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属于党的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我是属于党的
陆妙兴
再过两个月，我就要毕业了。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如果不是今天，我这个被服厂的小徒工，有什么资格进同济大学这样的高等学校呢？
解放前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呵！抗日战争爆发，我的家就被炸毁了，那时我还只有六岁，就和全家一起住了一年难民收容所，我的大弟弟就是惨死在难民收容所的。我多么强烈渴望着读书，但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地主的子女背着书包上学堂。十二岁的一个孩子却要挑起家庭的重担，白天到地主田里干活，晚上有时还得为卧病的母亲煎药。我年小又体弱，当我摇摇晃晃挑着四五十斤重担来往时，村里人见了都为我担忧。生活被地主压榨得实在过不下去了，姊姊只好给人当童养媳，我也被送到上海一家小小的缝纫铺里当学徒。那年我才十三岁。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来干活，累死累活一直做到深夜，吃的是一稀一干两餐。铺子关了门，老板把我带进一个敌伪被服工场去做工，那真是像进了地狱一样。干活、吃饭、睡觉都在一间黑洞洞的仓库里，身上长满了疥疮、老白虱。一天半夜，我因为露宿受了凉，闹肚子，起来开灯到阴沟去大便，却被门警（伪军班长）狠狠地打了耳光，说是破坏“灯火管制”，还被拖到警察局关了一夜。
抗战胜利了，父亲也从“后方”回来了，父子俩一起进了国民党被服总厂，满以为可以跳出地狱过好日子了。谁知道又跑进了火坑，工头们都是些拿着枪杆子的反动军官。动不动就对工人拳打脚踢、关禁闭，连大小便也得领牌子。我们每天没日没夜地起码得干十二小时的活，吃的尽是霉米、臭咸菜。这时候，经常有女工、童工病死，摊在饭厅和茅厕里。饭厅和厕所就像“太平间”一样。有一次，我的疟疾病又发了，我硬挺着干了一整天，一直到离下班只有五分钟时，我想收拾歇手了，反动军官上尉工长就安上我“捣乱生产”的“罪名”，拎起我的耳朵拖出车间。
解放以后，却完全变了样。刚解放的头三个月，因为整顿企业，没有开工，但工资却照发，每月四十五斤大米送到每个工人家里。从此以后，我忘掉疲劳、忘掉病痛，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和生产工作。并且在党的不断教育和培养下，提高了觉悟，参加了青年团和共产党。
一九五四年春，党为了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把我送到同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去学习。我是多么感动呀！我始终也不会忘记党支部书记在欢送会上对我的嘱咐：“学习是党给你的委托，是工人阶级赋予你的使命。你千万不能忘本，学完了一定要为我们工人阶级出更大的力！”
当初，学习上的困难真是不少呵！一个做了十多年工的大老粗，突然坐在课堂上，要在四年里读完中学的全部课程，可真把我难住了。往往为了解答一道算术题，苦苦思索了整个下午和夜晚，结果还是解答错了，测验成绩出现了二分。我心里真是难过极了。但每当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在我的耳际就萦回起工厂党支部书记和同志们的殷切的嘱咐来：“要以工人阶级的气魄和毅力向困难作斗争。”想起这点，我就浑身有了力量！在老师们具体帮助下，我四年的学习成绩，大部分都达到了五分。
以后我又进了同济大学的数理系。在我九年的学校生活中，我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警惕和抵制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腐蚀。每当暑假、寒假和星期天例假，我总尽可能地回到郊区家里，参加农业劳动，努力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现在我快要毕业了。我以无限激动的心情来迎接党即将交给我的新的战斗任务。不论天南地北，只要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都愿意去。我在进学校大门的第一天就立下了这个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