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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全民性大辩论健康开展的关键 山东先在干部会上大鸣大争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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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7-10-01
第4版()
专栏:

保证全民性大辩论健康开展的关键
山东先在干部会上大鸣大争
本报讯 山东省的全民性整风运动,在各县的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上大鸣大放大争以后,正分批在广大乡村展开。各地一般都是先开地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与省委指示,初步分析研究农村情况,解决县委书记的思想问题,研究做法。随即召开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首先集中全力解决乡社干部的思想问题。在这一基础上,再分批在乡社展开大鸣大放和大辩论。目前全省除菏泽、济宁两个重灾地区各县尚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外,正先后分批展开乡社的大鸣大放大辩论。
在干部会上展开大鸣大争有充分的必要性
各县的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一般都吸收了乡社主要负责干部参加,时间是十天左右到半个月。会议的开法,一般是由县委领导干部做动员启发报告,围绕粮食、合作化等中心问题,进行大鸣大放大争,弄清大是大非;然后,由县委作总结,进一步划清是非界限,提高认识;最后,再对如何对群众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具体部署,把基本做法和政策界限等问题交代清楚。
山东的经验证明,认真开好这样的会议,是保证在乡社顺利而健康地开展全民性整风运动的关键。这是因为:第一,今春以来,农村中由于资本主义思想的抬头,闹粮、闹社一时搞得很紧张,当时有些干部企图用压服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自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以后,大多数干部都同群众共甘苦同劳动,工作作风有了显著的转变;但由于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得不够全面,对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分不清楚,又发生了对资本主义思想以及地主、富农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放任自流不敢处理的现象。在这样情况下,大部分干部是硬着头皮干事,也有的畏难思退,准备秋后“换班”。这次各地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时候,到会干部一开始多反映下面工作越来越难办,叫苦叫屈,认为这期间挨了不少累,受了不少气,埋怨领导方面和政法部门不支持;有的更错误地认为这期间农村问题所以这样多,是由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引起的。特别在城市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听到县里开会,就以为现在的方针要变了(意即不能再用说服教育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了),准备来领回一个“新精神”(意即要恢复强迫命令),好回去“治人”,出出半年来所受的气。他们听了要通过鸣放辩论方法首先统一思想认识,然后研究回去如何搞好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后,就认为这种搞法不能解决问题,产生了很大的抵触情绪。这就说明:如果不通过三级干部会议首先解决这部分人的思想问题,使他们明确认识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和意义,政策与做法,就很难保证在农村展开社会主义教育的时候不发生偏差。
第二,前一个时期,在区乡社干部中间,除了多数社会主义立场坚定的以外,也有一部分干部在资本主义思想冲击之下,方向模糊,在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上发生动摇,有的有比较严重的右倾思想、本位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如果不通过鸣放辩论首先批判他们的这些思想,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就没有条件搞好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
第三,大鸣大放大争的方式,对广大农村干部来说是生疏的,没有经验的,他们所习惯的是由领导干部做报告等老一套办法。先在三级干部会议上鸣放争辩,不仅可以比较深透地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而且可以通过小会大会示范和亲身体会,使他们自觉地接受并学会运用鸣放争辩这一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大鸣大争能够真正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
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能不能运用鸣放争辩的方法来解决到会干部的思想问题呢?最初,各级领导干部对这一点还是没有把握的,主要是顾虑在城市反右派斗争形势的影响下,放不出什么东西来,又怕会议时间拖长影响当前生产。到会干部最初也确实存在不少顾虑。有的认为提了意见不管用,有的怕提了不正确的意见会被当成右派来斗。但是,事实证明,只要领导得好,并不是鸣放不起来的。办法是:首先由县委领导干部作动员报告,要大家帮助县委整风;并说明当前农村闹粮食闹合作社等问题很多,看法不一,大家可以把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意见看法都提出来,对的可以有利于改进领导与工作,不对的经过领导争辩也可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然后对症下药,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各项问题。继即在小组中由领导骨干带头鸣放,对不正确的思想硬着头皮听,不要急于挑起争辩,更不要随便扣大帽子压回去。这样,就可以由提正面意见发展到大胆直言,由一般问题集中到中心问题上来。到了一定温度,有的人就说:“就是杀头枪毙,不当干部我也要说。”总观各地三级干部会上放出的主要问题,在粮食统购统销方面,主要是:“粮食的紧张情况,是统购统销带来的”,“国家买的粮食太多,对农民挖得太苦”,“口粮标准太低,不够吃”,“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是官逼民反”,主张“宁抗一家(国家),不得罪千户(农民),在这个问题上千万别挨了农民的扁担”,等等。在合作化方面:有的认为“合作化冒进了,步子走得太快了”,有的根本否认合作化的优越性,认为“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户”,“合作社搞一年穷十年,再搞几年老百姓连糠菜都吃不上”,有的人主张走回头路,把高级社改为初级社,等等。上述这些错误的思想暴露以后,在小组会上采用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算账等办法,展开辩论,批判反驳。然后再同揭露出来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资本主义思想较严重的重点人物在大会上进行辩论。
这样做了以后,凡是放得比较彻底的地方,思想问题也就解决得比较深透。有的干部在提高觉悟以后说:“过的是社会主义生活,存的是资本主义心思,用资本主义思想看社会主义越看越别扭。这一次心里亮堂了。”
大鸣大争可以摸清农村和干部的很多情况
三级干部会议开得好的地方,还可以使领导方面摸清几个底:
一、粮食的底。过去一般都叫一年三百六十斤不够吃,这次大家说了真话,很多地方的口粮留量实际是超过三百六十斤的。即使是每人三百六十斤,只要省吃俭用,大小口匀着吃,绝大部分户是过得去的。据蒙阴等县的分析:60%的户够吃,30%的户有余,5%—10%的户不够吃。黄县半脱产干部六百八十五名,在觉悟提高以后,自报家中粮食实况:有余粮的五百十五户,占总户数的75.2%,有余粮八万九千多斤,每户平均一百七十四斤。够吃的一百零二户,占14.8%。缺粮的六十八户,占10%。今年夏季征购任务未完成,除了产量低于去年外,思想问题确实很大。昌乐县揭发,全县四千一百多个社,征购中有问题的二百六十八处。其中多分粮的六十六处,偷分粮的二十一处,提高折干率的五十一处,多留种子的一百处,匿藏小麦的三十处,这样共使国家少征购粮食六十多万斤。
二、合作化的底。益都县合作化后第一年——1956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三亿二千万多斤,比1955年增产23.9%。全县二百四十六处社,比较稳定的有一百一十五处,占46.7%,基本稳定的一百处,占40.6%,落后社三十一处,占12.7%。
三、干部的底。据益都县的统计:到会一千三百四十三个干部当中,犯有贪污、隐瞒产量、对抗统购任务、搞粮食投机活动等错误者有10%—15%。临沂县到会干部八百八十二人,检讨扩大灾情、压低产量、多报人口、企图少交售征购任务的二百六十六人,占30.1%,检讨春季哄闹的九十二人,占10.4%,叫喊三百六十斤口粮不够吃的九十一人,占10.3%,搞粮食投机的五人,占0.5%,闹退社单干的十八人,占2%,包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三人,占0.3%。
总之,凡是认真开好三级干部会议的,都可以获得以下几个比较明显的效果:
(1)批判了干部中的右倾思想,本位主义与资本主义,划清大是大非的界限,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
(2)认清当前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形势,提高干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自觉性;
(3)初步学会运用鸣放争辩的方法。这样,不仅有利于当前农村大辩论的开展,也为转变干部强迫命令作风打下较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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