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待家庭问题的地主立场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我对待家庭问题的地主立场
我出身于小地主兼商业资本家的封建家庭。抗战期间我家是一身兼二任的地主家庭。我参加革命抗日是抗属，而我哥投敌当了汉奸又是奸属。我在处理家庭问题上是忠奸不分，界线不明，把照顾与清算平列，为地主家庭剥削生活打算，表现了严重的地主立场。经过一年时间，三次周折，最后家庭才得到处理。
五四指示后，我看到报载鸡泽杨议长献田消息，心里想到：咱也“献田”装个“开明”，也可得到表扬，使上级、同级、下级间对我印象更好些。但又想到家里只有四十八亩地（战前有七十余亩地、三十二间房、鞋铺一座、炭店股三分之一、骡子两头………）献了田家中生活更会下降，还是等等再说吧？这种假“献田”思想，完全是由个人的虚荣心出发的。
当我参加地委宣联会，传达五四指示精神后，心里有两大高兴：一大高兴是消灭封建而不是削弱封建，使工作中矛盾得到解决。另一高兴是按九条照顾办事，我家就可不被斗，献田就没啥。很明显的对党的五四土地政策的接受是两个立场；第一高兴站的是工作立场，第二高兴是站的地主立场。
我家原是一身兼二任的地主家庭，县委会对我家庭处理颇费周折。日本投降后，县委讨论如何处理我家时，带有浓厚的不好意思与无可奈何的味道。认为最好是分家，只没收我哥的一份，不动我那一份。说过就放下了，以后冀南行署发下处理汉奸财产指示：县委书记听到下面群众反映，不处理我家对群众影响不好，就和县长背地讨论，认为还是分家，没收一份，照顾一份。接着又找我开了会，会上决定按三股分，没收一股，从没收中再留四亩地照顾我。先由我回家去分家和打通父母的思想。可是我很长时间没回去分家。直到一九四六年土地改革运动中，由县委决定用“以一当二”的办法，拿出我哥那十亩地，算“没收”，又算父亲“献田”。由农会向群众宣布：没收我哥的十亩地，并将其余四亩地及宅院一所作为“照顾”我。
我对处理地主家庭所抱的态度不是从群众出发的。在县委会讨论时，我采取“少说多听，心里拿主意”的方针。因县委同志和我感情都不错，还能不照顾？自己说多了怕于家不利，少了又不“开明”，人家照顾我比自己说话强。心里拿的是什么主意呢？我早经过了周密的打算：决定把客厅房拿出来，但不说出来，看县委意见。如果同志们的意见超过这个范围，就代表地主家庭诉诉苦。如果同志们的意见比这范围还小，就不吭声表示“开明”同意，表现自己“党性”强。
当处理时，我在形式上是回避的，其实心里已放心，因是县委讨论好了。对处理结果，我很觉满意。第一满意“一当二用”的办法；第二满意“照顾”了四亩地又“照顾”了一所宅院；第三满意抗属地位提高了；第四在家中我这一股地位提高了，母亲对我老婆态度抬高了；第五，家里可入农会，还按“中农”分了果实。其实这都是代表地主思想的满意。
经过大会的学习检讨和同志帮助，使我开始认识自己的错误是：我对待地主家庭所抱态度和所拿的主意，是钻了党内不纯的空子，看风使舵，逃避对于地主阶级的历史审判。首先是钻了县委会原则性不强、感情用事的空子。抱着你有感情用事，我就有地主立场的态度。其次是利用了群众觉悟不高的空子（按：并非群众觉悟不高而是县委、村农会不让群众发表意见），以一当二，用欺骗的办法坑了群众。把我哥应没收的四亩地和房子也从农民手中夺回来“照顾”了我。这是利用了五四指示照顾的空子来包庇了地主家庭。在土地改革中“我所拿的主意”，不是从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出发，而是站在原阶级立场，拖延分家，保留和包庇了地主家庭。从党内来阻碍了群众的翻身。
形成这种错误思想的根源，经过大会与小组同志帮助，认识到是从原阶级带来的地主思想，和家庭没划清界限，不是和地主家庭分家，而是和党分了家。这种思想是有其一贯历史根源的。检查我一九三九年任区委书记时，因敌人扫荡，牵走我家一头骡子，曾利用我熟悉的支部党员关系，动员了钱买回一头骡子补偿家庭损失，以维持地主家庭剥削生活。利用个人地位来篡夺了党，为地主家庭服务。（参加中央局土地会议代表反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