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儿子的牺牲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回忆儿子的牺牲
陶承
一九二六年正当大革命高潮的时候，长沙成千成万的农醚工人起来了。工人肩负着扁担，农民拿着锄头，学生们组织纠察队，手持木棍，在街上游行，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的大儿子，欧阳立安，十四岁，在长沙修业学校读书，他是纠察队第一队队长。他有红胖的脸，晶亮的眼睛，刚毅的性格，从他参加运动起，学校里的儿童就围绕在他的身边。他带着纠察队街上巡逻，禁止拦路赌博，并募捐救济灾民。长沙教育会召开民众大会，立安代表学生上台讲演，站在台上，台底下的人虽只能看到他半个身子，但他声音响亮，每句话都能激起群众热情的吼声、掌声。会毕，他高兴的回家，对我说：“妈妈，我的嗓子哑了”。
革命形势急激地向前发展，反动派就更加反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五二一”湖南事变（即“马日事变”），蒋党许克祥围攻全省总工会，我的丈夫，欧阳梅生同志是共产党员，被反动派通缉，湖南不能住，到武汉任省委秘书。我在长沙带着五个儿女，不能生活，也到了武汉丈夫处。这时候，我的大儿立安，担任交通。他知道我党几个秘密机关的地址，他很机警灵敏，一次他的父亲在一个屋子开会，被敌人发觉了，派警察来逮捕，开会人还没有到齐，立安即带着他父亲出后门躲到隔壁庙里，平安的脱了险。这时白色恐怖笼罩了武汉，每天杀人，杀得越利害，共产党人也越坚决。那时，我每天折八份“大江报”（是党报，谢觉哉同志负责编辑），扎在立安的腰上，用黑布棉衣盖得好好的。这个英勇的小交通员，冒着十二月的寒风，踏着潮湿滑人的雪路，送到五里路外汉阳鹦鹉洲的我党机关，工人住着的茅屋里。当从立安身上取下报纸时，他们的眼光都望着英勇的孩子出神。
有一回立安送报到十七号房子，屋内已有敌人的警察及带凸帽子的特务，立安正向屋子走去，就有人问他：干什么的？他态度极平静地反问：“借问先生，十八号是这里么？”那人说：隔壁是十八号。立安便退了出来。为着使自己人不再去遇险，他就在灶头上拿了一块黑炭，走到河堤背静处用洋火烧了身上的报纸，又回到十七号的门外，用黑炭在墙壁上画了个警号。儿子的这些事迹，永远记在我的心中。
一九二八年。我丈夫为革命奔劳成疾，病死后，我不久到了上海，由于生活的逼迫，我和立安及第二个儿子进纱厂做工。我会着省委何梦雄同志，他介绍立安入青年团。从这时候起，立安又活跃于沪东、沪西、闸北、南市的工厂里。为了革命工作，经常晚上混在纱间，同工人一起生活、谈话、编歌曲。“工人提苦情，说话仔细听，早上五点就起身，一个大饼当点心。”这歌声在工房里到处唱着。他生病都不回家，晚上在机器旁边睡觉，工人喜欢他，接近他。党的传单小册子由他飞到纱间里，飞到群众手里。工人反对压迫、要求提高工资的运动不断起来，并且常常得到胜利。有一次立安发动三百多童工，到沪东华德路跑狗场检阅，他手拿了一束红线旗帜，正要出场，巡捕房开来一辆卡车，捉去十多个人，立安却机警地跑掉了。一九三○年一月，我党召开全国青工代表大会，立安被选为青工代表，并被派去苏联。年底回国，我看到他已长大了，胖胖的脸，穿着蓝线布棉袍子，亲爱的叫着妈妈。
立安回国不到一月，当在上海三马路东方旅馆去开会时被捕了，当他被押到法庭审判的时候，没有说出任何口供。有个叛徒对证说他一家是共产党，当他明白自己不能有救的时候，就坚毅的说：“要杀就杀，全世界都有我们的人。”临刑时，他高呼“共产党万岁！”我的儿子——立安就这样光荣地就义了。这一回，国民党刽子手杀了我们三十多个同志，都是党的基本干部，他们为人民事业而牺牲了。这是我党的光荣，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我儿子死去，到现在已十九年了，他那红胖的脸和穿着蓝棉袍子的影子，犹似在我的面前。亲爱的妈妈的呼声，依然留在我耳畔。他只有十八岁，就为祖国尽了最后一滴血。在全国革命胜利的今天，在人民解放军胜利的进军声中，不管魔王蒋介石逃到天涯海角，人民一定要将他缉拿归案公审，给为党光荣殉国先烈报仇，为全国人民报仇！
十月廿二日写于北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