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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小麦丰收想到的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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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9-08-01
第7版()
专栏:

从今年小麦丰收想到的
谢平仄
人们在欢庆今年小麦大面积丰收的同时,正从各个方面总结丰收的经验。今年小麦的丰收再一次证明:凡是人们的思想行动符合客观规律,结果一定美满;反之,人们的思想行动违反了客观规律,结果就不美妙。
全面与中心
山东淄博市淄城公社里两个生产大队,黄家铺和贾村,历年来,贾村的小麦亩产量,都高于黄家铺;今年却变了样,黄家铺大大超过了贾村:黄家铺的二千七百多亩小麦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了一倍,而贾村的一千五百多亩亩产只增加6.6%。后来一总结,原来是黄家铺全面运用了“八字宪法”,贾村却只抓了密植,丢了水肥和其他。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跃进与否,首先取决于贯彻“八字宪法”是否全面。今年小麦获得丰收的其他地方,也都是比较全面地贯彻了“八字宪法”。
“八字宪法”是对多年来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它正确地概括了农作物正常生长和增产的各种基本条件。作物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生长良好,增加产量。所谓全面地贯彻“八字宪法”,就是为作物全面地创造这些条件,这样就符合了作物生长的客观要求。片面对待“八字宪法”,就是不让作物具备各种必要的条件,这就违背了它的客观要求。米丘林学说认为,生物与其生活条件有不容分割的联系,生物离开了它的生活条件,就不再是活的。因此生物赖以生长发展的各种必要条件是不能任意破坏的。破坏了,它们就得不到正常的发展。黄家铺和贾村的经验,正好说明了这个道理。
全面贯彻“八字宪法”,必须根据当地情况,抓住中心,带动全面。江西进贤县,不仅和其他地方一样,抓好了密植这个中心环节;而且根据他们的山岗丘陵都是贫瘠的红土这个致命弱点,大搞积肥和改良土壤。在田间管理的不同时期,又根据不同的情况先后组织了群众运动:在“大雪”到“冬至”间,小麦普遍出苗,遇到冬旱缺肥,影响了返青发蔸,因此开展了“施腊肥”运动。在“大寒”到
“立春”间,下了冬雨,水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急需营养,便展开了第二次追肥。在“惊蛰”前后,春雨连绵,麦田板结,影响拔节,便开展了开沟排水,松土,追肥三突击。后来在“春分”前后正当麦苗孕穗时,常因狂风暴雨,发生倒伏,而且边远地区还有不少三类苗。他们便集中主要力量去防治倒伏和消灭三类苗。就这样,低产县丰收了,全县平均亩产比去年高出两倍。
低产区盛开高产之花,是今年小麦丰产的特色之一。不少低产区增产的幅度是非常惊人的。除了进贤,一向低产的陕西渭北,一季麦抵上去年两季粮。还有过去叫作“大水缸”的江苏江宁县长江公社长江大队,三麦的亩产和总产都比去年增加一倍。据了解,除了贯彻“八字宪法”全面又合理以外,特别是因为他们对于造成本地区低产的主要原因认得准,措施抓得狠。“大水缸”因为江堤失修,水系混乱,地多人少,肥源缺少,是低产的病根,因而确立了长期奋战,根本改变面貌的方向:十年来(特别是去年)他们兴修了一百多项水利工程,进行了机械、肥料、土壤等项农业基本建设,现在他们拥有拖拉机、脱粒机、抽水机等二百多台,改良土壤二千多亩,土化肥厂一百多个,人造粪坑、熏土窑、猪圈、人造阴沟等一万多个,不利条件得到了基本改变,加上十足的干劲和全面贯彻“八字宪法”,怎能不猛跃呢?
怎样算合理
历年来,各地都提供了密植能够增产的大量材料。山西稷山县樊村公社魏家院管理区记载的数字是这样的:
1955年亩播十二斤,亩产二百二十六斤;
1956年亩播十五斤,亩产二百五十四斤;
1957年亩播十八斤,亩产二百六十四斤;
1958年亩播二十五斤,亩产三百零七斤。
面对这样的事实,产生“下籽越多产量越高”和“越密越好”的印象,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无限制地做下去,就不免事与愿违了。请看贵州印江县在今年小麦收割时作的一次调查。在同样的条件下:每亩用种二十斤到三十斤的,收获量一般比种子量增长十二倍到二十倍;每亩用种四十斤到八十斤的,收获量一般比种子量增长一倍到二倍;每亩用种一百斤以上的,收获量比种子量增长半倍,或者达不到用种量。山西的魏家院,没有按照“越密越好”的主张办,他们实行了“五看”的密植方案,即一看土壤厚薄,二看粪肥多少,三看籽粒大小,四看播幅宽窄,五看播期早晚。还把土地分为三类,顶好的下籽四十斤,次好的下籽三十五斤,三等地下籽三十斤。结果小麦丰产了。施肥和深耕等等也是这样。河南孟县城关公社东街大队一百五十亩丰产田每亩播种三十斤,每亩折合施用纯氮三十七点五斤,麦禾生长健壮、秆硬不倒,平均亩产六百零三点四斤。而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播种十八点八斤,施肥量折合每亩纯氮达五十五斤,结果全部倒伏,亩产仅四百二十五斤。
所谓“越密越好”、“越多越好”、“越深越好”之类,就是认为密植、施肥、深耕等等,是没有条件的,没有限度的,因而可以由人们任意处置。事实究竟怎样呢?以密植为例。的确,增加播种量,能够充分利用土地,能够增加禾苗的株数和穗数。但是禾苗的正常生长,同时要求保持单株一定的营养面积和光照等等。从河南孟县所作的调查中,将会看到:由于播种量的不同,怎样引起光照和营养面积的变化,因而引起作物生长状况的变化,以及最终怎样影响产量的:
(一)(附表格)
从上面可以发现两个极为重要的事实:
第一、密植与光照,与营养面积,其实还与通风、土质、品种、季节、劳力等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受它们的制约。所以它既不能孤立地闹“个人英雄”,也不是万能的;它只有在保持单株一定的营养面积和光照等等条件下才能增加产量。的确,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东西,没有孤立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是具体的,都是与周围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都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第二、当每亩株数由二十万向三十五万增加的时候,亩产量在不断提高:由四百五十九点五斤提高到五百五十六点八斤;而当每亩株数由三十五万再往上增加以后,亩产量却不是继续提高,而是逐渐下降了(见表三)。这个现象说明:“真理与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之中运动着的逻辑范畴一样,都仅仅在极其局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如果我们企图在上述领域之外把这个对立当作绝对的东西来应用,那末我们就会完全失败。即是,对立的两极就会互相变换位置,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恩格斯:“反杜林论”)密植也和其他事情一样,有着矛盾的两方面,既有充分利用土地和增加株数穗数的一面,同时又有减少单株的光照和营养面积的一面,即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因而既有增产的可能,又有减产的可能。哪个可能变成现实,就要看具体的条件。河南孟县的调查,当每亩株数超过三十五万以后,不利于庄稼生长的一面,开始由非主要的方面转为主要的方面,因而产量就由上升转向下降了。由此可见,密植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它就会“物极必反”,由增产的措施引出减产的结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所以,“越密越好”之类的想法是违背客观规律性的,因而是错误的。同样,有些人看到因过密而减产的现象,就埋怨密植,说 “还是稀植好”,也是违反事实,违反事物向前发展的规律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密植有什么过错呢?问题在于人掌握得如何。
从上面的材料中,是否能认为小麦亩播三十斤,亩产五五六点八斤,就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绝对界限?不能。单拿今年来说,各地贯彻“八字宪法”各有千秋:有的证明亩播三十斤左右为宜,有的则证明亩播二十斤左右为宜。产量更是千差万别,从亩产百斤左右到千斤以上都有。如果再往前看,看明年,看后年以至遥远的将来,变化肯定还会有的,正像过去会变成现在一样。就我国农业发展的前途说来,是无限的,但就一定的时间地点说来,它又是有限的。解放以来我国农业不断上升,年年增长,正好体现了变化是无限的这种趋向。但每年上升的幅度,又表现出变化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是有限的。变化的无限性,是通过具体的有限性实现的;而且是通过对旧的限度的破坏,和新的限度的建立来实现的。今年小麦丰收,就是打破了以前技术措施的旧规格,制定了新规格,改变了旧条件,创立了新条件的结果。如果一切依然故我、原封不动,有何发展和跃进可言?至于技术措施的旧规格变多少,如何变法,是否样样变,年年变,例如播种量,是否块块地方年年都得增加?还要从具体条件出发,从农业生产的特殊规律出发。
其他事情也不例外。如人们的认识,恩格斯说过:“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根据它的素质、使命、可能性、历史的最终目标说来,它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根据它的个别表现和在每一特定时机的实现说来,它是非至上的和有限的”(“反杜林论”)。
既然事物的发展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是无限与有限的统一,那么冲天的干劲与科学分析的精神的结合就是合理的;也就是既考虑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八字宪法”的增产作用,又从时间、地点、条件出发,确定适当的目标,才是合理的。又既然事物向前的发展必然是旧的限度的打破,新的限度的建定,那么大胆革新和从实际出发的结合就是合理的;也就是既主张打破旧的指标和规格,又因时、因地地制定新的现实的指标和规格,才是合理的。
面积与单产
在今年小麦生产中,还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如何提高总产量?对这个问题,有些地方解决得较好,如江苏扬中县,不仅三麦的单产比去年增长82.9%,而且总产量比去年增长93.77%,全县售余粮从去年的一百七十万斤增加到一千零十七万斤,增加收入的社员占95%以上,社员分得的口粮也比去年多。他们的经验中有一条值得特别一提,就是“既力争单位产量增长;又尽一切可能不减少而且扩大了种植面积。”而另一些地方由于在培植“丰产方”的时候,减少了播种面积,结果,虽然单位面积增产了,但总产量没有增加。这的确是一个教训。
今年的实践证明:要提高农业总产量,必须种植面积和单位产量兼顾。如果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都达不到目的。种植面积与单位产量是对立的统一。它们之间有矛盾,例如种植面积过多了,难免影响单产的提高;而较多地注意提高单产,也难以照顾大田。然而,这两个方面同时是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的:这就是要在保持一定种植面积的基础上提高单产,在提高单产的要求下保持一定的种植面积。不管到什么时候,就是将来实现了“少种多收”,也还是必须既考虑种植面积,又考虑单位产量,既要认真确定种多少面积,又要努力提高单产,不能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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