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贫沾富光而是贫受富害 顺德东宁社经过三场大争彻底辩赢富裕中农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不是贫沾富光而是贫受富害
顺德东宁社经过三场大争彻底辩赢富裕中农
据南方日报消息　广东省顺德县羊额乡东宁社在大鸣大放之后，一方面根据社员的意见，积极改进工作，一方面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提交社员自由讨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充分发扬民主，辩明了合作化问题的大是大非，绝大多数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提高。
东宁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个三类社。去年因生产没有搞好，全社减产，因此在秋收分配以后，一些富裕中农就带头闹起退社风潮，煽动社员到县里申请退社。经过教育以后，退社风潮虽然平息下来了，但思想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有些富裕中农虽然没有退社，却很少出勤。到这次大鸣大放的时候，这个减产问题，就成了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富裕中农的社委陈华说：“依我看，合作社人多手脚乱，肯定是无法办好的。合作化后，只给农民带来‘三衰’，第一衰是社员减少了收入；第二衰是限制了社员的自由；第三衰是辛苦还收入的少。”他还说：“大家都知道啦，我入社前每年都收入八万多斤甘蔗，仅这一项就有一千多元收入，养鱼、养蚕还不算。可是入社后，收入还不及过去一半。”这个意见，不少富裕中农都同意。何和说：“合作化确实来得太快了，说社好是骗人的，我们社里起码有七成人减少收入。”他还摊开手向大家说：“请问在座有那个增加收入的？”甚至有些贫农也同意了这个意见。
　　社限制了谁的自由？谁影响了社的增产？
这个“三衰”问题提出来后，立即就成了群众议论的中心，有人对这个意见表示同意，也有人表示不同意。为了分清是非，社里决定把这些问题提交社员讨论。贫农周辉幽默地说：“陈华说他入社后比过去辛苦，我看是对的。但是，试问他入社前一年收入的八万斤甘蔗是怎样得来的呢？他脱过鞋到蔗地做过工吗？从种蔗、戽泥到砍蔗，都是雇我们替他做的，他只是做些轻工。”这样确实是收入又多又不辛苦，因为辛苦都落在我们替他做工的人身上了。”
周辉这样一说，有些给陈华做过工的社员马上联想到陈华说的“入社不自由”的问题来了。他们说：“陈华入了社，的确没单干时那样自由了，第一，他入了社只能按劳取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雇工了；第二，走自发的道路也不如过去那样自由了；第三，也不能自由改种了。”有些人又说：“我看他还是太自由了，不搞社的生产，专搞自己的副业，还说分得少。”这一说，打中了那些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的要害。富裕中农中有名的师爷唐苏马上起来辩护了。他说：“鬼叫社预分少，人家搞副业赚钱多，你们有本事也可以去做呀！谁也有这个自由。”
唐苏这样一辩，倒把社为什么分得少这个问题引出来了。许多出勤比较积极的社员立刻起来反驳他说：“正是你们这些人自私自利，顾私不顾公，搞坏了社的生产，才使劳动日值拉低，结果使积极出勤的社员吃了亏。”他们还摆出了事实：如该社的第四生产队，全队六十多户人，除三户富裕中农外，其余全是贫农和下中农。他们负责耕种的蔗基是全社最瘦、最远、最分散的，但是，由于他们认真负责，一心把生产搞好，出勤最积极，结果，在去年全社减产的情况下，他们队却增产了三成。今年生产也是该队最好。反之，第五生产队的土地最肥，自然条件也最好，又近村边，但由于这个队中农占多数，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大家都只顾搞自己的副业，结果去年全队的甘蔗却减产了三成。这个事实一摆出来，再也没有人敢说去年减收是因为社不好了。
　　要求包产到户，就是要走回头路
说合作社“三衰”的论点一一被驳倒了。但富裕中农李伟却说：“合作化不是不好，如果真是不好，毛主席就不会提出来了。不过，要想办好我们的社，就一定要包产到户。第一，包产到户能加强社员的责任心，避免生产上的混乱；第二，能够保证社员增产增收，社员积极性会提高；第三，社员也可以比较自由，自己安排生产时间；第四，不会‘生蛤拉死蛤’，各负盈亏，互不揩油。”这个意见一提出来，马上就获得不少富裕中农的拥护，何星甫首先说：“李伟提得对，加强社员责任心搞好生产的唯一办法就是包产到户。老实说，我在单干时劲头十足；参加互助组只做八成工夫；入社呢，只做五、六成工夫。我担保，包产到户一定能完成规定产量。”刘明接着说：“我不但能保证完成产量，还可以抽出一些土地，看那样作物价高，就种那样。”邹骚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主张把原有土地分回给各户，鱼塘、桑基、蔗地也都分给户，社的领导机构可以不变，社员给社交租金，由社统一交公粮、水利谷。他还兴高采烈地拍着社主任黄勤的肩膀说：“你呀，今后再不用操心，很快就会肥起来的了。”甚至贫农社委黄添也给迷惑住了，认为这样做确实可以省去天天排工的麻烦。
可是，不少贫农下中农却焦急起来了。麦娣说：“这样就苦死我们了。”冯银二说：“实行包产到户，除非社准备几箩谷救济我们，否则必然饿死。”贫农周辉也说：“包到户，想搞个人发财的中农就好，贫农只有死路一条。”他举出事实说：“我的生产组十一户人，四十多亩蔗地，只有四只艇，两个戽泥篸，这些农具都是富裕中农的，包产到户叫那些缺农具缺劳动力的社员怎样办？”贫农何静心急得扯着工作队干部的衣服说：“你们快些帮口吧，这样做就要逼死人了。”工作队的干部建议他们好好考虑，第二天继续讨论。结果，引起了第二场大辩论。
一听说是讨论“包产到户”的问题，连老太婆也扶着手杖来参加了。是否包产到户就能加强责任心搞好生产呢？贫农梁伟首先提出反驳说：“如果说包产到户能增强责任心搞好生产，那么，为什么却有这么多单干户搞不好生产呢？”他举例说：单干户、富裕中农何其沛，今年就是因为只顾做投机买卖，丢荒了二亩蔗地。他说：“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单干，走回头路。”贫农罗兰接着揭露了邹骚提出带回原有土地包产到户的目的。她说：“去年东宁社闹退社风波，邹骚到处发动社员签名，这回他要以户包产，带回原有土地，实则是想挂羊头卖狗肉，取回自己的鱼塘养鱼花，然后挂着社的招牌，高价卖给我们。”跟着，许多社员都指出，包产到户必然带来四大害处：第一，重新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缺农具，缺劳动力的社员就会破产，只有对小部分富裕中农有利，但也不保险。第二，增加经营管理上的混乱，社无法检查督促生产。第三，更加助长了富裕中农走资本主义道路。第四，不利于社内团结。贫农周辉还站在会场的中间驳斥说：“所谓包产到户才能增强社员的责任心是一派胡言，只有不爱社的社员才偷工减料和不出勤。”许多妇女都指着邹骚等人问：“你们的主张，是不是想打烂我们的饭碗？”
　　究竟贫沾富光？还是富沾贫光？
由于包产到户这个主张给群众识穿，遭到大多数社员特别是贫农的反对，那几户富裕中农不得不承认这个主张不对。但富裕中农何星甫依然不服气。他针对包产到户大多数人吃亏这个论点说：“合作化虽则是对大多数人好，但是生蛤拖死蛤，终归是富裕中农吃亏。”有人问他：“怎样吃亏呢？”他说：“入社前，富裕中农土地好、资金多、劳动力强，入社后一拉平，还不是贫农揩富裕中农的油水？”何和更在旁边说：“提到这个问题，真是伤心到睡都睡不着了！”
他们这么一说，贫农又议论纷纷了。有的认为确是揩了富裕中农的油，如贫农麦娣说：“我入社前只得两条瘦基，他们入社大都是好基好塘。”因此不敢驳。有些也只是说：“合作化嘛！共产党嘛！少不了要揩点油的了。”这个时候，经过几次思想交锋锻炼出来的贫农周辉，却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我不同意何星甫说贫农揩了富裕中农油水。解放前，贫农和富裕中农虽然也一起受地主剥削压迫，但富裕中农本钱大，经常挖贫农的墙脚（夺耕），因此占有土地大都是好的；解放后，搞土地改革，贫农斗地主最积极，出力最大；但分土地时，富裕中农是按原耕地不动，已经占了不少便宜。合作化前，我们贫农没本钱，富裕中农却炒卖鱼花，高价卖给我们，当我们把鱼养到快一斤重，正是长肉的时候，因为缺乏本钱，又只得贱价卖给富裕中农，这样他们又揩了我们不少油。合作化后，我们一样交入社基金，积极出勤想办法把社办好；而你呢（指何星甫），只放五六成力量在社，留恋单干，搞自发，拖坏了社的生产，拉低了劳动日价值。结果，我们劳动得多，为社积累公积金出力大，连国家的公粮义务，也替你们不出勤的人负担了，怎能说我们贫农揩了你们的油水呢？要说，倒过来说才对呢！”
经周辉这么一说，贫农觉得道理是在自己这一边，腰马上硬了起来。有人打个比喻说：“我们入社如同坐一条船，贫农拚命出力划，搞自发的却半心半意坐在船上轻摇，究竟是谁占便宜呢？”这时，何星甫等人再也提不出什么道理来争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