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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西藏人民的新生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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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9-05-01
第7版()
专栏:

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西藏人民的新生
章鲁
在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策动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他们所控制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发动了背叛祖国、破坏祖国统一的武装叛乱,他们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
西藏和平解放八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西藏人民包括广大劳动人民和爱国进步的中、上层人士,是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维护祖国统一的。而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支持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则蓄意撕毁协议、分裂祖国统一。在维护祖国统一和破坏祖国统一这两种力量之间,存在着不断的斗争。西藏叛乱事件的平定,表明维护祖国统一的力量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1951年5月所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协议。协议第一条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第二条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中央派往西藏的工作人员和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八年来坚决执行协议,在团结西藏人民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的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英帝国主义在1904年攫取了西藏的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地的通商特权,英帝国主义后来是印度政府在以上三地派驻官员、军队,开办邮政电报、学校、医院,沿途设立驿站,并在西藏享有治外法权。这些特权,在1954年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与印度共和国政府的外交谈判,全部取消了。英帝国主义挑唆尼泊尔王国进犯西藏所取得的各种特权,经过中尼两国政府的外交谈判,也在1956年取消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使西藏人民摆脱了近百年来遭受帝国主义奴役的命运,实现了祖国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尽管受到上层反动集团的多方阻挠,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由于国家的帮助和兄弟民族的支持,在各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促进了西藏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间以及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为西藏人民建设新的生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仍然没有放弃侵略西藏、奴役西藏人民的野心;一贯勾结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对于西藏的和平解放也死不甘心。他们狼狈为奸,从协议签订之日起,就蓄意进行破坏,企图把西藏地方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八年以来,以鲁康娃·泽旺饶登、索康·旺清格勒、赤江·罗桑益西、帕拉·土登为登、柳霞·土登塔巴、仔本夏格巴、嘉乐顿珠、宇妥·札西顿珠和威萨坚赞(功德林札萨)等为首的叛国集团,在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支持下,进行了一连串的叛国阴谋活动。1951年冬天,当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西藏的时候,在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代理藏王)、叛国首领鲁康娃和罗桑札西领导下,一部分反动分子在拉萨组织所谓“人民会议”,公然反对协议,叫嚣要人民解放军退出西藏。后来因为受到中央的严正指责,原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宣布反动的“人民会议”为非法,并撤销鲁康娃和罗桑札西的司曹职务。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西藏反动集团的分裂祖国的反动活动没有因此停止。1956年底,他们又利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的机会,企图劫持达赖喇嘛,不让他返回西藏,同时阴谋在拉萨发动叛乱。
他们的这种罪恶活动,中央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于这些反叛分子,中央并没有直接出面处理,而只是责成原西藏地方政府负责制止和惩处,并且再三申明,只要他们改过自新,仍可不咎既往。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对于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竟然无动于衷。他们不仅没有丝毫的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在西藏各地疯狂地裹胁一小部分被蒙蔽的群众,扩大叛乱队伍,到处截击汽车,破坏公路,杀戮干部,残害人民,袭击人民解放军,终于在今年3月10日在拉萨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公开提出了“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并且劫持达赖喇嘛,逃亡印度。长期以来,麇集在印度噶伦堡,勾结帝国主义特务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进行罪恶活动的西藏叛乱分子,在这时候,也更加疯狂地活动起来,把噶伦堡作为指挥叛乱的中心。与此同时,印度的一切扩张主义分子大肆进行干涉我国内政的活动,叫嚣什么“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印度同西藏的关系是母子关系”,中国政府平定叛乱是“侵略行动”。西藏叛国集团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这种一唱一和、里应外合,暴露了这次的叛乱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策动的。他们所策动的这次叛乱,同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伊拉克以及其他民族国家所策动的破坏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武装叛乱,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说是什么母子关系,那么,西藏的一小撮认贼作父的叛国分子的确是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亲骨肉,而且他们都是从英帝国主义一脉相传下来的。在西藏叛乱平息之后,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如丧考妣,两行眼泪流个不停,这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吗!
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说什么“西藏人一向有一种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说什么“有些时候,西藏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进行活动的”,这完全是歪曲历史事实的信口胡说。从十三世纪以来,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甚至达赖喇嘛的封号、地位、职权,都是由历代的北京朝廷陆续规定的。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错在1940年“坐床”,也是由当时的中央政府派人到拉萨去主持的。西藏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全世界都知道,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事实。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是由英帝国主义者和他在西藏的走狗叫嚣出来的。在最近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喜饶嘉错、阿旺嘉错等代表,根据丰富的历史事实,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这种妄图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谬论。
英帝国主义疯狂侵略西藏已将近一个世纪。1886至1888年英军第一次向西藏边境侵略,占去了哲孟雄地方(锡金)。1904年英帝国主义又向西藏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侵略,攻陷了拉萨,从腐败的清朝政府取得了在西藏的各项特权。西藏人民对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决抵抗,使英帝国主义者感到单靠军事侵略不能达到奴役西藏人民的目的,在1904年以后,英帝国主义者对西藏的侵略就转而采取了更为阴险、更为恶毒的办法。他们标榜“帮助”西藏民族“独立”,以迷惑西藏人民,转移西藏人民的斗争目标,企图使他们由反对帝国主义转而反对祖国。为了实现这一阴谋,英帝国主义就在西藏大农奴主当中物色了一批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把他们扶植起来,攫取西藏统治地位,执行英帝国主义者交给他们的任务。这样,早在二十世纪初叶,英帝国主义者就在西藏内部培植了一批代理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帝国主义积极插手侵略西藏。1947年以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干涉和分裂政策。从此,英帝国主义在西藏多年培植起来的一批走狗,就成了英、美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三重奴才。这一批奴才,一方面代表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利益,另一方面代表西藏大农奴主的利益。他们所以死心塌地甘当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走狗,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同残酷剥削西藏人民的反革命阶级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让我们看一看这次组织西藏叛乱的一些首恶分子的来历,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索康·旺清格勒,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他家几代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从小就在英帝国主义者在江孜所办的英文学校读书,受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1941年西藏地方政府曾经派他向英帝国主义购买军火。1947年,他和另一个噶伦拉鲁屠杀了西藏的爱国分子热振呼图克图。他在西藏和平解放前逃亡印度,1952年又回到西藏,执行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交给他的破坏祖国统一的反动任务。索康·旺清格勒的父亲,就是英帝国主义者培植起来的走狗,西藏和平解放前任过“外交局”长,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有密切的联系。索康·旺清格勒的弟弟索康·拉旺多杰,在印度大吉岭英文学校和江孜英国兵营受过训练,1947年以“西藏商务代表团”团员身分去过美国和英国,西藏解放后一直住在噶伦堡,进行叛国活动。
赤江·罗桑益西,一般称“赤江活佛”,他出身于西藏大贵族凯墨家中,同时又是一个大买办,在西藏买办商业机构喜马仑公司中有大量股金。他是帝国主义忠实走狗前藏王大札的亲信。西藏和平解放前,曾经到印度“游历”,勾结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西藏和平解放后,一贯在幕后策划反对祖国的罪恶活动,是西藏叛国集团的重要“谋士”之一。1955年他随达赖喇嘛从北京回西藏路过四川藏族地区的时候,到处点火,煽动所谓康巴人进行叛乱。
帕拉·土登为登(僧官),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卓尼(达赖喇嘛的副官长)。他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也是前藏王大札的亲信爪牙。解放以前,他在自己的家乡江孜与印度驻军有密切联系。他是1952年伪“人民会议”反革命组织的策谋人之一。他弟弟帕拉·多吉才旦也在江孜英国兵营受过训练,曾经担任古松代本(达赖喇嘛警卫团团长),是这次叛乱的骨干。
宇妥·札西顿珠,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代理噶伦。他曾在印度受过英帝国主义的军事训练。1948年,他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向英帝国主义订购军火。1950年,西藏地方政府曾经任命他为赴英“亲善使团”团长。西藏解放后,他往来于印度噶伦堡和拉萨之间进行叛国活动。
鲁康娃·泽旺饶登,是西藏和平解放前的代理藏王,是英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忠实走狗。西藏和平解放后,他忠实执行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命令,组织伪“人民会议”,进行反革命活动,被撤职后,逃亡印度的噶伦堡,成为流亡在噶伦堡的西藏叛国分子的头目。这次西藏武装叛乱发生后,他曾率领所谓“西藏代表团”向印度政府请愿,他们在给尼赫鲁总理的“呼吁书”中奴颜婢膝地说“跪在你的面前”祈求帮助。
仔本夏格巴,是原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全藏财政、人事、俗官训练等事务的重要官员。他曾留学英国,是经过英帝国主义者长期培养的一名忠实走狗。1948年,西藏地方政府派他担任“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去美国和英国活动,要求美国的“援助”。1950年,他又被任为“西藏亲善使团”团长,准备再去美、英活动,要求英、美、印度、尼泊尔出面干涉,阻止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和平解放后,他一直住在噶伦堡与嘉乐顿珠、阿乐群则等反动分子结合在一起,进行叛国活动。
这一群由英帝国主义培养起来的走狗,是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在西藏的政治上的代理人,同时又是外国侵略者在经济上掠夺西藏的大买办。他们垄断西藏地方和国外的贸易,英帝国主义以及它的继承者通过他们榨取西藏工业原料(如羊毛、硼砂、皮张、鹿茸、麝香、药材等),倾销剩余生产品(布匹、毛织品、烟草、糖、五金等等),致使西藏市场在解放前完全由外货占领。
这一批外国侵略者的忠实走狗,都出身于西藏的大农奴主家庭。他们每家占有的农奴,多的在一万人以上,最少也有一千多人。他们每家从农奴身上压榨来的地租,多的一年达到三万多克(一克约合二十五市斤),最少的也有两三千克。他们为了永世保存西藏野蛮落后的农奴制度,需要帝国主义作他们的“靠山”;而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为了奴役西藏人民,为了阻止西藏人民的觉醒,也就尽力维护西藏的农奴制度,尽力维护这批卖国贼对西藏人民的残酷统治。
西藏的农奴制度,比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制度还更野蛮、更黑暗、更反动。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制度下,西藏的全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都由贵族、寺院和地方政府所占有。西藏贵族总共二、三百家,大农奴主有二十多家,而最大的只有七、八家。政府占有的土地可以分封给贵族和寺院,贵族和寺院占有的土地可以互相赠送、布施、抵押,但不能买卖。西藏的农奴主就是依靠这些土地的占有对西藏的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拿出很少的土地,作为给农奴的份地,使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农奴每年要以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时间,在农奴主的土地上进行无偿劳役。农奴主只拿出种子,至于耕牛、农具、劳动力等等都由农奴负担,从春耕、夏耘一直到秋收、冬藏,完全由农奴承担。农奴在农奴主的土地上劳动的时候还要自带伙食。农奴的劳动,一般都是在贵族的管家监督和鞭打下进行的。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如果逃亡被抓回来,就要受很重的处罚,甚至被挖眼、割鼻或砍去手脚。农奴生下子女,贵族立即登记在账簿上,当做财产看待。贵族为了镇压农奴反抗,在很多的庄园内都设有监狱和刑具。贵族可以将农奴连同庄园一起赠送、抵押或者布施给别人,还可以把农奴作为陪嫁的财产。
所有农奴还要担负贵族、寺院和西藏地方政府各种沉重的差役。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来往,都要由沿途农奴无偿供给乘马和住宿,要送牛羊肉、酥油、豌豆、糌粑等礼品,并且要派年轻女子侍候。地方政府的军粮调拨、物资运输,都要由农奴派出牛马和人力无偿转运。地方政府的房屋,也由农奴无偿建设和修补。贵族和寺院的农奴除了担任地方政府的差役之外,还要担负贵族和寺院的各种差役,如修理房屋、运送租粮和货物,以及背水、砍柴、扫地、饲养马匹等等家务劳动。因此,农奴剩下来在自己的份地上劳动的时间就非常少了,他们的份地很多都荒芜了。
农奴为了生存下去,常常只好靠借债过活。据在拉萨以北的朗塘、卡则、林周、旁多等四个宗(相当于县)的调查,旁多有一百六十六户,全部负债;林周二百二十七户,有二百一十七户负债;卡则二百一十五户,有一百八十五户负债;朗塘五十户,有四十户负债。负债户一般占户口总数的90%左右。这些负债户中负债一万克粮食以上的十二户,五千克以上的十四户,一千克以上的一百五十九户,五百克以上的一百零六户,一百克以上的二百六十六户。这些农奴的债务,都是上辈遗留下来的,据说有的已经有一百二十年,有的已经有三辈的历史。
原西藏地方政府就是农奴主专政的工具。农奴不但根本不能参与政治,而且不能与贵族平起平坐,不能与贵族通婚,甚至服装样式、说话用的许多词汇,也是不能和贵族相同的。在宗教界,出身于农奴和牧民的广大贫苦喇嘛也不能参与政治,也受着宗教上层的压迫和剥削。
对于这样一种野蛮、反动、黑暗的农奴制度,全世界一切进步人类都认为应该改革,只有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西藏反动集团才想要把它千年万代地保留下去,让西藏劳动人民子子孙孙永远过牛马的生活。当然,这只是一种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梦想。
实行社会改革,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规律。但由于各个民族具体条件不同,社会改革的时间、步骤和方式,是可以不一样的。早在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所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对于西藏地方应该进行社会改革,就已经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但是根据西藏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为了使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有充分的考虑时间,中央认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可以慢一些进行,并且可以由人民和上层人士经过民主协商去和平地解决。1956年,中央又根据当时的西藏情况,宣布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在1962年以前,西藏可以不进行社会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再决定。对于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根据党和国家关于宗教信仰的基本政策,更是作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中共西藏工委的领导下,中央派往西藏的工作人员和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一贯地坚决地执行协议和中央的上述规定。西藏的农奴制度原封未动,各级僧俗官员照常供职,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照旧受到尊重,不论什么教派的喇嘛寺院一律受到保护,他们的收入没有作任何变更,他们的宗教活动照旧进行。所有这些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抹煞的。但是西藏叛国集团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却想一手掩盖天下人的耳目,胡说什么这次叛乱是由于中央在西藏进行社会改革所引起的。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们之所以要这样说,无非是要掩盖叛乱分子背叛祖国、出卖西藏民族利益的丑恶面目,掩盖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侵略西藏、干涉我国内政的可耻阴谋。
与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西藏叛国集团的愿望相反,西藏反动分子的叛乱和叛乱的平息,促进了祖国的统一,促进了西藏人民的新生。他们企图用武装叛乱来堵塞在西藏实现社会改革的道路,堵塞在西藏实现有人民参加的民主的地方自治的道路,但是结果却激起了西藏广大人民的义愤,使西藏劳动人民被压抑已久的对于实行民主改革的愿望,迅速地昂扬起来,在中上层人士中也有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而叛乱的平息,原西藏地方反动政府的被解散,也为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扫清了道路,这就将导致西藏民主改革的提前实现,使西藏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实现民主的地方自治。西藏今后的民主改革将按照西藏人民的意志,照顾西藏的特点,采取适当的办法,逐步进行。在改革中和改革后,一切爱护祖国统一的贵族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包括赞成改革的进步人士和经过说服可以同意改革的中间人士,都将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受到妥善的安排。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展的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只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农奴制度的束缚,才使它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的阻碍,使绝大多数的西藏人民陷于极端黑暗的地狱般的生活。现在,西藏大农奴主横行不法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西藏人民摆脱农奴制度的新生时代已经到来了。毫无疑问,粉碎了这些套在西藏人民身上的重重枷锁以后,西藏人民一定能够在西藏高原上建设起人间的天堂,西藏民族一定会同国内各兄弟民族一样,成为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和生活幸福的先进民族。一个光辉灿烂、无限美好的前途,已经展现在西藏民族的面前。一切爱国的进步的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团结起来向着这个美好的前途前进!
(原载“红旗”杂志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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