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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豫西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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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61-01-01
第7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挺进豫西
大将 陈赓

1947年4、5月间,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的部队,横扫晋南的敌军,收复和解放了二十五座县城,歼敌两万多人。晋南敌人除了运城、安邑、临汾等几个孤立据点以外,已经全部肃清。6月,党中央叫我到陕北去,部署四纵队下一步的行动。
7月19日,我到了中央的住地——靖边县小河村,晋见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这时,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我军已歼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敌人不但被迫由全面进攻改为在山东、陕北进行重点进攻,并且这种重点进攻也已遭到重大打击;我军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北、晋南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也在迅速前进;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敌军虽仍在数量和装备上优于我军,但士气更加低落,战略性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后方十分空虚。敌人为了挽救其颓势,加紧了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企图把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破坏与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党中央毛主席为了破坏国民党的这个反革命的战略方针,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使敌人转入全面防御,我军转入全面进攻,决定实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我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已经突破黄河天险,正在鲁西南大量地歼灭敌人,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并准备向大别山跃进。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也准备在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率领华东野战军的主力挺进中原。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说明了这些情况和中央的决策,并且改变了要我四纵增加到陕北战场的原议,决定以四纵、九纵、三十八军组成一个兵团,挺进豫西,配合主力作战。
对于挺进豫西的行动,毛主席给了极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指出,刘、邓率领我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一定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去追堵;胡宗南又被牵在陕北,深入绝境。豫西敌军不多,是个空子,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进去以后应当放手发展,东向配合刘邓、陈粟,西向配合陕北,东西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豫陕鄂根据地。主席还向我讲了破釜沉舟的故事,并说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将要渡河的地方,要我们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打出去。最后,主席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现在部队士气很高,在晋南反攻中又搞到了敌人大量的装备,正是兵强马壮,弹药充足,在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一定可以师出报捷。出师以后,部队迅速展开,弹药的运送补给可能有时跟不上;到了新区,伤员的安顿也可能有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主席笑着说:对么!弹药不足,由蒋介石来“补充”你们;伤员安顿,靠群众么!我们从来是这样办的。根据地是创建起来的,不是一切搞好了才去革命么!蒋管区的人民遭受封建势力和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你们去了要好好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人民革命的高潮推动起来,这样就一定能胜利。
以后,在我们进入豫西不久,接到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毛主席在这个指示中,十分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阐明了我军第二年的作战任务和作战方针,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231页)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指针。

争取胜利要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方针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17页)只有使广大指战员都能认清形势,明确方针,才能上下一致,齐心努力,取得胜利。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在出动前进行了整训,深入地传达了毛主席对当时战局的分析、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讨论了打到外线去的胜利条件,并以刘、邓首长亲率我野战军主力已经打出去的英勇无畏的事实教育部队,号召向主力学习,跟着打出去。同时,展开了诉苦教育,激发广大指战员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认清革命战士不仅要保卫解放区,而且要解放全国的阶级弟兄。这样讲明形势、任务和开展诉苦教育相结合的生动的思想工作,使部队迅速地接受了外线作战的方针,决心以破釜沉舟的精神,多打胜仗,搞好群众工作,迅速开创新的根据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部队渡河前,刘、邓首长所率我野战军主力已在鲁西南歼灭了敌人九个半旅,并通过黄泛区,渡过沙河、汝河,直指大别山。西北野战军亦已在沙家店一役歼灭了敌三十六师。这就造成了挺进豫西的有利形势。但是,渡河作战还是有许多困难的。我们渡河的地带是在三门峡左右,河水湍急,渡口很少,又值秋汛,水大浪高。对岸敌人筑有坚固的河防工事,又加强了警戒。他们不仅把渡船集中烧毁,驱使其士兵日夜在河防工事中守备,而且强迫黄河南岸的居民组成河防队、听水队,有的地方甚至把狗都集中起来,随其士兵一齐巡逻,叫做狗兵。但是敌人的这些措施是挡不住决心打到外线去的人民军队的。
渡河是分左、右两个集团进行的。8月22日夜和23日拂晓,右集团在茅津渡以东,左集团在垣曲、济源间,先后发起了渡河作战。左集团的指战员,机智地利用了黑夜和连天大雨,河水猛涨,浪大声喧,对岸看不见、听不清的机会,登舟起渡。在渡船将近对岸的时候,才发起了火炮轰击。这样巧妙地把偷渡和强渡结合起来,登上对岸。右集团在渡船很少的条件下,战士们制造了十几个大油布包,权当渡船,一面射击,一面划进,冲过敌人的火力封锁,把敌人的守军打垮。有些精通水性的民兵,还组织了葫芦队,肩下系着葫芦,浮在水面,手中端着枪向敌人射击,掩护渡船前进。由于动员深入,士气高昂,这次渡河战斗,两个集团都只用了半小时的时间,就突破了黄河天险。
由于渡船少,首先渡过河的部队,几处合计还不到一个团。但他们并不因此稍有停止,而是抓住敌人混乱的时机,勇猛机智地向前发展。攻占敌人河防前沿阵地拴马树,是靠搭人梯上去的。攻占敌人石头山外围工事,是利用刚缴获的敌人服装、番号,化装敌人攻进去的。奔袭新安城的部队到达城边几米的时候敌人才发觉,等敌人打枪报警,我们一个排已经攻上城头。解放渑池是以六个半钟头行军九十里的速度,突然把敌人包围歼灭的。战斗英雄王安国率领一班人,乘敌人混乱之机,冲入了宜阳城。这样,不仅整个兵团迅速地渡过了黄河,并且占领了三门峡和新安、渑池、宜阳等地,先头部队迫近洛阳城郊。
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毛主席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变成了群众的自觉的行动,这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取得了渡河作战的胜利。

当部队突过黄河后,刘、邓首长所率我野战军主力已经跃进到大别山,好像一把利剑,直插蒋贼心脏。蒋介石正忙于招架,我们随后又杀进一刀。他一面被迫从尾追我野战军主力的部队中抽调三师、十五师、二零六师等部西援,和原在洛阳地区的守敌组成第五兵团;一面将分布在陕县以东的新一旅、一三五旅和二零六师一部及由潼关以西赶来增援的部队组成陕东兵团;企图东西夹击我们,堵住这一缺口。
这时,毛主席连续发来几个电报,指示我们要力求运动战,机动迅速,广占敌区,多歼敌人,并具体指出:洛阳地区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主力应向西,乘胡宗南在西面尚未完成部署的机会,抢占陕县、灵宝、阌乡等城,歼灭分散守备之敌,然后以一路出陕东南,一路出伏牛山,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
当时我们的主力在洛阳附近,如果攻洛阳,虽敌人的第三师等部还未赶到,但亦无必克的把握。即使攻克,也不能巩固,反而丧失时机,东西两面的敌人一旦靠拢,我们就难于展开,难于大量歼灭敌人。主力向西,乘虚歼灭陕县以西的敌人,斩断敌人的东西联系,既能有力地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又便于多路地向陕南、豫西挺进,开辟广大的新区,更好地配合挺进中原的主力作战。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认清了这种局势,对于挺进豫西的胜利是有决定意义的。
当时敌人的陕东兵团,除集中了一万多人据守陕县阻我西进外,陕县以西的敌人还在集结部署,这里一个营、那里一个团地摆成一字长蛇阵。9月2日,我们开始行动,首先以一部监视陕县的敌人,主力绕过陕县,直扑灵宝、阌乡。以迅速的行动,这里吃一个营,那里吃一个团,一个旅,把敌人全部消灭了。12日,我军解放灵宝、阌乡、芦氏等城。然后,以一部西叩潼关,另一部回打陕县。这时,陕县之敌已经孤立,我们即以瓮中捉鳖之势,攻克了这个有万余人据守的城市。
在我们西向作战中,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指示要大破陇海路,以便切断敌西北战场和中原战场的联系。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了这个指示,彻底破坏了这一段的铁路。在破坏当时著名险桥第八号桥的时候,谢富治同志还亲到现场督促检查。
我们西向作战的结果,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英明。由于执行了这个指示,我们在半个月中就全歼了敌人的陕东兵团等部三万多人,控制了从新安到潼关的广大地区,切断了敌人的东西联系,直接威胁了西安。蒋介石急忙在20日飞到西安,表面上还吹嘘“三个月内彻底肃清陕北共匪,半个月彻底打通陇海路”,实际上是提心吊胆地部署防御。他慌忙又从进攻大别山的部队中抽出六十五师,空运西安,并从陕北战场调回了一部分部队,在西安潼关间集中了十个半旅的兵力,防我西进。这样就更多地调动了进攻陕北的敌人回头,迫使敌人在陕中布防,有力地配合了西北野战军转入进攻。

敌人在陕中布防后,毛主席指示我们以一部出陕南,开辟陕南根据地,主力转向东进,寻歼敌第五兵团,攻占郑州洛阳以南、平汉路以西各县,开辟豫西根据地。我们执行这个指示,又出敌人的意料之外。当我们的主力隐蔽东移到渑池以东时,敌人第五兵团还茫无所知,还以十五师向新安、铁门,第三师向宜阳前进。10月2日,我们就势在铁门歼灭了敌十五师的六十四旅。随后,又在韩城镇一带给了回窜洛阳的第三师以重大杀伤。
此后,敌在洛阳集中了三师、二十师等十个旅,在潼关集中了一师、三十八师等八个旅,妄图再度从东西两面夹击我军,恢复陇海路的交通。这时,毛主席指示我们除留一部在陇海路牵制敌人外,主力应从陇海路南下,歼灭豫西各县的反动武装,开辟根据地;如敌人跟踪南下,则寻机分别歼灭之,但要打有把握之仗;并指出不要怕敌人占领陇海路,只要在东面南面打开局面,大量歼灭敌人,胡宗南虽占陇海路,但兵力分散,我即能再歼敌军,重占陇海路。
主席的这个指示又是十分英明的。如果我们当时就和敌人争夺这一段陇海路,会陷于被动,难于发展。转师向南,乘虚歼灭豫西各县分散守备之敌,开辟广大地区,既能创立广大的根据地,使作战有所依托,又能东向平汉路,直接配合挺进中原的主力作战,这是从中原大局着眼的极为有力的一种安排,并且敌人占领陇海路后兵力分散,又便于我回师歼灭。
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10月底开始南下,11月1日至5日连克宝丰、鲁山、南召、方城、叶县、临汝、郏县、登封诸城。解放临汝、郏县的战斗,歼灭了敌十五师残部,活捉了十五师师长武延麟。武延麟在国民党军队中是善于防守的,但在我军面前却变成了逃跑将军,我军在铁门歼敌六十四旅时,他南逃临汝。当我军11月1日急袭临汝的时候,他又丢掉他的部下逃到郏县。但他刚到郏县,我军即已兵临城下,把郏县包围起来。这次,他再也跑不掉了,乖乖地作了我军的俘虏。
敌人为了破坏我在豫西的展开,以三师、二十师等五个旅的兵力尾我南下。当我军快要解决郏县战斗的时候,这五个旅的先头部队离城只有三里地,但是指挥员沉着稳定,指挥部队全歼了敌人才撤出城外。11月8日我们为了研究如何对付尾追的敌人,在南召附近召开了前委会议。会议上,个别同志主张立即歼灭这个敌人,或者把部队拉向西面,到伏牛山的牛背上去建立根据地。这个主张,既违背了毛主席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指示,又过分的估计了困难,实际上是右倾思想的反映。因为这时我们能够集中作战的兵力也不过五个旅,又在新区,并无立即歼灭这股敌人的把握。但是,我们却能扯散它,消耗它,而当它被扯散、消耗了以后,就能集中优势兵力乘机各个歼灭。同时,从中原的全局着眼,我们的主力绝不能向西钻到大山里去,而要在平汉路以西的广大地区展开,以便于更有力地配合挺进中原的主力作战。基于这种认识,绝大部分的同志都坚决地批判了错误的主张,决定以十三旅等部伪装主力,西向镇平、内乡、西峡口,斩断敌人的西荆公路,与南下开辟陕南的部队呼应,引诱敌第三师等部西援,而主力则在伏牛山东麓广大地区展开。
这次会议坚持了毛主席的指示,反对了错误的主张,对于开辟豫西是有重要作用的。会后各部队立即行动,而敌人也就果然为我扯散。其二十师进驻南阳,三师则尾我十三旅等部西进。这样,我们的主力就胜利地在伏牛山东麓展开,歼灭敌人的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到11月底止,先后建立了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和七个专区、三十一个县的人民政权,七个军分区的地方武装。豫陕鄂根据地初步形成。
这一段作战,根据主席的指示,把进占陇海路的敌人抛在后边,把尾追的敌人扯散,开辟了广大的地区,歼灭了大量的地方反动武装。进占陇海路的敌人,由于我们留下的牵制部队的活动和铁路的彻底破坏,并未能达到恢复交通的目的,并且正如主席所预料,当我们在东面南面打开局面,大量歼敌以后,1948年3月我们回师陇海路,就配合了华东野战军一部,歼灭了洛阳的敌人,重占了陇海路。主席“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247页)等作战原则,一次又一次地使我们得到胜利。

刘、邓首长所率我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始终吸引了敌人三四十个旅的兵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起了巨大的战略作用。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皖苏,吸引和歼灭了大量的敌人。这都便利了我们在豫西展开。我们在豫西展开后,毛主席指示我们配合华东野战军破击平汉路,斩断敌人在中原的南北动脉,吸引大别山的敌人回援,配合我刘邓野战军主力粉碎敌人的围攻。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主力东向平汉路,并以十一旅南向桐柏,接应我十纵由大别山向桐柏展开。
12月13日,我们配合陈粟大军开始了平汉路的大破击。我们首先破击了郾城到许昌段的铁路,解放了临?县城。接着又转向郾城以南,连克漯河、西平、遂平等城。
当我军破击平汉路以前,敌人的第三师还被我十三旅等部牵着向豫陕交界地区的大山中前进,敌人的中央社还说:“已把陈赓主力追入伏牛山地区,共匪士气低落,逃亡严重,粮食困难。”我十一旅进入桐柏地区后,这个敌人又认为我主力在桐柏,赶忙由宛西跑到桐柏。我们配合陈粟大军破击平汉路开始以后,敌人才发觉我主力在东。故第三师急忙又由桐柏折回平汉路。20日,第三师到达驻马店。这时,我们已经控制了遂平、漯河间的广大地区,决定协同陈粟大军的一部诱敌北进。24日,敌人进至西平、遂平间的祝王砦、金刚寺地区,被我们和华东野战军的一部歼灭了。敌第五兵团参谋长李英才被俘后说:“贵军用兵真是神出鬼没。我们以为你们主力向西,结果是主力在东。我们被你们拉着走了一个大圈子,肥牛拖成瘦牛,最后被杀掉了。”
平汉战役,陈粟大军和刘邓大军胜利会师,我们也归还主力建制。这次战役,斩断了平汉路,使平汉路东西两侧的解放区连成一片,并调动了敌十一师等部从大别山回援平汉路,有力地配合了大别山的战斗。从此,中原的战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挺进豫西,是毛主席在挺进中原中所安排的右后一路。在我们杀进豫西以后,毛主席指示我们首先西向作战,既造成继续展开的有利形势,又配合西北野战军转入进攻;然后转师向东向南,开辟广大的地区,直接配合挺进中原的主力作战。实践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种战略安排和指挥的英明。在我们作战中,主席又指示我们灵活机动地调动敌人,歼灭敌人。当有分散之敌易于歼灭的时候就首先歼灭这些分散之敌;当敌人集中兵力的时候就设法分散敌人、消耗疲惫敌人;当敌人被分散、被消耗疲惫了以后,就以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我们忽东忽西,忽散忽聚,完全主动,敌则疲于奔命,遭受歼灭。敌人陕东兵团的被歼,十五师的被歼,第三师的被歼,和以后洛阳守敌的被歼,都是在主席的指示下,执行了主席的军事思想的结果。

挺进豫西的胜利,还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
太岳区、太行区的人民,在我们出动前,多方面鼓舞部队的士气,帮助进行各项准备。太行区人民送给九纵队的锦旗上写着:“太行子弟结长缨,渡河南征缚苍龙”的豪迈词句。两区的人民还组织了三万多民兵、民工随军作战,并在渡河以后仍继续以大量物资支援部队。挺进豫西是在老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实现的。
敌人在豫西的统治很强,除了大量的保安团和乡保武装以外,还有被地主恶霸控制的大量土匪。抗战时期,国民党十多万军队溃散于此,更增加了匪患。总计散在豫西的枪支不下十数万条。蒋介石对于这些土匪,一贯采取“招安加封”的办法,作为其统治的基础。王凌云、刘茂恩、武延麟等都是由匪首而变为蒋介石的高级将领的。因此,在豫西就形成了官匪一体的反动整体,残酷地迫害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后,蒋匪更在这里大量地搜刮人力、物力,支持其反革命战争。人民的生活极为痛苦。在洛阳一带有这样的歌谣:“麦未熟,就要光,没有粮食火柱烫。辛苦血汗一年整,打下粮食吃不上。抓壮丁,如虎狼,办公处就是阎罗殿,蒋家官就是活阎王。”
我们挺进豫西后,在连续作战的同时,积极地进行了发动群众的工作。部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
毛主席“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思想,指导我们把作战和发动群众统一起来。我们根据主席的这个思想,在保持主力的条件下,先后抽出了十二个团作为地方武装的基干,又抽调了两千多干部作地方工作,并且发动整个部队作群众工作。当时团以上都成立了工作队,各连都组织了民运小组,有的连队每个班还有民运战士。这样,就不仅迅速地铺开了摊子,并且立即展开了极广泛的群众工作。
面对着豫西官匪不分的反动统治,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必须大力地剿灭敌人的地方团队和土匪。毛主席曾指出消灭地方的反动武装,和消灭敌人正规军同样重要。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执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在四个多月中,结合政治攻势,大力地进行了剿灭敌人地方武装和土匪的战斗。豫西的许多地区都是经过多次剿灭地方反动武装的战斗以后,才巩固起来的。
党的政策是争取群众发动群众的武器。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不仅靠作战,而且靠政策。我们经常地用这种思想教育部队,使部队自觉地执行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广泛传播《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广大的农村中,党的土地改革等政策得到了农民极大的拥护。有些地方的群众,在我军初到时,大部分藏了起来,但不久就回来了,而当我军离开的时候就恋恋不舍了。更有许多地方的群众,一见我军就悲痛地控诉蒋匪帮的罪恶,积极分子更要求立即实行土地改革,或参加我军和敌人战斗。在城市中,党的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等政策,也得到了广泛的拥护。漯河解放不久,我去看了一下。许多商店已经开门营业,已经有许多青年学生和贫民要求参军。在这个城市工作的同志告诉我,在中山路上,当战士给几个贫苦的女人和小孩找来棉衣和粮食的时候,旁边的一位老先生感动得流下泪来。他向我们的战士说:“老百姓从今天起要过新日月了,这都是你们,都是这位先生给我们的呀!”他说到这位先生时,用手向墙上指着,那是我们宣传队写下的十二个大字:“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部队在发动群众工作上也有过偏差,这就是有一个时期普遍实行分地主浮财的办法。这种办法虽一时鼓舞了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但“只是少数勇敢分子欢迎,基本群众并未分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27页),且使社会财富过早分散,使军队粮食供应发生困难。毛主席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指示中,就针对着这种急性病指出,“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速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281页)
毛主席关于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是争取胜利的关键之一的指示,使我们充分地认识了执行政策、发动群众的重要。以后,毛主席提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就更使我们增加了对党的政策的理解,能够纠正偏差。我们的胜利是毛主席的政策的胜利。

1947年12月,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243、1244页)
我们参加了这个伟大的转变,从自己的实践中,从挺进豫西的这个小的局部中,深刻地感到这个伟大的转变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胜利。战争的第一年,我军大量地歼灭了敌人,造成了有利的战争形势,但敌人仍在进行重点进攻,敌军在数量和装备上仍优于我军。这时,毛主席不是等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以后,等我军装备和数量超过敌人以后,再进行战略进攻。而是抓紧了有利的形势,果敢地实行中央突破,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在内线、外线的密切配合下,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推动历史车轮前进。这是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充分发挥革命军队的威力,以有力的进攻来根本改变战争局势的极为英明和果敢的决策。战争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个决策的正确、伟大。如果当时我们继续在内线作战,虽仍能大量歼灭敌人,但战争继续在解放区进行,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会继续受到耗损,而蒋介石则可在其统治区继续搜刮人力物力,支持其反革命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就会推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毛主席又充分地估计到了当时敌军在数量和装备上仍优于我军的情况,因此又决定突入中原不是立即攻占敌人有坚固设防的较大城市,而是首先占领敌人守备薄弱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多打胜仗,发动群众,开辟新的根据地,以便继续大量歼灭敌人,进一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这就在战略进攻中继续运用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先在农村和中小城市聚集力量,削弱敌人,改变敌我态势,以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思想。我们深深体会到毛主席所制定的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和策划,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的创作,是古今战争史上的空前创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又一个光辉的发展。
历史的经验无数次地证明了,必须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深入地钻研毛主席的指示,并根据主席的指示教育群众。挺进豫西以前,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打到外线去,就是要我们很好地进行动员工作。打到外线去以后,毛主席对部队的思想情况更加重视,要求我们把部队的思想情况列为向上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当时部队的士气是高涨的,但在新区作战,困难增加,也有少数人员畏惧困难,斗志减弱。当主席知道这种情况后,又指示我们深入部队,召开干部会议、军人大会,讲明形势,鼓舞斗志。主席对部队思想情况的关切和指示,更使我们认识了思想工作的重要。在连续紧张的战斗中,我们抓紧了活生生的现实教育,广泛展开立功运动,发扬指战员的积极性;对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在一冒头的时候就批判纠正,就是所谓“枪打出头鸟”;并继续以主力部队在大别山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教育部队。党中央在1947年10月10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等文件是有巨大意义的。我们接到文件以后,即签署命令,要求指战员认真学习,广泛宣传,严格执行。“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成了部队统一意志争取胜利的伟大号召,八项基本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了部队争取群众、争取胜利的行动准则。因此,部队虽连续转战四个多月,很少休息;粮食供应和伤员安顿都很困难;多次战斗以后,伤员要自己抬着走;但是,始终英勇顽强,士气高涨,取得了胜利。实践又一次证明:当做好了思想工作,使毛主席的方针为群众所接受,发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时候,我们就无往不胜。(附图片)
豫西作战经过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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