表了“重访江村”一文，破坏农业合作化和“挑拨党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据他自己说，这篇“新作”是：“专为与英国伦敦出版公司所订立的合同”而写作的。因此，在出发旧地重游以前，他在新观察杂志社大吹大擂地说：“这次调查很重要，很有意义，将来会在国际上起影响。”返回上海后，他马上又特在文汇报（5月30日）登出此次调查获得“成绩”的消息，并自作夸大地介绍说：“二十年前的‘江村经济’，曾被译成十一个国家语文”。
费孝通的“重访江村”，已有曾和费孝通一起到开弦弓村进行调查的周叔莲、李孚同、张思骞三位同志合写的“透视‘重访江村’”一文（见新观察第十五期），具体地告诉我们费孝通是怎样歪曲捏造事实，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这里我想把费孝通在二十年前就为帝国主义供给情报的“江村经济”一书加以分析和批驳。
1936年费孝通在前燕京大学吴文藻式的“社区研究”或中国农村调查计划（按：这是本着反动的功能学派观点采集资料，专为美帝国主义者服务的一种有规模的组织）指导下，曾往开弦弓村（共三百六十户一千四百五十八人）从事约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工作。接着他被前清华大学派赴英国伦敦的经济学院留学，再受功能学派（即殖民主义的社会人类学的一种反动学派）马林诺斯基教授的训练。他把开弦弓村调查资料编写成英文论文，于1938年换得博士学衔返国。
翌年，由于为英帝殖民主义卖力而出名的马林诺斯基教授极力推荐，“江村经济”被列入“国际社会学和社会重建丛书”，换用了“中国农民生活”（PeasantLife in China）的书名在伦敦出版（三百页英币十五先令）。
该书内容分为：绪言，地境，家，财产和继承，宗族，家务和村政，生活，职业，节令，农业，土地所有权，蚕丝工业，牧羊和投机生意，市场贸易，经济和中国土地问题等十六章，前有马林诺斯基的序言，后有“中国亲属关系名词”的附录。自1939年出版后直至1947年仅八年间，该书连续重版四次。今年4月间，费孝通又曾亲函伦敦出版公司要求再加重印。
该书是一本充满主观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调查报告，没有任何一点科学价值。但为什么能够引人注目竟至续版多次，现在又要再加重印呢？总起来说不外以下三种原因：第一，由于作者采用了偷天换日的幻术，竟把一千四百多人的开弦弓村情况的调查报告假冒成为五亿群众的“中国农民生活”的代表著作。英美一般只顾名思义的人们，容易误中他的欺骗诡计。第二，由于该书有马氏手作的长篇序言多方吹嘘和举荐，并特别指出作者是“一个缺乏国家偏见和民族仇恨”的中国功能学派青年社会学者，这就使资产阶级社会学界为着了解中国和认识“同行”，也难免受到一时的迷惑。第三，由于作者在该书绪言中，极端狂妄地提出：“这本著述并不是消亡史的一种记录；而是世界史新章上的一个开场白；它不是用墨水而是用亿万人民的鲜血才能写成的。”同时，他又在中国土地问题中竟以小括大，用点包面，抹煞事实和反逻辑地说：“这个村（指开弦弓村）与其他一切中国乡村具有一种共同进程；因而，我们就能够找出中国土地问题的一些突出特点。”如此这般荒谬绝伦的疯话，在英美知识界中，因未明底蕴，难免错认这位“中国社会学家”所介绍的他的祖国五亿农民生活情况，总比外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著述聊胜一筹。可是又谁知开卷之后，终于免不了又觉得“离题千里，错误百出”！
费孝通善于冒学者之名，行反动宣传之实。对国内，他拼命地运入资本主义的毒素，例如发表像“初访美国”和“重访英伦”等，用来迷醉国人，做他“升官发财”的政治资本；对国外，则积极地搜集本国社会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献给帝国主义者做情报资料，从而暗中为自己取得不少英镑美元。费孝通正是在这种目的支使下写“江村经济”一书的。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虽对开弦弓村的一般社会现象，在表面上做出了记录、整理，但他站在地主、士大夫和买办三位一体的反动立场上，带着有色的唯心的“功能”（按即认为社会一切制度都有关联和作用，只重现象，否定阶级和抹煞历史的一种反动观点，这种观点并主张社会学家是改造社会的指导者。）眼镜来观察事物，并善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亦正亦反和言外意内的极端两面派诡辩方法，因此，该书除完全抹煞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分析外，只有充满不分真伪和不辨是非的一般社会现象，并渗透着歪曲见解。尤其关于末章的“中国土地问题”，更是他最突出和最恶毒的“点睛”结论。
我们以他自己所提出的论点来做根据，略加分析和归类，便可得出四个主要方面如下：
1、反共反人民。他说：“中国农民当饥饿比怕被枪毙更紧张时，农民暴动突即发生。这种情况产生了华北的‘红枪会’和华中的共产党运动。如果‘红星遍满中国’的作者是对的话，主要力量在驱使亿万农民投入英雄斗争的长征，没有什么结果，只有饥饿和对地主与收税人更增加仇恨而已”！看，费孝通在二十年前就已这样的完全否定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歪曲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世界观，中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所作的艰苦奋斗，而为封建地主和贪官污吏张目。
2、拥护地主和主张高利贷。他说：“我曾经设法来说明诅骂地主甚至高利贷剥削者为丑恶人物是不正确的。因为当农村需要外面的金钱来经营他们的生产时，如果没有一个较好的制度贷款给农民，那末，离开家乡而寄居他处的地主和高利贷是一种很自然的产物。没有他们，情况自会更陷恶劣的。”
啊！从这里不难看出费孝通本身的皮毛血肉和骨髓都是由地主“绅士”和买办阶级所构成的，难怪他过去如此站在本阶级立场上为着促使资本主义复辟呼号。
3、为蒋帮国民党献策并表示拥护。他说：“国民政府曾宣告一切诺言和政策，不能见诸实际措施，这是由于被迫把全部国家收入作为围剿共产党所致。”费孝通对蒋介石的媚态于此毕露了。但不仅如此，他还进而献策说：“共产党运动的实质，仅不过是对土地制度不满的一种农民暴动耳。……我们应该认识到仅有一种减租和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方式还不能视为最后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但为着给予农民的一个呼吸空间，同时也可把造成‘暴动’的原因挽救出来，那就应该组织一切力量，找出‘工业重建’的道路。”又说：“进行发展合作运动，和组成小规模的工业工厂的试验”，“是一种良好的措施，在将来发展中国农村工业（又称乡土工业）问题上是具有极大意义的”。费孝通向反动政权献策所提出的“乡土工业”的主张，实际上就是美帝所主张的“农业中国”的奴役政策的一种新花样。这就具体地说明了，费孝通是假借推行农村合作社组织运动为名，实行官僚资本主义集中剥削形式的一个“谋士”。
4、欢迎英美帝国主义者来改造中国。他说：“在建成我们的新中国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的国际调协的一部分，我们迟早当会碰到的。只有通过这样，我们就能够希望对我们的国家有一个真正的重建”。拆穿来说，费孝通心目中的“新中国”，就是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所谓“悲剧”，是指当日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和抗日战争；所谓“国际调协”，是指依美帝为靠山而言。这就十分明显地说明，二十年来的费孝通，真不愧为一个反共、反人民、拥护地主、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和主张英美帝国主义者来做中国“主子”的内应外通的“理论家”和实行者！
建国八年以来，如果费孝通稍有良心，早就该悔罪自新了，然而他仍然执迷不悟，紧抱着反动立场，蛮干到底，千方百计的反对党，对人民和对社会主义猖狂进攻。近数年来，他不仅在国内干出他自己已经承认的一系列的滔天罪恶活动，而且又于1953年在美国公然地出版“中国绅士”（China’s Gentry）一书（二百九十页，5.75美元，有美国和英国的两次重版）。这是费孝通站在地主士大夫立场，拥护三大敌人统治，主张实行英美改良主义，反对解放战争和抵抗农民革命，专为美帝国主义者侵华政策服务的一本言行录。在这本书中，他就特别提出农村和知识分子两个关键问题来诽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本书除供给美帝统治集团作为敌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考根据外，同时又迷惑了极广大的英美人民，引起他们对新中国的错觉和误解。他把这种供给美帝情报的勾当，隐蔽了两年一声不响，直等到前年，他才初次发表了“费孝通教授给英国‘评比’杂志（Encounter）的一封信”（见1955年10月7日光明日报），并于去年6月间，在窥测了“天气”之后，通过花言巧语和轻描淡写的“老朋友之间的新认识”（见1956年6月的“人民中国”第十一期和同月12日的光明日报）一文，一方面极无耻地夸耀其“杰作”扬名国际；另一方面则把他自己向来干惯的卖国活动，说成为这仅是一种学术上的友谊合作成果，企图掩盖人们耳目。而且他还告诉他的“老朋友”说：“二十年前在伦敦与许多朋友所谈的梦想，我现在正为这计划而工作。”以表明他自己还在干罪恶的勾当。
今年，他乘党整风的机会，又把他多年来深谋远虑密制出来的两个“盖子”：一个代表五百万知识分子问题（实在是指极少数的野心家集团），一个代表五万万农民问题（实在是指一个小开弦弓村）；按照右派章罗联盟的计划和步骤、纲领和路线，由他自己先行动手揭开出来。“早春天气”的信号炮声发出不久，他接着又来一个“重访江村”的地雷爆破相配合。现在看起来已经十分清楚了，右派企图“左右齐攻”和“背面合击”的围剿战略和战术，都是由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费孝通亲自发动布置的。但这种险毒的大进攻，终于逃不出六万万人民天罗地网的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