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二续）
红旗杂志编辑部
五、国家与革命
陶里亚蒂同志所谓“结构改革论”的“积极贡献”是什么？
陶里亚蒂等同志，把他们的“结构改革”的“基本路线”，说成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①；把他们的“结构改革”的论点，“作为目前形势下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②。
看来，陶里亚蒂等同志不仅要把“意大利道路”，加在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身上，而且还要强加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身上。因为他们把自己提出的所谓“意大利道路”当成目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似乎是唯一的道路，而不能有旁的道路。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是很自负不凡的。
为着把问题弄清楚，我们不妨把他们提出的“意大利道路”、“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首先介绍如下：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打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个最根本的观点，在今天是不是仍然完全有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③。他们说，“我们考虑到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而显然对这个观点作了一些修改。”③
二、“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干俄国干过的事情。”④这是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四四年四月间说的，在意共十大的报告中，他又重申这是“具有纲领性”的意见。
三、意大利工人阶级能够“在宪法制度范围内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⑤。
四、意大利宪法，“给予劳动力量以新的首要的地位”，“准许和规定了若干结构改革”⑥。“争取赋予意大利民主以新的社会主义的内容的斗争在宪法中有了广阔的发展场所。”⑥
五、“我们可以谈论充分利用合法途径、甚至利用议会以实现深刻的社会改造的可能性。”⑦“必须赋予议会以充分的权力，使它不仅具有立法任务，而且具有它所应有的领导和监督政府活动的职权”⑥，“要把议会权力确实地扩大到经济方面”⑧。
六、“建立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新民主制度是同形成新的历史集团紧密地联系着，这个新的历史集团，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为改变社会结构而斗争，而且是政治、思想和道德革命的承担者。”⑥
七、“摧毁这个最落后和最累赘的意大利社会结构，走上民主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不能够也不应该推迟到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夺得政权以后”⑤。
八、意大利的国有化经济，即国家垄断资本，可以“同垄断组织相对立”⑨，可以“代表人民群众”⑨，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⑩。通过国有化，就能够“粉碎和废除巨大的生产力量的垄断所有制，并且把垄断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⑤。
九、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能够“保证经济的民主发展”②，能够成为“反对大资本权力以打击、限制和粉碎大垄断集团统治的斗争工具”④。
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能够接受“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④。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团结力量，充分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自主来参加计划政策方针的制定和计划政策的实施”⑥，能够使计划政策“成为满足人们和全国集体的需要的工具”⑥。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意大利道路”，所谓“结构改革”，就是：政治方面，在保存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宪法、议会的“合法途径”，“逐步改变国家内部均势和结构”，“使新的阶级强行进入国家的领导”⑥。至于什么是“新的阶级”，他们的说法总是含糊不清的。经济方面，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国有化”、“规划化”、“国家干预”，逐步达到“限制”、“粉碎”垄断资本。换句话说，就是在意大利实现社会主义，可以经过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必经过无产阶级专政。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他们的这类思想，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可惜，这类思想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很古老很陈旧的东西，是马克思、恩格斯老早就无情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如果说陶里亚蒂等同志有什么“积极贡献”的话，决不是什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发展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们把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发展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发展”，实际上也是铁托集团老早提出的，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对铁托集团的“经验”作了“研究和深入了解”之后接受过来的。
同列宁主义作一个比较
在资产阶级专政没有被推翻以前，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建立的时候，能不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能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这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争论的最根本问题。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熟知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两部伟大著作中，列宁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保卫了和发展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彻底揭露了和批判了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实际上，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所谓“改变国家内部均势”等等，都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批判过的考茨基的观点。陶里亚蒂同志说：
“中国同志要吓唬我们，他们向我们提到考茨基，我们的政策同他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是不是我们在吓唬陶里亚蒂等同志呢？是不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政策同考茨基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呢？我们也“请他们允许我们提醒”：好好地再读一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吧。
陶里亚蒂等同志不愿意理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究竟有什么基本的区别。
列宁说：
“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为着保护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正如列宁所说，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必须有与它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为它服务，为它扫除发展的障碍。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或者是资产阶级，为了使它们的生产关系成为统治的生产关系，为了巩固和发展它们的生产关系，都必须使它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阶级，都必须掌握国家政权。
剥削阶级进行革命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不同的根本点，在于三大剥削阶级，即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它们还没有取得政权以前，社会上已经存在着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的甚至已经是相当成熟了。而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前，社会上却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道理是很明白的：新的私有制能够在旧的私有制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出来，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却永远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出来。
可以把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思想和纲领同列宁主义作一个比较。
同列宁主义相反，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能够逐步出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认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可以不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意大利道路”，所谓“结构改革论”，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究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呢，还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对呢？究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缺乏实际感”呢，还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思想和纲领“缺乏实际感”呢？
让我们来了解了解意大利的实际吧。
意大利是一个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据统计，在和平时期，这个国家里，有官吏几十万人，常备军队四十多万人，宪兵近八万人，警察约十万人，有各级法庭一千二百多个，监狱近一千所。秘密的镇压机器和武装人员都没有包括在内。此外，在意大利还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驻军。
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中津津乐道意大利的什么民主、宪法、议会等等，却对意大利现有的军队、宪兵、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不做阶级分析。这些暴力工具究竟保护谁、镇压谁？是保护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镇压垄断资产阶级呢？还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呢？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谈论国家制度的时候，都不应当回避这个问题，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再看看意大利的这些暴力工具究竟是在干什么的？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来说：
在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年的三年中，意大利政府在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中，就打死、打伤三千多人，逮捕九万多人。
一九六○年七月，塔姆布罗尼政府在镇压意大利劳动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中，打死十一人，打伤和逮捕各一千多人。
在一九六二年范范尼的所谓“中左”政府成立以后，五月在切加诺，七月在都灵，八月在巴里，十月在米兰，十一月在罗马，连续发生政府镇压群众罢工和示威的事件，仅在罗马事件中，就打伤数十人，逮捕约六百人。
尽管这里举的是一些例子，但是，所谓“意大利民主”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不是充分暴露出来了吗？难道在一个具有为镇压人民而建立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强大国家机器的意大利，在那里，所谓“意大利民主”，能够说不是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即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政吗？
在陶里亚蒂等同志所吹嘘的“意大利民主”制度下，难道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能够参加制定意大利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吗？如果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是能够参加的，那末，你们能不能对现在意大利政府镇压人民的种种罪行负责呢？能不能对意大利政府让美国在意大利建立军事基地、对意大利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行为负责呢？当然，你们会说，你们不能对意大利政府的这些对内对外反动政策负责。可是，你们既然自称能够参加政策的制定，为什么又不能丝毫改变现在意大利政府这些最根本的政策呢？
对于民主的阶级性质不加任何区别，而笼统地吹嘘“民主”，这是第二国际英雄们和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唱烂了的调子。而现在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却把这些烂调子当作自己的“新创作”，这岂不是一件怪事吗？
陶里亚蒂同志或许想把自己同社会民主党人划一条小小的界线。他认为，就“抽象的道理”来说，可以承认国家的阶级性质，也可以承认意大利现在的国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要“把道理说得具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认为，就“具体的道理”来说，
“从现行国家结构出发”，“实现宪法规定的深刻改革”，就能够“改变当前权力集团并且为形成另一个有劳动阶级参加和获得他们应有的职能的集团创造条件”，使意大利“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把陶里亚蒂同志这些暧昧的话翻译成人们能够看懂的话，就是：用不着意大利的人民革命，就可以使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逐步发生“质的改变”。
陶里亚蒂同志的“具体道理”反对他的“抽象道理”。他在说“抽象道理”的时候，接近了一点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当他说到“具体道理”的时候，就又远远地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概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不算是“教条主义”吧！
按照陶里亚蒂等同志的“具体道理”来估量一番，那末，他们同社会民主党的小小界线就看不见了。
当现在有些人竭力糟蹋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的时候，当现代修正主义者假借列宁的名义猖狂地进攻列宁主义的时候，我们想提醒人们读一读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下面两段话：
“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基础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外，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这是小资产者的反动的悲叹。一切先进国家百多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经验更证明了这一点。全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在商品经济的统治下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必然性，能够代替资产阶级的，没有别的阶级，只有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所发展、扩大、团结、巩固起来的阶级，即无产阶级。”
“社会党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不懂得从古代的民主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民主的形式必然随着统治阶级的更换而更换。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政权第一次由少数剥削者手里转到多数被剥削者手里的现象，能够在旧式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旧范围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和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关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
请看，列宁在这里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根据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全部经验，根据十月革命的全部经验，得出了这样明确、这样肯定的结论。列宁认为，在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旧范围内，不可能使政权从资产阶级的手里转移到无产阶级手里，不可能实现人类历史上这种最深刻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从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这些话的时候到现在，世界上一切陆续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的经验，不是在反复地证明列宁所阐明的这些具体真理吗？不是在反复地证明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人类解放的共同道路吗？
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年的莫斯科声明，不是在重申各国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吗？当然，各国工人阶级是经过和平的方式还是经过非和平的方式，“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但是，不管采取哪种方式，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陶里亚蒂等同志不是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出发，不是从意大利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而是从现有的意大利宪法出发，认为意大利用不着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就能够在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所说的“新民主制度”，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扩大”。这就难怪，他们的所谓“具体道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真理，是多么的不同。
一部十分奇妙的宪法
意共十大提纲这样写着：“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要经过建立宪法所规定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和目前的制度是大不相同的）和经过新的领导阶级进入这个国家的领导。”⑥
按照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说法，意大利的宪法简直是一部十分奇妙的宪法：
一、共和国宪法“是意大利大多数人民自由缔结的团结公约”⑤。
二、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某些带有社会主义标记的根本改革”⑦。
三、共和国宪法“确认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⑥。
四、共和国宪法“宣布国家政权‘以劳动为基础’”?，它“给予劳动力量以新的首要的地位”⑥。
五、共和国宪法承认了“劳动者享有进入国家领导的权利”⑤。
六、共和国宪法“肯定必须进行为革新我国社会、并推动它走向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造”?。
七、共和国宪法已经解决了“在民主法制的范围里走向社会主义的原则问题”?。
八、意大利人民“能够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⑥。
九、意大利工人阶级能够“在宪法制度范围内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⑤。
十、“遵守、保卫和完全实施共和国宪法是党的整个政治纲领的中枢”⑤。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意大利现有的宪法是有一些美妙的词句的。但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把资产阶级宪法所写的某些美妙词句，当作真实的生活呢？
意大利现行宪法一共有一百三十九条。但是归根到底，最能够表达这个宪法的阶级本质的，还是第四十二条关于“法律承认并保障私有财产”这一个规定。从意大利的现实生活来说，这个规定就是保障垄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在宪法中有了这个规定，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他们的私有财产就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企图掩盖意大利宪法的这个实质，把这个宪法说得天花乱坠，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陶里亚蒂等同志说，意大利宪法“带有工人阶级参与的标志”，它“确认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承认劳动者的若干新权利”⑥。陶里亚蒂等同志在谈到这种所谓“原则”和“新权利”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意大利宪法和其他资产阶级宪法比较一下，再做出论断呢？
应当知道，“主权属于人民”，这是从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权宣言”发表以来，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的宪法都有的一条，并不是意大利宪法所特有的东西。“主权属于人民”这个口号，曾经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朕即国家”的革命口号。而在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统治以后，资产阶级宪法中的这个条文就成为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空洞词句了。
应当知道，并不是只有意大利宪法有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几乎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都有这类的条文。但是，有的宪法在规定了公民的自由权利之后，接着就做了限制或取消这类权利的规定。正像马克思评一八四八年法兰西宪法所说的：
“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而完全取消条款本身”?。有的宪法虽然没有在每条之后都接着做出这种限制或取消的规定，而资产阶级政府尽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和手段，来达到他们的这种目的。意大利的宪法属于前一种情况，就是说，它更是一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宪法，根本说不上是什么“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宪法。
列宁说过：“当法律同现实脱节的时候，宪法是虚假的；当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法便不是虚假的。”?意大利现在的宪法正是包含着“虚假的”和“不是虚假的”这种两重性。所谓“不是虚假的”，就是公开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那类实质的东西；所谓“虚假的”，就是那些用以欺骗人民的美妙词句。
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意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国政治的前途以至于宪法的前途是不确定的，因为进步力量与保守反动力量之间将发生严重的冲突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前者要以我们宪法的一部分为依据，而后者却要利用宪法的另一部分来作为自己进行抵抗的武器。所以，如果局限于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一切都写在宪法上了；让我们实现宪法上的那些规定，到那时人民的一切愿望就会实现了。’那就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欺骗人民的行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公民的觉悟、他们的力量和他们制止反动派任何阴谋的能力来保卫自由的话，那末任便哪一种宪法都不可能拯救自由。如果劳动群众中的有组织有觉悟的力量不善于领导全国人民走向民主进步与社会进步的道路，不善于粉碎反动势力的反抗的话，那末任便哪一种宪法的章则本身也不可能保障我们有这种进步。”
或许，在一九四八年说的这段话里，陶里亚蒂同志还保留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承认意大利政治的前途和宪法的前途是不确定的，承认意大利宪法有保守反动力量可以利用的和进步力量可以利用的这种两重性。当时他认为，对于意大利宪法的迷信，“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欺骗人民的行为”。
在一九五五年一月间，陶里亚蒂同志在一篇演讲中又说：“很清楚，我国的宪法包含着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的一种政治的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的纲领的要点”?。就是说，在这个时候，陶里亚蒂同志已经把意大利宪法当作“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宪法了。
这样，一九五五年的陶里亚蒂起来反对了一九四八年的陶里亚蒂。
从此以后，陶里亚蒂同志就急转直下，简直是把意大利宪法完全神化了。
一九六○年，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宪法范围内行动，而且对一切问我们执政时要做什么事情的人，我们请他们看看宪法。我们在我们的《纲领声明》中写过，我们现在重说一遍：可以‘在完全符合宪法法制的情况下实现必要的结构改革，以便打垮垄断集团的权力，保卫全体劳动者的利益不受经济和金融寡头损害，把这些寡头排除在政权之外和使劳动阶级进入政权’。”就是说，陶里亚蒂同志要求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都要在完全符合资产阶级宪法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依靠资产阶级宪法，去“打垮垄断集团的权力”。
一九六二年，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又重申他们这种意见是“坚定不移的”。他们说：“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要“经过建立宪法所规定的新国家和经过新的领导阶级进入这个国家的领导”⑥；是要“遵循宪法来要求和强制进行国家的变革，在国家内部夺得新的实力地位，以及推进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⑥；是要形成“能够在合乎宪法法制的条件下实现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政治集团”⑥。他们还说：“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进行广泛的、协调的行动，这种行动旨在把国家推上一条能够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进步民主道路”⑥。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是要在意大利资产阶级宪法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而根本忘记了：即使意大利宪法有一些词句美丽的条文，但是，在垄断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条件下，在垄断资产阶级拥有全副武装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在一有机会的时候，就把宪法宣布为废纸。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需要揭露资产阶级宪法的虚假性，同时也应当利用资产阶级宪法的某些可以利用的条文，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在普通的情况下，如果拒绝利用资产阶级宪法进行可能的合法的斗争，这是错误的，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左”倾幼稚病。但是，号召共产党员，号召人民去迷信资产阶级宪法，宣传资产阶级宪法能够给人民以社会主义，并且把遵守、保卫和完全实施资产阶级宪法说成是“党的整个政治纲领的中枢”⑤，这就不简单是什么“幼稚病”，而已经是如列宁所说的，在精神上做了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
当代的“议会迷”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也承认实现社会主义要有斗争，要经过斗争。但是他们把人民的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并且把议会的作用放在首要的地位。
陶里亚蒂同志在叙述意大利今天的宪法是如何产生的时候，说：“这是由于共产党人在一九四六年拒绝采取破坏法制来拼命试图夺取政权的道路而选择了参加立宪议会的道路”⑦。
陶里亚蒂同志就是这样把“议会的道路”，作为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多年来，陶里亚蒂等同志反复地强调：
“今天，已经普遍提出有可能采取民主法制形式、甚至议会形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论点”?。“这个论点就是我们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的那个论点”?。
“可以利用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里，我们愿意同陶里亚蒂等同志讨论：利用议会形式能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
应当把问题说清楚。我们从来认为参加议会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应当利用的一种合法斗争手段。在应当利用议会斗争的时候拒绝利用，而玩弄革命的儿戏，玩弄革命的空谈，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坚持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阐述的全部理论。有人故意曲解我们的观点，说我们一概否认议会斗争的必要性，否认革命发展的曲折性，说我们认为各国人民革命可以在一天早上到来，或者如陶里亚蒂同志今年一月十日答复我们的文章中所说的我们要意共同志“只限于宣传和等待革命的伟大时刻”。采用这种歪曲对方论点的办法来讨论问题，在最近一个时期，几乎成了那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对付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得意的伎俩。
现在要问：在对待资产阶级议会问题上，我们同陶里亚蒂等同志的分歧何在呢？
首先，我们认为资产阶级议会，包括意大利现在的议会在内，都有它的阶级性，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正如列宁所说的：“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的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就愈能操纵资产阶级议会”?。
其次，我们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但是反对散布“议会迷”的幻想。也正如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政党“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主张参加议会斗争，但是他们又无情地揭露‘议会迷’，即无情地揭露认为议会斗争是唯一的或者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的信念”?。
又其次，我们主张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讲坛，来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脓疮，揭露资产阶级议会的欺骗性。资产阶级考虑自己的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在他们的议会中容纳工人阶级政党的代表，同时，他们也正是企图用这种办法来欺骗、腐化以至收买某些工人代表，某些工人领袖。因此，在进行议会斗争的时候，工人阶级政党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并且随时坚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
在上述三个问题上，陶里亚蒂等同志根本抛弃了列宁主义的观点。他们把议会看成是超阶级的东西，毫无根据地夸大资产阶级议会的作用，把议会看成是意大利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陶里亚蒂等同志对意大利的议会，完全着迷了。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有了什么“公正的选举法”，“在议会中形成符合人民意志的多数”?，就会“实行深刻的社会改革”?，“改变当前生产关系，从而也改变大财产制度”⑧。
事情真能够是那样吗？
不。事情只能够是这样：在保留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可靠的同盟者要在通常情况下，按照资产阶级选举法，取得议会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根本不可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议会中都占有议席，有的党还占有相当多的议席。但是，资产阶级总是采取种种手段，或者是宣布选举无效，或者是解散议会，或者是修改选举法和宪法，或者是宣布共产党非法，不允许共产党的议员成为议会中的多数。法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个相当时间内，获得选票最多，在议会中也是第一大党，但是，当垄断资产阶级采取修改选举法，以至修改宪法的手段以后，就剥夺了法国共产党大量的议席。
只是依靠选票，能不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呢？历史上任何一个被压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都不是依靠选票的。资产阶级宣扬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代替封建主而成为统治阶级，也都不是依靠选票的。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更不可能是依靠选票。正如列宁在《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中所说：“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
历史告诉我们：当“工人政党”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御用的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暂时多数的议席，并组织政府。像英国工党就是这样，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若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但是，这只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英国工党一九二四年以来曾经三次执政，但是，帝国主义的英国照旧是帝国主义的英国，英国的工人阶级的无权状态照旧是无权状态。我们要问：陶里亚蒂同志是不是想步英国工党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后尘？
意共十大提纲说：必须赋予议会以立法、领导和监督政府活动的充分权力。我们不知道意共的一些领导人所渴望的这种议会的权力，究竟将由谁来赋予？是由资产阶级赋予，还是由陶里亚蒂等同志赋予？事实是：资产阶级议会的权力，是资产阶级赋予的。资产阶级赋予它的议会的权力的大小，是由资产阶级根据它的利益来决定的。不管资产阶级赋予它的议会的权力有多大，议会总不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真正权力机关。资产阶级用以统治人民的真正权力机关，是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而不是资产阶级议会。
共产党人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光指望通过投票，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取得多数，并等待着被赋予领导国家的权力，这同考茨基的议会道路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考茨基说：“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列宁批评考茨基的道路说：“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
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三月谈到利用合法途径和议会途径的时候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在三十年前是既不正确，又不可能的，这会是像我们当时所说的纯粹机会主义。”⑦
有什么根据可以说，在三十年前是既不正确又不可能的东西，到了现在就成为既正确又可能的东西呢？有什么根据可以说，过去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现在忽然成为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呢？陶里亚蒂同志的话，实际上承认了他们现在所走的路，同过去机会主义者所走的路是一样的。
但是，当别人说他们走的就是议会道路的时候，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却又改口说：“我要纠正这样的一些同志：他们说——仿佛是无可怀疑的事——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意大利道路意味着议会道路，仅此而已。这是不真实的。”③他又说：“把这个斗争降低为议会竞选和等待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那将不只是幼稚，而且是幻想。”④陶里亚蒂同志争辩说，他们不仅是主张“必须有一个起作用的议会”③，而且还主张必须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③。
很好，要求有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是应当高兴的。同时，应当承认，现在意大利有相当规模的群众运动，意共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就的。可惜，陶里亚蒂同志只是从议会这个框框来看待群众运动。陶里亚蒂同志认为，开展群众运动，“在全国提出要求，然后可以由一个人民力量得到充分强大的代表权的议会来满足这些要求。”③
群众提要求，议会来满足，——这就是陶里亚蒂同志的群众运动的公式。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策略问题上的根本原理是：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同样，在议会的斗争中，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把运动的现在利益同将来利益结合起来，把当前的运动同工人阶级斗争的全部进程和最终结局联系起来。如果忘记了和违背了这个原理，就会陷入伯恩斯坦主义的泥坑，而在实际上接受“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式。试问，陶里亚蒂同志关于群众运动的公式，同伯恩斯坦的公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国家垄断资本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吗？
意共主要领导人之一路易吉·隆哥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答复中国《人民日报》社论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也有力地重申，我们所称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坚定不移的一点，就是承认：在当前国际和国内条件下，即使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今天也已经有可能和有必要消除垄断组织及其经济和政治权力。”他们认为按照他们制定的办法，就能够改变意大利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意大利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大财产制度”。
陶里亚蒂等同志所制定的“结构改革论”在经济方面的办法，照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实现“某些国有化的要求、规划化的要求、国家干预以保证经济的民主发展的要求等等”②；就是：“通过规划化、甚至若干生产部门的全部国有化等等来扩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⑥。
也许陶里亚蒂等同志还会想出更多的办法。
当然，陶里亚蒂等同志有权想些什么，说些什么，谁也无权干预，我们也不想干预。但是，既然他们要别人也跟着他们想，跟着他们说，我们也就不能不继续就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先就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问题说起吧。
从国家产生的时候起，各种性质的国家，如奴隶主国家，封建主国家，资产阶级国家，究竟有哪种国家没有干预过经济生活呢？当这些阶级处在上升时代，它们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可以采取某一种形式；当这些阶级处在没落时代，它们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又可以采取另一种形式。同样性质的国家，在不同的国度里也会有不同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形式。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说奴隶主国家怎样干预经济生活，也不说封建主国家怎样干预经济生活，单来说说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政策，如争夺殖民地的政策，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或者自由贸易的政策，或者保护关税的政策，等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为保护资产阶级利益而老早实行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类国家干预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所以，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并不是现在的意大利才出现的新鲜东西。
或许，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不是前面所说的资产阶级老早就实行过的政策，而主要是他们所说的“国有化”。
好吧，我们就来谈谈“国有化”的问题吧。
实际上，从奴隶社会起，各种性质的国家都有它们不同的“国有化经济”。奴隶主国家有它的国有化经济，封建主国家有它的国有化经济，资产阶级国家在它诞生的时候就有了它的国有化经济。所以，问题是要弄清楚国有化的性质，弄清楚它是什么阶级的国有化。
像陶里亚蒂同志这样老的共产党人，当然不会不知道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有下面这些话：
“无论如何，不管有托拉斯或没有托拉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正式代表的国家总是不得不负起对于生产的领导责任的。这种转化为国有财产的必要性，首先是表现在大规模交通工具方面：表现在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对这一段话，恩格斯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注解：
“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工具真正发展到超出股份公司管理范围，而其国有化已成为经济上必不可免措施的场合，国有化——即令它是由现代国家实行——才是经济上的进步，才是在社会本身掌握一切生产力的道路上又向前进一步。可是近来，自从俾斯麦力倡国有化时起，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伪社会主义，它在有些地方甚至蜕化为一种自愿的奴仆行为，直截了当地把生产资料的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式的国有化，都宣布为社会主义。如果说国家烟草专卖制算是社会主义的话，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一定是应该算作社会主义创始人了。比利时政府为了极平常的政治上财政上的计较，自动去建造主要的铁路；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而把普鲁士的主要铁路转归国家所有，目的只是要使铁路更便于战时利用，为的是把铁路官员训练成一群忠顺投票拥护政府的猪仔，而主要是为了要造成一种不依赖于国会的新的收入来源——这一切无论如何都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上贸易公司，皇家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队，或是甚至三十年代在弗利德里赫·威廉第三统治时由一聪明才子认真建议过的……妓院国有制，也都应该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随后，恩格斯又着重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谓“国有财产”的性质问题。他说：
“但是，无论转入股份公司与托拉斯手中，无论是转化为国有财产，都不会使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消灭下去。关于股份公司与托拉斯，这点是十分明显的。至于现代国家，那末它也不过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个组织，用以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外部条件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侵害罢了。现代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在实质上总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合资本家。它把生产力愈多地拿到自己手中，它转化为总合资本家的程度也愈加完备，它所剥削的公民人数也愈加众多。工人仍然还是雇佣工人，无产者。资本主义关系非但不会因此而被消灭，反而要达到极点，达到顶点。可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有制不会解决冲突，但它包含有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包含有解决冲突的可能性。”?
恩格斯这几段话，是在垄断资本开始出现的时代写的，是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开始变为垄断的时代写的。恩格斯所写的道理，到了垄断资本占完全支配地
位的时候是否已经失效了呢？能否说这个时候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已经变革甚至消灭了“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呢？能否说这个时候由资本主义国有化或其他形式所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了呢？也许在别的国家不能这样说，而在意大利可以这样说吧？
在这里，我们只好来探讨一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来探讨一下意大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
资本的集中产生垄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世界资本主义不仅向一般垄断前进了一步，而且从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前进了一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各国都有了新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在战争中谋取高额利润，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家垄断资本。战后，在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家垄断资本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支配力量。
在世界上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当中，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为了集中资本的力量，攫取最高利润，同国际垄断资本竞争，扩大市场，重新瓜分殖民地，意大利早就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到了一九一四年，意大利政府成立了工业企业贷款银行团，给大银行和工业企业提供贷款和补助。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时期，国家机构和垄断资本组织进一步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大危机中，意大利政府以危机前的价格大量收购陷于破产的银行和企业的股票，把许多银行和企业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组织工业复兴公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作为法西斯政权基础的意大利垄断资本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不仅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而且以更高的速度发展起来。目前，意大利的国家垄断资本企业以及国家垄断资本同私人垄断资本合营的企业，在整个经济中已经占了大约百分之三十的比重。
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能不能像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所说的那样，在意大利，国有化企业，即国家垄断资本可以“同垄断组织相对立”⑨，可以是“代表人民群众”⑨的，而且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⑩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充分利用国家的权力，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加紧压榨劳动人民，加紧吞并中小企业，加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相互兼并，并且加强垄断资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和扩张。它打着“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反对垄断”的幌子，用“国家”的名义进行欺骗，以隐蔽的巧妙手段，把大量的利润转移到垄断资本集团的手里。
国家垄断资本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主要方式是：
第一，利用国库资金，利用人民交纳的税款，来承担资本家投资的风险，保证垄断集团可靠地获得巨额利润。
例如，意大利最大的国家垄断组织工业复兴公司系统，为筹措资金而发行的债券，就一律由国家保本付息，年利一般高达百分之四点五到百分之八，在企业盈利时还能再分得红利。
第二，通过国家的立法和预算，把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垄断资本组织的重新分配，来保证垄断资本集团获得大量利润。
例如，意大利政府一九五五年向私人垄断资本集团采购、订货等费用，就占了国家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通过国家收购企业和卖还企业这两种相互交替的形式，在一定的时候，把亏本和破产的企业，或者把国有化以后有利于某些垄断集团的企业转到国家手里；在一定时候把赢利的企业转到私人垄断资本集团手里。
例如，据意大利经济学家季诺·隆哥的统计，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五五年，意大利历届政府为收购破产银行和企业的股票，共用去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亿里拉（一九五三年价格），相当于一九五五年意大利资产在五千万里拉以上的全部股份公司名义资本的二分之一以上。又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工业复兴公司从建立到一九五八年止，就先后把价值达四千九百一十亿里拉（一九五三年价格）的赢利企业的股票，卖还给私人垄断资本组织。
第四，利用国家权力加强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加剧垄断资本对中小企业的吞并。
例如，控制着意大利国家经济命脉的十家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的期间，名义资本总额增加到十五倍。其中，菲亚特公司增加到二十五倍，意大利水泥公司增加到四十倍。意大利十家最大的公司，在意大利的股份公司总数中只占百分之零点零四，但是，它们所直接掌握和控制的私人股份资本占意大利的私人股份资本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同时，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破产数字不断上升。
第五，通过“国家”的形式和外交手段，在国际上进行剧烈的争夺市场的斗争，并且作为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有利的工具。
例如，意大利国家碳化氢公司，仅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就在阿联、伊朗、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苏丹、约旦、印度、南斯拉夫、奥地利、瑞士等国，取得了勘探和开采石油，或者销售石油，或者修建油管和炼油厂的权利，为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夺得了阵地。
从上述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实际上是垄断资产阶级掠夺大量利润的互相配合的两种形式。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加剧了帝国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绝不是像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那样，能够“限制和摧毁大垄断资本集团的权力”⑥，能够改变帝国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
在意大利的一些人中间流行着这样的观点，认为，今天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五十年前的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这些人把意大利现在的资本主义叫做“新资本主义”。他们硬说在这种所谓“新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新阶段”，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根本原理都没有用处了。照他们看来，这种所谓“新资本主义”似乎能够起这样的作用，即利用“规划化”、“技术进步”、“充分就业”、“福利国家”等办法，并且通过“国际结盟”，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意大利，拥护和传播这种“理论”的，首先是天主教运动和社会改良主义者。陶里亚蒂等同志实际上也就是从这种“理论”中为他们的“结构改革论”找到了一种新的根据。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今天被越来越广泛地讨论和接受。”④
陶里亚蒂同志的意见是：第一，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能够这样；第二，在资本主义的意大利，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为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必要并且能够对于国民经济采取某种调节的政策。我们前面引述的恩格斯的一些话，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在垄断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调节作用，主要是为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调节，有时甚至可以牺牲某些垄断集团的利益，但是，绝对不会损害垄断资产阶级的总的利益，而恰恰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总的利益。
列宁说得很好：“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根据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来断定，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完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一点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预先考虑到了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资本主义”?。
可是，某些意共同志认为，在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意大利，实现什么“计划化”，就可以解决意大利历史上形成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⑥。怎样会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呢？
陶里亚蒂同志说：“列宁说过，在几乎所有大国中，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现代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阶段，越过这个阶段前进，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从这一客观的需要中，必须产生一种自觉的运动。”④
我们都知道，列宁说过，“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帝国主义，一般垄断已经发展为国家垄断。这一切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在别的地方，列宁也还说过同类的话。列宁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这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的言论”?。而陶里亚蒂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和他的所谓“自觉的运动”，恰恰像改良主义者一样，都是用暧昧的语言，来回避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且力图粉饰意大利的资本主义。
记住伟大列宁的教训
从前面叙述的一系列的问题中，可以看出，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结构改革论”，是在国家与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彻头彻尾的总修正。
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就公开地举起这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总修正的旗帜。在这一年六月间意共中央全会上，他说：
“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然后是列宁，在阐述这个学说（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本刊编者注）的时候说：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能用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由工人阶级来打碎和摧毁这个机器，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也就是工人阶级自己领导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这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的观点，而是他们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所主张的观点；这个观点特别被列宁发展了。这个观点今天是不是仍然完全有效呢？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事实上，当我们肯定说，不仅可能在民主的基础上、而且也可能利用议会形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时候，我们考虑到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而显然对这个观点作了一些修改。”
陶里亚蒂同志在这里装作好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但是，根本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请看这些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所写的《共产党宣言》里面，就已经极其显明地提出了，“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正如列宁所说明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所说的那样）的思想”?。
在总结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的经验以后，马克思提出了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说明的，“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列宁说，“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
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的经验，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革命将不会像以前的革命那样，简单地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至于应当用什么来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那时候，马克思还没有具体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逻辑推论，而是严格地根据历史的经验?。在一八五二年以前，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政治形式，这个政治形式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
由此可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这是两个问题，而马克思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经验先后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陶里亚蒂同志说，无产阶级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后才主张的。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陶里亚蒂同志也像考茨基一样，“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取政权”?。认为可以保留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利用这种现成的国家机器，就可以达到无产阶级的目的。关于这一点，陶里亚蒂同志不妨看一看列宁是怎样一再批判考茨基的。列宁说：“考茨基不是根本反对国家权力转到工人阶级手中，就是容许工人阶级把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拿到手中，但决不让他们打碎和摧毁这个机器，用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替它。不论怎样‘解释’和‘说明’考茨基的议论，考茨基背弃马克思主义和投降资产阶级的事实，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十分明显的。”?
当陶里亚蒂同志吹嘘他们的纲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的时候，必须知道，所谓“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正是考茨基首先发明的。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中说：“不言而喻，我们是不会在目前条件下取得统治地位的。革命本身要求先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斗争，这些斗争就定会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可见考茨基老早就已经企图用“结构改革论”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陶里亚蒂同志不过是继承考茨基的衣钵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们两人的论点，那末，就可以看出，陶里亚蒂同志比考茨基还跳得更远。因为考茨基承认
“我们是不会在目前条件下取得统治地位的”，而陶里亚蒂同志却恰恰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他们能够取得统治地位。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意大利要向社会主义前进，需要按照意大利那部十分奇妙的宪法，建立一个“新民主制度”，同时需要形成一个“新的历史集团”，或者又叫做一个“新的社会和政治领导力量集团”?。他们认为，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和道德革命的承担者”是这个“新的历史集团”?，而不是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至于这个“新的历史集团”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形成的，谁也不理解。陶里亚蒂等同志有时说这个“新的历史集团”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时又说这个“新的历史集团”本身就是“领导力量集团”。这样的集团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还是各个阶级的联盟组织？究竟是工人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还是别的阶级领导？这些也都只有天知道！归根到底，他们这类异想天开、使人难以捉摸的提法，无非是为了避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个根本思想。
陶里亚蒂同志所想的是，第一，不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第二，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因而他就否认了巴黎公社的经验。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不断地阐明巴黎公社的经验，始终认为巴黎公社的经验对于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说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列宁不是把俄国革命的经验同巴黎公社的经验分开，而是把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成是巴黎公社经验的继续和发展。列宁认为苏维埃是“再造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认为巴黎公社在粉碎旧国家机器这条道路上，“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二步”?。
陶里亚蒂同志否认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就不能不使自己的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直接对立起来，并且也直接地否认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还否认了十月革命以后各国人民革命的经验，把所谓“意大利道路”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道路对立起来。
陶里亚蒂同志说：“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干俄国干过的事情。”?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一九五六年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声明大纲说：“用在苏联获得了胜利的那种革命方式来夺取政权，在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些年代内已经表明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实质也在这里。
陶里亚蒂同志在提到中国革命经验的时候说，中国人民在争取政权的斗争时期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同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的革命过程中所遵循的战略和策略路线丝毫不相符合的”①。这也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歪曲。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反复说明的，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而制定的。我们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是伟大十月革命的继续，当然也是巴黎公社事业的继续。在打碎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一个国家与革命学说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同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基本经验是完全一致的。正如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九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陶里亚蒂同志为了辩护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修正，或者像他们自己所说的“修改”，而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同十月革命的经验说成是“丝毫不相符合”的两件事，这种歪曲对于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结构改革论”能够有什么帮助呢？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论”，就是“和平过渡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通过民主与和平的道路向社会主义前进”⑥。他们的全部理论和全部纲领，充满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平”的赞美，根本没有什么“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内容；只有阶级的“和平”，丝毫没有什么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在革命的实践中，它是不断发展的，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不由适合新历史条件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代替。但是，不能因此而抛弃和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绝不是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所得出的根本原理。抛弃和修改了这个根本原理，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里，我们也愿意向陶里亚蒂同志“敬奉”一点忠言：不要自己高傲地声称不干俄国十月革命干过的事情，而是应当谦逊些，记住伟大列宁在一九二○年所提到的这个教训：“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
拥护或者反对列宁所提出而为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所证实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这就是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的根本分歧。
①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
② 陶里亚蒂一九六二年四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③ 陶里亚蒂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
④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⑤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意大利共产党纲领声明大纲》。
⑥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⑦ 陶里亚蒂一九五六年三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⑧ 《意大利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提纲》。
⑨ 见意共《再生》周刊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安·培森蒂：《是结构还是上层建筑？》。
⑩ 见《再生》周刊一九六二年六月九日安·培森蒂：《国家干预的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
? 陶里亚蒂：《让我们使讨论回到它的真实限度》。
?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七卷，第七八页。
?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三二卷，第七一页。
? 参看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四四一页。
?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一四页。
? 陶里亚蒂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争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争取劳动阶级的民主政府》。
? 《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四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五八八页。
?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党人争取自由、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斗争》。
? 《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列宁全集》第一五卷，第三○九页。
? 见苏共《真理报》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陶里亚蒂：《议会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一○页。
?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二二八页。
?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
集》第十卷，第三二一页。
? 陶里亚蒂：《议会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 《列宁全集》第三○卷，第四○页。
? 见《新时代》一九一二年第四十六期考茨基《新策略》一文。
?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七六页。
?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四七页。
?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四八页。
?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二九—四三○页。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二四卷，第二一一页。
?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三○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八九页。
?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三八九页。
?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三九三页。
? 参看《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三九六页。
?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一九页。
?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六六页。
?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二四二页。
? 参看《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四卷，第四七页。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四四三页。
? 见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七六页。
?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
一卷，第一二页。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