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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而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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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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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而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刘少奇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十周年了。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伟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始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以苏联为主力军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欧亚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都表明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没落是不可抵抗的历史规律。中国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革命把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线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使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制度遭到致命的打击。新中国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结成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在欧亚两洲连成一片、团结友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对于一切曾经遭受过或者正在遭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落后国家的人民,中国革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感觉到,中国人能够做到的,他们也应当能够做到。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力量对比,已经有了新的变化。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彻底的解放,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从而迅速地改变着中国贫穷和落后的面貌。
中国在全国解放后的最初三年间,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二年,顺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使工农业生产一般地达到了和超过了旧中国的最高水平。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国人民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使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使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四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出现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今年又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同一九五八年相比较,今年工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二十,工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十。钢、煤、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金属切削机床、棉纱、原木、粮食、棉花等项工农业主要产品的计划产量,都将完成、超过或者接近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在一九六二年完成的指标。中国社会生产力这样飞速的发展,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当然更不是在旧中国的条件下所能梦想的。
马克思说得完全正确:“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中国,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没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会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就不会有像今天这样全国人民精神焕发、意气昂扬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局面。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希望和异常光辉灿烂的前途。
中国人民十年来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胜利。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反复地阐明了这样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①一方面,中国革命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像俄国的孟什维克一样,他们用一道“万里长城”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隔开,看不到这两个革命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民主革命中看不到有把这个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的前途。另一方面,“左”倾机会主义者又类似俄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内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曾导致中国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同“左”右两种机会主义相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方针是:一方面,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的革命任务明确地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把这两个革命密切地联系起来,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尽一切可能为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以便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不停顿地立即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紧紧地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保证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由民主革命胜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任何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都提不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都不可能把中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概括,叫做“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②。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大国,它的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贫农和雇农又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农民问题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旧中国的反动统治是极端野蛮的,人民群众处于完全无权的状态,进步的革命家大批地受到逮捕和杀戮。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深入农村,领导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斗争,达二十二年之久。党采取了坚决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发动农民自己救自己、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地、保卫土地的群众路线的方针(党的这个方针一直继续贯彻执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土地改革中),而不是采取与此相反的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资产阶级的方针,就使党在农村中建立了强大的可靠的革命堡垒,建立了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把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纪律性逐步提高到接近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水平,并且从他们中间取得了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所需要的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后备。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的革命战争,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土地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实际上是为准备全国胜利而进行的长期反复的伟大的演习。在这些演习中,教育了群众,锻炼了军队,积蓄了革命力量,培养了干部,并且使党的领导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经验。
因为在民主革命中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就能够正确地解决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正确地区别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封建主义的保护者和同盟者,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凶恶的敌人,必须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排挤,要求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因此,他们有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的可能。但是,他们有软弱性,有革命和反动的两面性,经常处于动摇的中间地位。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联合他们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另一方面,又要同他们的妥协性进行斗争。实行了这样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就达到了壮大革命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的目的,巩固地保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割断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的联系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混淆这两个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都不懂得农民问题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而也不能正确地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采取投降主义的路线,把民主革命看成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不去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而主要地依靠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并且对于资产阶级只进行联合,而不进行必要的斗争。这样,他们就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情况下,就使革命遭到失败,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挫折。就是在革命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需要抓住时机,进行决定胜负的斗争的时刻,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也不敢争取胜利,甚至要阻止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联合各种小资产阶级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且错误地把中间力量作为主要的打击方向,否认在民主革命中有联合或者中立各种中间力量的必要和可能。他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进行斗争,不进行适当的联合,更不愿意利用敌人的具体矛盾,集中力量去反对最主要的敌人。结果也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使无产阶级陷于孤军作战,使革命不可能得到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忽视农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毅力,在反动统治时期,不承认我们能够在农村站得住脚,能够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能够经过农村包围城市并在最后达到夺取城市的目的。所以,“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调换位置。例如王明同志,他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人,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同“左”、右两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了全党,从而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使一个革命胜利接着一个革命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彻底地粉碎了旧中国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粉碎了它的压迫人民的官僚机构和军阀机构,从而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这就顺利地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革命的最主要问题即政权问题上,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巩固地建立了自己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因而就不需要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由于我们党在民主革命中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的最后目的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在民主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就十分注意地确立了并且巩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结果。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国外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国内的主要矛盾则将由中国人民同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让位给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一系列的基本政策。中国人民在全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虽然还必须继续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在全国很大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任务,但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已经在一九四九年开始了。中国无产阶级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通过国家的力量,没收官僚资本,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积极地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并且使这种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
在一九五二年年底,当恢复国民经济和肃清封建残余的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在提出这条总路线的时候,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我们一方面同企图扼杀新中国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团结了全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另一方面,在国内,一步不停地继续进行着社会改造和建设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这条总路线,是引导中国社会由当时的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个体经济的复杂的经济结构,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的路线。当时,有些人否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他们或者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或者企图把革命停止下来,长期保持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的现状。党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肯定要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否定了从右的方面来的各种错误观点。同时,党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又肯定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是逐步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必须是逐步的,从而否定了企图在一个早上就把资本主义消灭得干干净净的“左”的错误观点。
我们在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点的步骤。
我们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第一步,在土地改革以后,紧接着广泛地发展了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互助组织。这种互助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第二步,在这种互助运动的基础上,紧接着又发展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和主要的生产资料还是私有的,这种合作社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我们把它叫做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就是实行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建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不同观点的争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工业化水平还很低,还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因此,要很快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这种观点已经被事实驳倒了。我们在基本上没有机械化的条件下,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的任务。
有一种观点,认为迅速实现合作化,势必降低农业生产。这种观点也被事实驳倒了。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和合作化以后,我国的农业生产不但没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并且上升得相当地快。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这样迅速地实现农业合作化,会妨碍农民的团结,就是说,除了富农以外,富裕中农也会不满甚至反对我们,而支持我们的将只有比较贫苦的农民。这种观点也被事实驳倒了。由于我们对富裕中农采取团结的政策,对富裕中农入社的大农具和牲畜采取逐年偿还代价的政策,由于合作社生产的逐年上升,绝大多数富裕中农对合作化是基本上满意的。
总之,事实证明,我们紧接着土地改革之后“趁热打铁”,不停顿地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进行农业合作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好政策。如果我们在土地改革以后把革命停顿下来,让农村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发展起来,听任农民向两极分化,那在以后要实行合作化,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就会困难得多。
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是怎样实现的呢?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而达到社会主义国有化的目的。一般说来,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是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实行供给原料、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对私人资本主义商业采取让它们经销代销的办法;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由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一定年限内给资本家一定的年息。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我们党内也发生过一些不同观点的争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只应当加以利用,而不应当加以限制和改造,或者说我们限制得过多、改造得太急了。这实际上是企图让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保持下去。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在同一个社会中,不是这个战胜那个,就是那个战胜这个,长期并存是不可能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又是逐步改造,又是实行赎买,又给资产阶级选举权,又给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一定的政治地位,“太妥协了”。他们认为,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我们还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统一战线,是原则上不许可的。他们要求用对待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的政策去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即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或者从国民经济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简单的、迅速挤垮的政策,并且剥夺资本家的选举权。这些人忘记了,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的,这是马克思和列宁多次说过的。至于无产阶级专政并不一定要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的问题,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也讲过:“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是某一国家中实行专政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专政的一般问题。”③
我们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是采取了“阶级调和”的政策呢?当然不是。这种怀疑是完全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误解或曲解。实际上,我们为解决这个矛盾而采取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极其坚定的阶级政策,同“阶级调和”政策没有丝毫相同之处。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减少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并且在逐步改造的过程中有条件地利用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而结果是我们能够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并且要把资产阶级分子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当然也是完全适合中国条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好政策。
我们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拖长了改造的时间。相反,改造进行得很快。到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我们已经实现了农业的高级合作化,而紧跟着在一九五六年,就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与此同时,也实现了手工业的合作化。这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到七年的时间内,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在解决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几乎完全没有引起什么破坏,工农业生产一直是上升的。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是结束了呢?有人认为是结束了,再不需要进行任何革命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结束,还必须继续进行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现在,我国的资本家还拿定息,在经济上作为两个阶级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失。即使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作为一个阶级完全消灭以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而同社会主义制度相抵触。特别是资产阶级右派,还会利用这些情况,伺机向社会主义举行进攻,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有时他们的进攻还会达到非常猖狂的程度。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决不能局限于经济战线上,还必须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著作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④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斗争像波浪的起伏一样,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表现尖锐,有时候比较缓和。这种斗争,要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才会熄灭。
为了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对待和处理这两类矛盾,并且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一九五七年,我们党发动了调整人民内部关系的全党全民的整风运动,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结果是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地打击和削弱了剥削阶级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中的反动影响。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政治挂帅”的方针,加强了党对经济工作及其他各种工作的领导,调整了中央与地方、领导与被领导以及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同时,党又向全国人民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口号,鼓励革命性的试验和群众性的发明创造,领导群众修改或者废除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了进行教育革命,党又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由于采取了这一切革命的措施,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我国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在一九五八年春天,我们党及时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就在一九五八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在全国农村中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成绩。这是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彻底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所得到的结果。
在区别两类矛盾、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些问题上,在我们党内也有过不同观点的争论。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批驳了党内各种错误的观点,因而就能够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事业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有人说,在过渡时期存在着敌我矛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可理解的。他们认为不要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矛盾。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划清这两类矛盾,对于如何正确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如何正确地处理劳动人民内部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种矛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在现在的中国,不只是存在着敌我矛盾,还存在着大量的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例如:由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还存在着差别而产生的矛盾,由于劳动人民中间遗留着剥削阶级的习惯上和思想上的影响而产生的矛盾,等等。至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们由于认识上的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差别而产生的矛盾,则是从来就存在,现在也存在,并且在以后还要永远存在下去的,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些矛盾的性质和解决方法已经和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同了。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者在阶级完全消灭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人民内部就不再存在矛盾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错误的观点。
社会上所存在的各种矛盾,都必然地要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表现出来,也必然地要在我们党内的生活中反映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正确地认识并且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才能彻底消灭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完成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知识分子的改造,并且调整人民内部的关系,把我们的事业顺利地推向前进。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矛盾的统一和斗争,矛盾的解决,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果不注意划清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就会产生几种错误倾向:看不见敌我矛盾,或者把敌我矛盾看成人民内部矛盾,不知道对待敌我矛盾必须采取专政的方法,即孤立、分化、惩办和镇压的方法,而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处理敌我矛盾,这就必然要犯错误。反之,看不见人民内部矛盾,夸大敌我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不知道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采取民主的方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而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说,不用说服的方法,而用压服的方法,这也必然要犯错误。此外,这两类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如果矛盾转化了,而我们的处理方法不随之而转化,也必然要犯错误。我们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的具体事例是不少的,因此,认真地认识这个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有人说,我们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谓“自由化”的政策。也有一些人担心,我们实行这样的方针,会助长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造成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所有这些人都想错了。
我们实行这个方针,是因为我们对党的领导,对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具有充分的信心。我们采取这个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实行这个方针,是为了促进科学、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为着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时候,实行这个方针,是为着便利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战胜资产阶级,肃清它的影响,而不是容许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这个方针也适用于在政治方面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仍然要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思想仍然要在同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斗争中扩大自己的阵地。对于人民内部各种不同的意见,必须让它们充分发表出来,采取批评、说理的方法,进行充分的辩论,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不错,资产阶级会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一切优势都在无产阶级方面,资产阶级利用这个口号来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我们说来并没有什么可怕。我们从来不承认,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是合法的。我们从来就公开宣布,在我们的园地里,社会主义的百花是应当盛开的,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是应当锄掉的。问题在于:究竟采取什么方法才能够有效地消灭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的影响还没有肃清以前,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毒草总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并且总是经常以冒充社会主义香花的姿态出现。当人们缺少同毒草进行斗争的经验的时候,他们常常不善于分辨香花和毒草;甚至还会把伪装了的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当做社会主义的香花来加以欢迎。在我国文化工作的某些部门中,曾经有些同志因为害怕长出毒草,只准许他们所认为是香花的东西生长,其结果,许多对社会主义有益的香花被误认为毒草而受到了压制,相反地,许多有害的毒草反而能以伪装的姿态在暗地滋长起来。这些同志的想法是错误的,幼稚的。其实,潜伏地下的或者以伪装面目出现的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对无产阶级专政说来是更为有害的。让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以本来面目长出地面,并不是坏事,相反地,是很好的事。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锻炼人民群众识别毒草的能力,提高人民群众同毒草作斗争的本领,从而达到放社会主义百花、锄反社会主义毒草的目的。在一九五七年,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同资产阶级右派作斗争,依靠人民群众击退了右派的猖狂进攻。
事实证明,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恰恰是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中的领导地位,丝毫也没有削弱这个领导地位;是提高了人民群众同反动思想作斗争的能力,丝毫也没有削弱这种能力。这是在我国条件下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策。
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开创了一个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局面。对于大跃进的事实,人们是无法否认的。但是,有人说,一九五八年我国的大跃进不是正常的现象,在经济建设中组织群众运动,只会造成生产秩序的混乱,即使一时能够跃进,也必然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现象,因而国民经济的跃进局面不可能持久。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在经济建设中组织群众运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自觉的事业,不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就不可能有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解放了的、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创造力量。在去年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中,几千万人废寝忘餐,不计报酬,表现了热情奔放、干劲冲天、敢于创造新生活的共产主义精神,结果就使我国钢铁工业能够逐步合理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并且加速了钢铁工业发展的速度。目前布满全国的无数中小型水利工程和几十万个中小型企业,也都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发挥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办起来的。由于发动了群众,开展了“比先进、赶先进、学先进”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许多大型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有了迅速的提高,许多基本建设工程,大大地节约了投资,缩短了竣工的时间。事实证明,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到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来,就能够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的局面。
这样的群众运动的出现,绝不是一时的偶然的现象。迅速地改变我国贫穷和落后的面貌,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强烈愿望。他们既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了解放,他们的这种愿望就必然要表现为行动,成为不可抗拒的高屋建瓴之势。在正确的领导下,这种群众运动一定能够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跃进发展的最积极的、经常的因素。我们的群众运动是在党的集中领导下进行的。党的领导是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把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而以政治为灵魂、为统帅。因此,在党的领导下,就能够形成和经常地保持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群众性的运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在建设事业中的积极性,使广大人民群众经常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并且依靠工人、农民和工程技术人员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来不断地增加现代化生产工具和发展现代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只要我们这样做,我国国民经济跃进的局面就能够持久地保持下去。这是毫无疑问的。
群众运动发展起来以后,是会要破坏一些原有的生产秩序的。但是,它所破坏的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旧秩序,而在同时又建立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新秩序。在一九五八年,我们通过群众运动,在企业中调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行了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实行了领导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几方面在党委领导下密切结合的制度,同时有领导地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结果就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凝固的东西。有领导地改变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就是充分发挥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要这样做,就要依靠人民群众,同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的习惯势力作斗争,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只要我们这样做,就能够推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就能够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就能够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的跃进。
列宁说过:“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⑤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大跃进中,我们真正看到在我国出现了这样的群众性运动。非难群众运动的人,他们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指手画脚,向群众泼冷水,散布泄气、埋怨和悲观的情绪。他们对待群众运动,完全不是共产党人所应有的满腔热情的态度,而是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
有人说,采取跃进的速度,会违反客观经济规律,会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但是,我们的事实完全不是像这些人所说的。我们的跃进,恰恰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轨道上出现的新事物。客观经济规律是不能违反,而必须遵从的,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也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跃进发展。我们党的总路线包括一整套“同时并举”的方针,就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后来大家给这套方针一个通俗的名称,叫做“用两条腿走路”。采取这样的方针,就可以在经济建设的跃进中避免各种片面性,例如: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只重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只重视大型企业而忽视中小型企业,只重视中央对工业的统一管理而忽视地方发展工业的积极性,只重视洋法生产而忽视土法生产,等等。这就是说,我们党的总路线正是要求在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时候,把客观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注意各种比例关系,遵从客观经济规律。从去年以来的大跃进中,我国国民经济各部类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总的说来都是协调的,相适应的。虽然出现了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失调现象,但是很快就被我们发现并且克服了。这种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失调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出现了也是容易克服的。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几个“同时并举”的方针,就可以保证不会发生长时期的、全局性的比例失调现象。
当然,我们必须做好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尽可能使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互相协调地向前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又要有高速度,又要有综合平衡。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在高速发展中有较多可能出现某些不平衡现象。但是,我们不应当前怕狼、后怕虎,贪图安宁,用不适当的降低速度的办法来达到平衡。只要我们注意总结经验,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在高速度中求平衡是能够做到,也是应当做到的。
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每年都是一样的。有的年份较高,有的年份较低,这是正常的现象。可以肯定,我们的经济总是逐年增长的,而且我们是能够保持跃进的发展速度的。
非难大跃进和群众运动的人,同时也非难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超过了社会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这种非难,没有任何站得住的事实根据和理由。
认为人民公社的发展没有客观必然性的观点是不对的。他们没有看到,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是中国几亿农民群众为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它是去年大跃进中农业生产大发展、农田水利大发展、农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和农民社会主义觉悟大高涨的产物。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看到,要办水利,办工业,综合发展农业的各种经济,在各种较大规模的生产事业上实行劳动协作,所有这些,都要超出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要求在原来合作社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建立某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组织形式,这就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拥有几千户以至上万户的人力,几万亩以至十几万亩的土地,能够更合理地安排人力和利用自然资源来发展农村经济,并且有利于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农民群众所迫切需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和集体福利事业,在人民公社中也能够大大发展起来。由于举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节省了大量劳动力,特别是使大量妇女劳动力得到了解放。农村人民公社虽然还只成立了一年,但是它在实践中已经充分显示了它的伟大生命力。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合乎中国农民要求迅速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贫穷和落后面貌的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是在中国条件下合乎历史规律的群众运动。这样的运动,不是什么人喊一下就会出现的,也不是什么人反对一下就会垮台的。
有人以为,现在的人民公社还是实行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那就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什么区别,就没有必要组织人民公社。他们看不到,人民公社在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因而二者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其中所说的农,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在组织生产的同时又组织生活,实行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机构和公社的管理机构的合一,这些都是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没有的。尤其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现在虽然还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生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是基本的,公社的所有制是部分的;但是,这部分的公社所有制是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没有的,它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全民所有制成分。由于公社可以逐年从生产队中提取一部分积累用于社办企业,由于社办企业的发展,并且由于国家对公社的援助,公社所有制部分必将逐步扩大,以至转变为公社所有制是基本的,而生产队的所有制只是部分的。目前的公社所有制虽然还是部分的,但正是这部分公社所有制代表着人民公社的伟大希望和伟大前途。只要公社的部分所有制转变为公社的基本所有制,那就为我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人民公社在分配制度方面,现在基本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同时也实行部分带有按需分配的萌芽性质的供给制度,这也是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没有的。许多人民公社采取适当部分的供给制度(一般说来,占社员总收入中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它在目前的主要作用,是保证丧失劳动力的人和儿童的生活。这是在我国农村实行社会保险,帮助多子女家庭以及其他负担较多的家庭的一种很好的办法,是适合于农民群众现在实际生活的需要的。当然,这还不是实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原则。
有人以为,人民公社的性质只能是共产主义的,必须完全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否则,就不能称为人民公社。因此,他们认为,在现在条件下办人民公社只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他们对于人民公社作了完全机械的理解。他们不了解,我国农村现在的人民公社是一种基层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上述的各种特点,因而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容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不同程度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不同水平的生产关系。对我国说来,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既适合于目前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也将适合于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既适合于目前的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将适合于将来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有理由相信,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在我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也将是一种适当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公社制度是一种发展过程。在我国农村中,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能够推动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将反过来促使人民公社制度在内容和形式上得到发展。有了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以后,我们在实际上找到了在我国条件下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至将来在农村中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如果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就能够实现公社的全部理想,这是错误的。如果因为人民公社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就认为人民公社办得太早,最好不办,办了也要让它散掉,更是完全错误的。
非难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非难我们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些非难党的总路线的人,是些什么人呢?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就是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代表。在国内外敌对势力恶毒地攻击我们的时候,他们竟借口我们工作中某些早已被党中央发现并且已经纠正了的缺点,否认我们工作的伟大成绩,把我们的伟大事业说成似乎是黑漆一团。他们企图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阻碍今年的继续跃进,阻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我国目前的主要危险。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克服右倾机会主义,扫除它的影响,是我们党当前的一个主要任务。
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得到的成绩是伟大的。现在,我们正在胜利地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广大人民群众正在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掀起了一个新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大高潮,有力地回答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同时也回答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攻击。
我们的伟大事业正在胜利地前进。我们的党不只是同中国人民共命运、同呼吸,而且我们从来认为,我们的事业是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部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了我们以很大的帮助,全世界劳动人民和各国进步势力也给了我们以很大的同情和支持。我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日益增强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我们的口号是:“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依靠这两个伟大的团结,我们的事业是无往而不胜的。
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证实和新胜利。曾经有过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不适用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只适用于西方,不适用于东方。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后,又有一种说法,好像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东方国家,不适用于西方国家。所有这些说法,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和他们的仆从们的奇谈怪论。事实上,自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以来,不论在经济先进的国家,还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每一次历史事变和每一次革命的经验,恰恰是反复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各国人民群众的斗争和革命,都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但是,不管各国革命有多大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一切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共同的历史轨道,正像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不能离开自己的轨道一样。
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毛泽东同志有一个著名的概括的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一贯努力的就是,使自己能够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得到宽广的传播,并且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取得胜利的结果,无论如何,这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当然,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带有自己国家的特点。但是,某些重要的特点也可能在别的一些国家中重新出现。就这方面来说,中国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国际意义的。
让我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前进!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646页。
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③“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7页。
④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26—27页。
⑤“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8—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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