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衣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血衣
〔蒙古族〕敖德斯尔
多年来，我调动了数次工作。为了轻便起见，每次调动都要扔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但是有一套印着血迹、带着弹孔的旧棉衣，我总是依恋不舍地从这里带到那里，又从那里带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今天，我还是把它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我的枕边，因为它蕴藏着我思想感情的一段最重要的经历，它使我常常想到怎样做人。
那是1946年初冬，在解放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犬牙交错的战线和敌强我弱的形势，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重重困难。
当时，我们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支队，还是带着民族武装性质的部队。战士们骑的是自己的马，穿的是自己的衣服，还有不少人背的是自己的枪。
一场大雪之后，严寒降临在草原上了。老天犹如赔了本钱的老板的脸，阴沉而又灰暗。八路军答应给我们的棉衣一直没来到，每当我见了那些冻得脸都发紫的哨兵时，真是从心眼里着急。
“上级到底发不发棉衣？要是不发，干脆给我们一个月的假，好回家取衣服。”战士们不时地跑来跟我们说。
我对战士们说：“你们到这儿嘀咕，我上哪儿嘀咕去？好了，把我这套衣服扒下来吧！”
这时，李政委出来向大家解释：“八路军也有困难，自己还没有大工厂，要解决这么多人的冬装，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再说，现在的交通也都被堵塞了，他们也许比我们还着急呢！”
我当时对共产党、八路军虽说还不大熟悉，可是对李政委还是很信任的。他真是一个好人啊！两个月以前，他带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介绍信，来到了我们的支队。那时，谁知道政治委员是干什么的，我就请他帮助军需参谋统计武器弹药，有时部队在汉人居住区驻防，就叫他打前站，号房子、弄草料。这些工作他做得都很好，还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就跟队里的参谋、干事们闹得烂熟，就连全支队排以上干部的名字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老实说，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好的汉人呢。
有一天，我的一个同乡，名叫苏格尔的老战士，出门回来后就对我说：“你还是叫弟兄们回去取衣裳吧，别指望八路军的棉衣了，谁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到？比方说，就是咱们的娘吧，亲娘和后娘还不一样呢，不用说他们还是汉人呢。”
我说：“大叔，你别光看外表，汉人和汉人还不一样呢，共产党和国民党里多数都是汉人，为啥还干仗呢？八路军是我们蒙古民族的好朋友。”
老头片刻没话，只是低头沉思。
“怎么，你不信吗？”我问他。
“咋不信呢！”老苏格尔说完，沉默了半天又说：“可是人家八路军早就穿上这么厚的棉袄啦，我亲眼看见的，敌人怎么就专拦住给我们送棉衣的道呢？”
我没回答，打量着他，他的眼睛陷得更深了。那件像涂了一层油漆似的夹袄上又增添了两块补钉。他是个很诚实的牧民，为了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保卫家乡，扔下老伴和一窝光腚孩子，骑着自己的独眼骡马参加了支队。
老苏格尔走后，李政委缩着脖子走进来。看他那样子，也是冻得够呛。我这个人从来就想啥说啥，张口就说：“我说老李，听说昨天上来的步兵都穿上棉袄了，就是咱这些后娘的孩子穿不上。我想，你用我的名义向司令部写封信请示一下，我想轮流放假，好让战士们回家取衣裳，反正我们拿蒙古包上的毡子裹身子也得打国民党。”
政委还是那样平静，不慌不忙地掏出大烟斗点了一袋烟，笑呵呵地说：“你别着急嘛，八路军能穿上棉袄，自卫军也一定能穿上。我估计，就在这两天内会送来的。”隔了一会儿，他忽然从图囊里掏出信纸，说：“这样吧，我们先从步兵团那里借百八十套棉衣，先发给衣服薄的战士们，你看怎样？”
我坚决地摇着头说：“我长这么大，还没在人家勺下伸过碗。再说，棉衣是按着各单位实有人数发下来的，你能说得出‘你们冻上几天，先让我们暖和暖和’吗？”
“各部队正在扩军，也许多发几十套的，我试试看。”说着他唰唰地写起信来。
我知道他看到战士们挨冻，病号一天比一天多，心里比我还难受，不然怎么会连他那件破背心和雨衣都脱给病号了呢？
第二天下午，我从离我们驻地较远的一个连队回来时，村子里停着几辆大车，套车的牲口全像刚从污水里钻出来似的，满身是汗。司务长和管理员们正在那里分棉衣。我走进屋一看，在政委和我的行李上各放着一套灰色棉衣。虽是粗布，倒是又厚又结实，我高兴极了。咦！肩和前襟上穿了好几个枪眼，还沾着一片血迹。我很惊奇，当下就向管理员询问根由。管理员见了那一片血，“啊呀”了一声，尴尬［gān-gà］地说：“刚才我……我没注意。支队长，我马上给你换一套。”
“不！”我从他手里把棉衣夺过来，说：“送衣服的人在哪儿？……”
“啊呀，你还不知道哪？政委早就派人找你去了。”管理员像轻机枪发射似的嘟嘟起来：“这是八路军步兵团的军衣呀，往这送的途中，碰上土匪打响了，护送军装的一排人还没回来，李政委听了后，领着两个连走了。”
我想找车夫问问情况，据说车夫们都跟政委去了。只有几名伤号刚被抬到卫生所去。我立刻率领警卫连出发了。
当我们快走近发生激战的地点时，战斗早已结束了。山间宁静得出奇，只见战火烧过的山野一片漆黑，没烧尽的草木和牛粪，还在冒着青烟。我急得全身发抖，一直跑上了梁顶。战士们都牵着马，低头站在山坡上，有的在抽着肩，有的在擦眼泪，就连战马也安静地站着。整个山岭被可怕的沉寂笼罩着，山谷里还弥漫着硝烟浓雾。
十几名八路军勇士，在这山岗上光荣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堆满山坡的敌人死尸和烈士们牺牲时候的各种各样的姿态来看，他们曾进行过一场最激烈的搏斗。在勇士们占领的阵地上，到处是摔碎了的枪支和机枪零件。有一个烈士，是在战斗中拉开了手榴弹与围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的；另一个烈士的手里紧握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死在他周围的五六个蒋匪军中，有的胸口穿眼，有的腹部裂口……。还有个烈士，手里握着一块带棱角的石头，他那血迹斑斑的指甲，利刃般的像要刻入石中。他们就这样用生命给我们送来了棉衣。
一会儿，步兵团的领导同志和烈士们的好多战友也都赶来了。准备掩埋烈士的时候，自卫军战士们三五成群地抬起了烈士们的遗体，坚持要把他们抬到我们的驻营地，按着蒙古民族的礼节安葬。八路军同志同意了这个要求。这时候老苏格尔走到我跟前，指着烈士们的遗体哭着说：“那楚克，你……你你看见他们穿……穿的衣裳了吗？比我穿的还薄呢，……可是，为了我们……。”他悲伤得再也说不出来了。
另一个战士含着满眶的热泪说：“人家听到我们还没穿上棉衣，就把自己刚发下的衣服脱下送来了。”
“要是……不送棉衣……哪……哪能出这个事。”老苏格尔擦着眼泪说。
听了这话，我更忍不住了，悔恨自己思想不开展，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李政委才写了那封信。我一激动，又埋怨起李政委：“老李，我的思想不对头，你尽管直接了当地批评，可真不该写那封信啊！”
李政委从兜里掏出一封信来，递给我说：“你看，我还没来得及寄出去，他们就把棉衣送来了。”
这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觉得那些躺在地上的和站在他们周围的人们，如像巍峨峻秀的山峰般雄伟，而我自己，像高山下的一颗小草那样渺小。
当我们离开山头的时候，自卫军的战士们把烈士们摔碎的枪支零件、弹壳等遗物，悄悄地拣起来，包在手巾里，小心地放进衣袋，作为对亲密战友终生不忘的纪念。
葬仪是在我们全支队指战员的泪雨中举行的。起初，战士们在无声地流泪，接着就是一片低低的啜泣声；不！这不是我们几百人在哭，而是灾难深重的蒙古民族捧着赤心在他们亲人面前宣誓。
当我失去母亲的时候，我没有哭过；受伤痛苦的时候，我没掉过眼泪。可是今天，我的眼睛模糊了，热泪顺着脸滚了下来，滴在这千行泪雨里了。
在那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冲天的野火燃烧着，火舌像巨大的红旗，在雪花纷飞的夜空中回旋，好像向整个草原号召着斗争。在我们的头顶和肩膀上撒满了鹅绒般的雪花，像是老天也给人们披上了孝衣。狂风越来越猛，但是大家都在凝望着火光一动不动地站着，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烈士们那北斗星一样的永远闪光的名字，却一字一字地刻在我心上。
夜深了，狂风还在呼啸。我向村里走着，一面走一面想，似乎从沉睡中苏醒。当我走进屋时，管理员已经给我换来了另一套棉衣。我把他叫来命令道：“把我那一套给我拿回来！”
“哪一套？”
“就是那一套，带血的！”
从那天起，我穿着那套带着敌人的弹孔，印着同志血迹的军装，穿过浓烟烈火，迎着早霞红旗，沿着烈士们没走完的道路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