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做一名文艺尖兵——访福建评话家陈春生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永远做一名文艺尖兵
——访福建评话家陈春生
朱树兰
“艺人陈春生，讲书好精神；
排椅群众坐，提灯迎亲人。”
这首诗是福建闽侯专区尚干镇的农民送给陈春生的。已经是六十三岁高龄的陈春生，身体健壮，精力充沛，一见面，他那显露着光泽的黝黑面孔会吸引住你；谁都知道，只有久经阳光曝晒的人，才会有这样健康的肤色。一九五三年三月，参加了新成立的闽侯县曲艺团后，陈春生便带领着他的战友和学生，背上背着行李、雨伞，脚上穿着草鞋，一年四季、勤勤恳恳地在农村讲书。十年来，共演出一千六百多场，听众达一百一十多万人次。闽侯专区七个县几乎都留下了这支文艺轻骑兵的足迹。为了送给听众有益的精神食粮，陈春生将过去讲的传统书目，进行了整理加工。还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创作、改编了六十七个反映现实斗争的新作品。其中，有的描写了农村的阶级斗争，有的表现互助合作，有的歌颂了三面红旗，有的歌唱新人新事。这些新评话，不但给了农民群众深刻有力的教育，也丰富和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陈春生原是福州著名的优秀评话家。他怎么会在闽侯县落户、讲评话的呢？说起来话又长了。同每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艺人一样，陈春生也有一段自己的辛酸历史。解放前，他是在福州讲评话的。但在黑暗的旧社会里，一个艺人不管有多大的本领，总免不了要受官僚、豪绅、流氓的欺压和凌辱。为着一天三顿吃不饱的饭，他成年累月地东奔西赶。有时要应付官老爷，常常一夜赶两场；如果稍微去晚了点，还会遭到辱骂。因为操劳过度，有一次讲得吐了血；国民党特务不但不许休息，反而斥责他讲得太短，没听过瘾。陈春生满怀愤怒，回家后，摔掉锣钹，发誓从此再不干这一行。一九四五年，他终于带着一家老小回闽侯县厚美村老家种田去了。福建解放以后，他积极投身于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运动，被选为农会委员。翻身的幸福，鼓舞了他用评话向群众唱出心中的喜悦，起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一九五二年底，陈春生被邀出席中共闽侯地委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会上，他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初步认识到艺人再也不是被人瞧不起的下等人，而是党重视和关心的宣传员。当时，他真是兴奋极了，决心重新拿起锣钹，争取做一个全心全意为工农兵说唱的评话员。
回到评话岗位上的陈春生，听党的话，十年如一日地在农村演出。不论是人口众多的村镇集市，还是道路崎岖、人烟稀少的偏僻山区，或是沿海的岛屿，只要哪里的群众需要听评话，党派他到哪里，陈春生总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务。今年三月中旬，他们到长乐县营前区下洋公社演出。那是一个有一千多户人家的村子。他们打扫完场地，点亮了台上的汽灯，装好扩大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天已经漆黑了。只见邻近村庄和附近窑厂的农民、陶磁工人，举着火把、提着灯笼源源而来；那由远而近的灯火，像无数条巨龙似的，将人流从四面八方引到演出场所。群众来听评话的热情感动了陈春生，这样热烈的场面令他终生难忘。
去年十一月，听说闽侯、永泰两县交界的山区，有一个小溪村，只住着十七户人家，绝大多数都没有看过戏，也没有听过评话。于是，他和一个学生，从闽侯县城出发，翻山过岭，走了差不多一百七十里路赶到目的地。那里的农民像迎亲人似地接待了他们，当夜，人们聚在全村一间最大的屋子里，虽然是第一回听评话，一听就爱上了。他们不得不连讲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才依依不舍地和这些新结识的听众告别，奔向下一个演出地。
福建省沿海地区，有不少群众是从事渔业生产的，他们一年有几个月的时间生活在海上，缺乏文化娱乐。根据县领导的指示，有一回，陈春生渡海去浙江沈家门闽江渔业公社慰问。到那里后，公社党委怕他年老身体吃不消，不让他到海上说书。陈春生听说渔民撒网后，有几小时的休息空隙，他不愿错过这个好时光，坚决上船演唱。船在海上不停地颠簸，不习惯这种生活的人，要站稳也不容易，何况演唱。他说一段书就头晕，要呕吐；可是，一想到渔民长期在海上工作，比自己辛苦不知多少倍，便拭去溅到脸上的海水，抖擞精神，越说越有劲了。陈春生就是这样不论严冬腊月，还是赤日炎炎的盛夏，翻山越岭，涉水渡海，风里来雨里去，将评话艺术送上门去。
“配合政治任务，宣传党的政策”是他时刻记在心头的努力方向。这十年，他创作和改编的新书，如《罗汉钱》、《春大姐》、《小小牛司令》等，已连续演唱好几年，成了当地群众喜爱的保留书目。其中，仅《罗汉钱》这一部，便讲了三百七十场，小飞娥、李木匠、艾艾……已经是群众很熟悉的人物了。
去年六月，蒋匪帮在美帝国主义唆使下，妄图窜犯大陆。听了这个消息，他立刻想起旧社会过的非人生活，非常气愤，决心编一部新书，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党鼓励他，支持他，仅仅花了七天七夜，便将土地改革时编的一个开篇《九命沉冤》，重新改写成一部能讲一个晚上的本书。这部新，书比原来那个本子，更深刻地反映了地主阶级压迫农民惨无人道的罪恶。如今，这部书在农村、工厂、学校已讲了一百多场，到处激起群众对反动派的强烈的愤恨。有一个农民听完书，哭着对他说：“过去，我就像书里讲的农民汪宝林，受恶霸地主的残害，是共产党来的快，救了我的命。这个仇是永远记在心上的。”农民弟兄受苦受难的事实，反过来又教育了他自己。陈春生深深地体会到，艺术真是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最锐利的武器之一。
热爱新中国、热爱新社会，使他情不自禁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歌唱，要为群众中不断涌现的先进人物歌唱。今年一月，县里召开劳模大会。一个高中毕了业，名叫郑秀珍的年轻姑娘，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后成了农业生产能手的生动事迹，受到党和群众的表扬，也打动了陈春生的心。会后，他先访问了郑秀珍劳动生产的公社，又探望了她曾经念过书的学校，人们提供了许多有关这位姑娘的材料。一部歌颂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新书——《天竹岭》，在闽侯专区的农村青年中，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很多青年纷纷表示要向郑秀珍学习。竹岐公社原来有一个不安心生产的高中毕业生，听了这部书以后，乘船赶到郑秀珍那里，同她交谈了半天，后来愉快地回乡生产去了。
陈春生讲的传统书目，经过多年锤炼，真是说龙像龙，说虎像虎，维妙维肖。但是他编的、讲的新书，不是一上来群众就欢迎的。记得是一九五四年，刚讲《九命沉冤》开篇的时候，台下的听众对书中汪宝林的悲惨遭遇，却没有引起深切的同情，甚至连汪宝林的妻子听了也没有落泪。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和他谈起这个情况时说：
“过去听你讲千金小姐落难，有的人会流泪；怎么听你讲《九命沉冤》倒很少人流泪呢？”这几句简短的话，像针一样刺得他许久讲不出话来，随后才明白过来。他说：“这是因为我对所讲的那个恶霸地主孙亨梧的罪恶认识不够，对农民汪宝林一家两命的冤情体会不深。”领导上又耐心细致地对他讲解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告诉他：要讲好工农兵，一定要有工农兵的立场和工农兵的感情；要演好工农兵，更需要深入到工农兵中去，改造好自己的思想。党的启发，群众的意见，给了他一把讲好新书的钥匙。他立即背起被包、雨伞去到远洋乡，连夜访贫问苦，听农民诉说孙亨梧的滔天罪行；又请汪宝林的妻子讲述他丈夫和孩子的受害经过。孙亨梧和汪宝林这两个人物的形象，在陈春生的脑子里逐渐鲜明起来了。他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试讲，后来再到远洋乡说《九命沉冤》的时候，台下听众泣不成声；陈春生自己也被这个场面激动得几乎讲不下去。讲完后，人们围着不散，众口同声地说：“你这一次真是把孙亨梧和汪宝林说活了。”陈春生知道，是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指点他，才将群众所爱的人和所恨的人说活的。
在闽侯专区，陈春生去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争着接他回家去。他风趣地说：“只要我们和群众同吃同住，让他们觉得是自己人，听你讲书，便欢迎一半了。”一个讲评话的宣传员当然不能满足于这样的欢迎，应该让群众喜爱自己的艺术，百听不厌，才能发挥文艺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陈春生为使自己的评话语言生动、准确，群众喜闻乐见，总是虚心地征求意见，向群众学习。他收集了不少民歌民谣，运用到评话中来。在演唱《罗汉钱》，讲到小飞娥发现女儿艾艾也有一枚和自己一样的罗汉钱时，陈春生唱道：“你娘好像苦竹生苦笋，苦瓜生下又是苦瓜儿，两铜钱一样命，苦匏哪能生出甜瓜来。”就是采用当地的民谣编成的，群众听了觉得特别亲切。他的评话艺术是说唱并重的，说白清晰流畅，唱腔圆润、富有表现力；尤其是在表现不同人物和各种不同感情的
“角色分音”上，真是做到了“闻其声如见其人”，有很高的成就。
陈春生一九五六年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几年，在党的教导下，他越来越感到做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重大。他随时随地严格的要求自己，坚决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永远做一名文艺战线上的尖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