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手怒指郑朝宗 万声痛斥“阴阳人”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千手怒指郑朝宗 万声痛斥“阴阳人”
本报记者 雷普
在厦门大学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中，最丑恶、最毒辣的莫过于该校中文系主任郑朝宗了。这个反共反人民的小丑，居然胸怀大略，居心叵测。他有一副时而阴森森的、时而笑嘻嘻的面孔。因此，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阴阳人”。
郑朝宗一贯自诩为进步教授，说是党和人民的同路人。但是，当大放大鸣开始以后，他的“阴阳人”面孔就暴露出来了。5月初旬，他从福州回到厦门大学后，就造谣说：毛主席主张什么都放，“什么都鸣，大炮的口径越大越好”。基层干部一团糟，放得愈凶愈尖锐愈合时代潮流。接着，他又在民盟“福建盟讯”和福建文联“园地”等刊物上发表煽动性的文章。在“福建盟讯”上所写的“正气上升了”一文中，竟诅咒说，他已经“看到了国家和党处在怎样危险的关头”，因此，他主张要来个根本的改革，甚至预言：将有什么“千古未有的局面在前头等待着我们。”
在发表反动言论的同时，郑朝宗就纠集厦门大学另外一些右派分子严家理（民盟厦门大学支部秘书、讲师）、陈孔立（党内右派分子、马列主义教研组教员）等在学校里放起两把恶毒的火。郑朝宗对准党委制散播谣言说：“毛主席主张党委制必须取消”，同时，和严家理共谋订出一套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方案，计划成立一个反动的校务委员会，来代替党的领导。为了攻击肃反政策，郑朝宗在5月初旬就以鸣放为借口，煽动某些肃反对象向学校党委“诉苦”，他说：“厦门大学的生活被党委搅得紧张、恐怖、战栗”，似乎党委制再存在下去，厦大就会变成暗无天日的世界了；他称呼反革命分子是“杀身成仁的烈士”，污蔑反胡风斗争是党为文人设置的“文字狱”。在一次工会小组会上，郑朝宗并唆使中文系副教授李拓之伪造一个所谓青年学生的遭遇，公开污蔑党的肃反政策，企图煽动某些教授对肃反政策的不满。会后，郑朝宗却得意地对李拓之说：“今天的炮最响，他们（指党委）很头痛，只可惜不曾将此情况装广播机，让毛主席来听听。”
郑朝宗最仇恨的是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他在厦门大学校刊“新厦大”发表文章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两根硬骨头，要改造，但不要把这两根硬骨头也改掉，不要把每个人都变成无脊椎骨的人。”他还在党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几年来我感到自己的处境是：在大风暴中坐一支破船，可能船沉人也沉，也可能自己先沉，而破船有人来救。”所谓“大风暴”就是指的今天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认为生活在新中国像坐在“大风暴”中的“破船”里一样，他只希望“船沉人也沉”，或者希望反革命在中国复辟，靠他们来“救”这支“破船”。
对于接受党的领导，靠拢党的知识分子，郑朝宗也是十分仇视的。他连“靠拢”这个词儿也认为是卑鄙的。当他听到某人要求入党时，便诬蔑别人是“向上爬”，是“投机分子”；有人写了赞扬党和社会主义的文章，他便大加讽刺说：看了使人“肉麻”；他常对学校教授们说：“不要接近党团员，他们返回来会咬人。”今年元旦，他还作了一首诗，表示仇恨党和马列主义。这首诗里有这样两句：“中行难望聊狂狷，华说虽工等稗糠”。他说：他不参加共产党才“聊以狂狷”，马列主义再好也不过等于“稗糠”一样。
当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以后，郑朝宗吓得混身发抖起来，但是他立刻起草在厦门日报上发表一个所谓“党的领导不容动摇”的六人宣言。他想利用这篇文章用片纸遮天的办法遮盖他的反动面貌，同时，还想为他继续向党进攻造成一面挡箭牌。6月10日晚上，郑朝宗还对严家理说：“先登它一报，以后就没有短处给人抓了，我这样一来，还可以再提它的意见。”这样安排以后，郑朝宗又和严家理密商了一套既完整又毒辣的对策。还分头笼络人心，要人们将揭发他的材料给他先看，要人们不要接近党员，并威胁某些党团员说：“你有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反社会主义的。”意思是说，你要揭发我，我就反咬你一口。
但是郑朝宗的诡计很快就被识破了。在厦大几千师生反右派斗争的声势下，郑朝宗右派小集团中的李拓之首先举起义旗向党向人民投诚，并当数千师生面前，剥下了郑朝宗的“进步人士”的外衣。接着，许多教员和学生在厦大校刊“新厦大”、厦门日报、福建日报等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郑朝宗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各种反动言行。几千张大字报挤满了学校墙壁，还有一副对联写的是：“千手怒指郑朝宗；万声痛斥‘阴阳人’”。
现在，郑朝宗的反共的气焰已经一落千丈。他躲在被称做“裴多菲俱乐部”的“大安新村七号”宿舍里，还在划算着如何蒙混过关。在每一次会上他虽然口头承认自己反共反人民，但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总是能推的就推，能赖的就赖，能躲的就躲，最后拣几顶最小号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有一次他在答复大家的质问时，说他有冷热病，热起来是爱护党的，冷起来就有反党情绪，因此，断定自己有爱党的一面，也有反党的一面。厦大师生们却认为他的“热”是假的，“冷”是真的，他那冷、热的规律是：当有机可乘时，反党是“热”的，无机可乘时，就假装爱党。这才是“阴阳人”的真面目。
郑朝宗为什么这样仇恨党和新中国呢？原来早在抗日战争期间，郑就投靠了美帝国主义者。抗战胜利以后，他又在美国谍报机关美国新闻处永安办事处做情报工作。这段时间内，他为国民党“中央日报”写了许多谩骂苏联、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革命文豪高尔基和鲁迅的文章。当蒋介石王朝末日，中国人民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他却写文章对蒋介石统治欢欣鼓舞、赞不绝口。要求“跟蒋介石站在敌对地位的政党彻底觉悟，对蒋介石一体效忠”。
解放以后，人民宽恕了他，让他做了教授，委以福建文坛要职（福建文联副主任、厦门市文联主任），但是郑朝宗并没有以恩报德、将功折罪。反而始终站在反党反人民的立场，到处散播反动透顶的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传授他那腐臭的“人生哲学”。他一贯崇拜卖国文人胡适，自称为“胡适的信徒”，说他要研究胡适，要对胡适得出正确的结论。
现在郑朝宗的阴谋已被彻底揭穿了，人民的眼睛已经擦亮了，他想蒙混过关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