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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案而起的闻一多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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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60-12-01
第8版()
专栏:

拍案而起的闻一多
吴晗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毛泽东同志指出:闻一多“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99页)
一多和朱自清先生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自清先生小心、拘谨,温文尔雅,从来不会厉色疾言。一多呢,豪放,爽朗,侃侃而谈,大声疾呼,有时候会声泪俱下。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有一次会议中,大概是清华大学考试研究生的会吧,那时候,一阵反苏高潮刚过去,考试委员来了些人,研究生还没来,大家便闲谈起来。其中有一个国民党御用哲学家,清华大学的权要故意问一多:
“有人说,你们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为什么要当尾巴?”
他本来期望一多会因此突袭而张皇失措,谁知一多回答得极干脆:
“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做得对。有头就有尾,当尾巴有什么不好?”
这一来,把这位哲学家的词锋煞回去了,张皇失措的不是一多,而是他自己。
是的,一多的回答代表了当时我们不少人的政治路线:跟着共产党走。
但是,必须说明,在当时,我们这些少数人的政治、理论、思想水平是很低的,一,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也啃过一点书,文字懂了,精神实质并不很懂。二,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坚决抗战,在为人民办事,我们知道,很钦佩,其他的就不甚清楚了。三,恨国民党,恨它祸国殃民,无恶不作。
以此,当时,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凡是共产党作的一定是好事,国民党干的一定是坏事。举例说,就在研究生考试的前些日子,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搞了个大规模的反苏运动,发表了宣言,西南联合大学有一百多个人签了名。有人也来找一多签名,一多打听了一下,住在他家斜对面的一位签了名的教授,也是当时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从此人口中,知道主持签名的是几个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员。一多就来和我商量,我们就认为这一定是坏事,不但不签名,还想了个法子,通过当时被愚弄的签了名的中间分子,发表公开声明,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一多的拍案而起,有两个教员,一个正面教员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反面教员是国民党反动派。就时间说,反面教员在前,正面教员在后。
一多早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以至回国后的一个时期,是国家主义者,他参加了大江社(国社党的前身),反对共产党。1926年,他那年二十八岁,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到1927年4、5月间,国家主义者的据点吴淞政治大学被国民党接收了,一多从此也似乎对现实政治脱离接触,埋头写新诗,转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过象牙塔里诗人、学者的生活,一直到1943年,才拍案而起,成为另外一个闻一多,民主斗士。
现实教育了一多。这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贪污腐化,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军事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全副武装对付共产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节节败退,蹙地千里,还成天在报纸上大嚷其“转进”。对老百姓要粮要丁,竭泽而渔,把壮丁绑走,凌辱虐待,变成病丁、死丁。对公教人员呢?法币天天贬值,物价天天飞涨,教授们有的跑滇缅路做买卖,有的摆地摊卖破烂,除了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
一多从亲身的经历,逐步认识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从崇拜而怀疑,而仇恨、反对。
他有五个孩子,家庭负担很重。但是,他有骨气,从来没有向国民党低过头。没办法过日子,就到中学兼课,一个月多得一担米。后来兼课兼不成了,便学刻图章,石章牙章都刻,靠着这手工行业,勉强养活大大小小一家人。
在这种情况下,一多在讲堂上,在有些集会上,开始公开批评国民党了。
青年人也教育了一多,由于一多不隐讳自己对国民党的看法,青年中的进步分子,包括个别地下党员,逐渐围绕到一多的周围,讨论时事,交换意见,一多的政治倾向日渐明朗、坚定了。
也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一些人秘密组织一个座谈会,成员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一两个是共产党员。座谈的目的是学习党的政策和分析时事,计划斗争。地点有时在一家花园里,有时雇一条船,到滇池漫游。在这些会上,我们初步知道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统一战线政策,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等等道理。以后我们又得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敌后战场》等党的文献和《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如饥似渴地抢着阅读,对政治的认识便日渐提高了。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面教育,和党的正面教育之下,一多便毅然决然参加了人民民主斗争的行列。
1944年5月7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时事晚会,主席说这个会的目的是讨论学术研究。他大声喊:“饭都吃不饱,研究什么?别人不叫我们闹,我们就是要闹,国家到了这步田地,我们不管,还有谁管!”
不只是在学生、群众中,甚至在国民党军阀的时事座谈会上,他也激昂地说:“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
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纪念会上,他承认过去骂鲁迅是错了:“鲁迅对,我们错了。我们要清高,清高弄得国家这步田地,别人说我和政治活动的人来往,是的,我就要和他们来往!”
他不止是来往,而且,勇敢地参加了斗争。
在受了党的教育之后,他对美国式教育也有了新的认识。1946年4月底,他在联大校友会上公开说:
“我们过去受的美国教育实在太坏了,教我们和人民脱离,几乎害了我一辈子。做了教授,做了校长,有了地位,就显得不同,但是这些有什么了不起?别人又以为我在骂人;可是不对的为什么不该骂?”
相反,他认识到:力量来自人民。他对从军回校同学讲话里说:
“不要以为有了知识分子就有力量,真正力量在人民。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没有知识是不行的,但是知识不配合人民的力量,决无用处!我们知识分子常常夸大,以为很了不起,却没想到人民一醒觉,一发动起来,真正的力量就在他们身上。”
在《兽·人·鬼》这篇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短文中,他说:
“反正我们要记得,人兽是不两立的,而我们也深信,最后胜利必属于人!”
对当时他同辈的中年人,他严厉提出批评,在联大八年回忆与感想一文中说:
“这年头愈是年青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
他要昂起头来,过问政治。他在另一个地方说:
“从不问政治到问政治,从无党无派到有党有派,这一转变,从客观环境说,是时代的逼迫。从主观认识说,是思想的觉悟。我们觉悟了我们昨天那种严守中立,不闻不问的那种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昨天如果我们是被人捧为超然的学者专家,超然起来的,那么,我们今天确是觉悟了,知道那种捧是不怀好意的灌米汤,因为只有我们超然,老爷们才更敢放手干他们的卑鄙的吃人勾当。”
从1943年开始,一多参加了昆明每次的民主运动,在每次会上,他都慷慨发言,激励情绪,发扬斗志。他参加了1945年11月25日晚上昆明学生举行的反内战时事晚会,“一二·一”惨案发生,他和学生一起,向反动派进行斗争。
在国民党的反苏运动起来以后,一多被国民党反动派起了一个名字,叫闻一多夫。在昆明市中心近日楼的墙上,贴满了谩骂侮辱的文字。在此前后,多次传说国民党政府要暗杀一多,关心的朋友劝他小心,他只是笑笑。
到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学生离开昆明以后,7月11日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杀了李公朴。朋友们再三劝告一多,已经有绝对可靠消息,国民党反动派要下手了,一多还只是笑笑:“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到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上,一多英勇地面对着在场的特务痛斥:
“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真理是一定胜利的。反动派的末日,就是我们的光明!”
最后,他说:
“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两小时以后,他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倒下去了。
从1943年到1946年,这短短的三年多时间,一多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历史写下光辉的一页,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他是刚强的,正直的,英勇的民主斗士。他继承了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他的这些优良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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