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应该怎样劳动锻炼？ 下放干部要参加农民的家务劳动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问题讨论

究竟应该怎样劳动锻炼？
下放干部要参加农民的家务劳动
余志明同志给“人民日报”的信里说：“我觉得积极劳动、多挣工分，对自己的锻炼、改造大有好处。”这里，挣工分与劳动同位并列、混为一体，仿佛劳动就是挣工分。其实，农村里有两种体力劳动：一种是挣工分的，主要是农业社经营管理的田间劳动；另一种不挣工分，主要即社员自己的家务劳动。显然，余志明同志所指的，乃是挣工分的田间劳动。他认为：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进行锻炼，唯一的办法就是参加这种能挣工分的田间劳动。
田间劳动被扩展成为进行锻炼的“唯一的办法”；家务劳动却被忽视、被排挤出去了。
但是就我的体验，家务劳动恰好是知识分子不可缺少的。我原是轻视家务劳动的，一提到劳动，就只想到锄头、犁杖、田地。我尽自己的力气在田间劳动着，时间过去了，可是与老乡们中间，却总仿佛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不久前实行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才开始试探着另一种劳动——做家务劳动。
我是在一个以往扛过三十多年长工活的雇农家里吃饭。我给他们挑水、扫院子；下地回来帮助烧火、端菜、摆炕桌、拿碗筷；饭后擦桌子、洗抹布、打扫厨房；天黑盖鸡窝。总之，到处找活儿干，不让两只手闲吊着。第一天，那位老大爷、老大娘见我这样，一边嚷一边拦。我还是照样干。晚上，一位女同志告诉我：那位大娘牢骚可大啦！说我乱插手，把她麻烦死啦！我听了大吃一惊，左思右想，觉得多干些杂七杂八的活儿还算错吗？第二天还是硬着头皮干。果然，那位老大爷、老大娘也不背着我了，见人就发牢骚。我很慌乱，但不久就察觉到，原来他们是用抱怨的口吻夸奖我哩！过了两三天，这老俩口笑着说，他们给我取了个外号——“毛毛神”（什么也摸摸动动的意思）。打这以后，“毛毛神”就变成我正式的名字了。他们开始同我商量一些他们心里盘算着的事。我呢，也不再觉得自己是外人了。
在这个村里，有一位寡妇老大娘，无儿无女。听说她没人挑水，很不方便，我就去替她挑。她又惊讶又高兴，到处去宣扬。从这时起，她见了我分外亲切，几次约我同她一块串亲戚去。
在这同时，我感到老乡们对我的态度也变了，我同他们中间那一道看不见的墙也在倾倒着。……
这些事不能不引我深思。当然，田间劳动是最重要的，但是，从同农民交朋友这一点上看，家务劳动却有它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如果说，田间劳动主要是生产队长、生产组长和社员之间劳动组织上的分工协作关系。那么，在家务劳动中，由于彼此的帮助表现得更直接，交流的机会更频繁，私人感情上的交往更亲近，互相了解得更细致，因而一家人的感觉也就显得更浓厚一些。正因为如此，通过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家务劳动，带给了我几颗朋友的心，又影响了群众对下放干部的看法。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八路军提出，要搞好群众关系，先从老乡们的家务劳动着手。
家务劳动是同农民交朋友的最好方法之一。它虽然不能记进工分本，但它的力量和影响，却远非工分所能估量的。
就我所接触的看来，下放干部对田间劳动都很重视，认为那是光荣的，然而对于家务劳动，尤其是围绕着锅台、炕桌、粪坑、猪圈的劳动，却是轻视的，表现出不屑于干它。这是较为普遍的一种现象。余志明同志过分地强调参加田间劳动，并把它当成知识分子锻炼的唯一办法，也正是它的一种反映。
对待家务劳动的态度，实质正是鉴别一个知识分子肯不肯放下架子的试金石。
河北丰润县赵郭庄农业社新社员 王笠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