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部队组织戏剧创作的几点体会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南京部队组织戏剧创作的几点体会
何秋征　石言　潘井
十三年来，我们南京部队的作者能够陆续写出一些剧本，主要是由于在军委、总政及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坚持了党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文艺方向，贯彻了党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政策，并在这方面学习了各方面成功的经验。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部队建立了一支专业的文艺创作队伍。但是，到底应该怎样组织他们从事艺术创作，这完全是一个新的课题。十三年来的斗争和实践，证明了这一条真理：凡是遵照毛泽东思想办的事，遵照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办的事，都办对了，办好了。反之，就会坏，甚至犯错误。这里，我们就组织戏剧创作问题谈几点粗浅的体会。
一定要配合现实斗争任务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所以，对现实斗争任务配合得好不好，也就是文艺为革命服务得好不好的具体表现。
（一）直接配合也好，间接配合也好，总之，要密切地配合斗争任务。只有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才能谈到方法问题。
开始，我们并不是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有个斗争和摸索过程的。前线话剧团于一九五五年成立后，演了自己写的第一个戏：《东海最前线》，这个戏是东山岛战斗以后产生的，它迅速反映了当时的海防斗争。剧本写成后，不少专业人员认为它是个活报剧，信心很不足，但演出以后，却受到了各级领导与广大群众的重视，肯定了这个剧本，同时又提供了许多帮助修改的意见，这就给了作者和组织领导干部很大的启示：如果创作能努力反映现实斗争，配合部队当前的任务，即使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仍会得到领导和群众的热情支持，只要不断加工修改，一定能使作品趋于完善。刘川同志是全国解放时入伍的，到一九五六年以后才陆续写出三个作品。他深入生活很长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锻炼问题有了感触，写了第一个剧本《青春之歌》，刚好在排演时，党提出了上山下乡的号召。这个剧本的内容是好的，艺术上却有不少缺点，但发表后受到了各方面的注意，除我们演出之外，各地有不少剧团也上演了这个戏，给了作者很好的教育。一九五八年时，领导上发现了一个奋发图强、白手起家的题材线索；他第一个要求去写，以后就出现了《烈火红心》。
我们从实际工作中更进一步明确了：军队的文学艺术必须为军队的政治任务服务，必须密切配合部队的现实斗争，这原是我军文艺工作的革命传统，我们应该努力保持这个传统。我们感到，写现代题材能更紧密地配合当前的革命斗争，所以，从我们的创作题材来看，都是属于现代题材的，当然，并不排斥历史题材。虽然，在我们的创作中，也有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但大多数是反映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品。如九部话剧（《东海最前线》、《杨根思》、《青春之歌》、《烈火红心》、《东进序曲》、《我是一个兵》、《布谷鸟又叫了》、《第二个春天》、《霓虹灯下的哨兵》），其中八部是反映建国十三年来的斗争生活的，而大多数又是写的武装斗争和军队的现实生活。部队创作只有对当前斗争任务起了直接或间接的配合作用，使部队真正感到了这项工作的需要，才能得到领导和群众的重视和支持。而且，越是写了配合现实斗争任务的作品，越能为领导和群众所理解、熟悉，因之，他们就表现出极大的关怀，往往能对作者提供大量的、宝贵的意见、材料，这也是帮助作者写好作品的很重要的因素。
（二）交代任务与自愿创作、领导“出题”与作者“选题”相结合。部队的文艺工作必须服从整个政治思想工作的部署，哪个方向需要，就向哪个方向“突击”，但是领导上又必须照顾到这一“兵种”的特殊性能，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我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领导上根据当前斗争的需要及剧团演出任务的需要，向作者“出题”交任务，请作者考虑；一种是作者根据个人的兴趣和愿望，自己选了题目，征求领导上同意。领导上交的任务、出的“题目”往往反映了当前任务及广大群众的需要，如果作者认清了当前的形势，在生活中了解了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就会主动地去选择领导上所出的“题目”的。事实正是这样，最近部队领导上感到迫切需要有反映知识分子参军锻炼的作品，实际上我们有两个作者也正在动手写这个题目。我们有好几个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如《东海最前线》、《烈火红心》、《霓虹灯下的哨兵》等。
领导的要求和作者的要求，有时是统一的，这样就好办些；有时也有矛盾，但是只要思想工作做好了，方法对头了，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统一的。统一的基本关键是从思想上着手，帮助作者加强政治责任感，培养作者为政治服务的热情。我们的作者为了当前斗争的需要，是愿意去熟悉他们所不熟悉的东西，去写他们所感到难写的题材的。好八连的题材，经过许多次写作，许多次失败，但后来的作者继续坚持，最后写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过去，作者们都感到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最难写，写不好。近几年来，作者们用主要的精力，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这就是由于在服从革命斗争需要的前提下，作者和领导从思想上统一起来了。其次，除了做思想工作外，领导上应该多倾听作者的意见，用民主的方法共同商讨。所谓领导上的“出题”交任务：就是在一定时期内，领导指出方向，提供线索，提出一些要求文艺来作解答的问题。有时也出具体的题目，但不作硬性规定，不要求作者一板一眼按照题目去扣。领导上既照顾到斗争的需要，又照顾到作者个人的素养、生活积累、兴趣和习惯；既照顾到剧团上演剧目的计划，也要照顾作者熟悉什么，愿意写什么，在题材、风格、形式方面给作者充分的自由。如我们的剧团首先强调和鼓励作者多到部队、海岛、边防去生活和创作，同时又照顾到有的作者的愿望，适当安排力量写一些反映工农业战线上的斗争生活的剧本。因此，使剧团基本上保证了配合部队教育的需要，又保证了题材、样式、风格的多样化。
抓好思想、生活，带动创作
毛主席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指示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彻底解决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抓思想、生活，就是具体地执行毛主席这个指示。
（一）抓思想、生活，领导上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坚持下去。
抓思想，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也就是抓政治方向、方针政策、文艺思想。除了注意组织作者阅读经典著作外，更重要的是学习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部队领导上特别重视要作者学习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要作者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参加各种政治学习运动和文艺思想整风；十多年来始终坚持。有的作者远在外地，也总是要求他们按期赶回；有的作者正在写作，仍要他们投入运动中接受教育。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现在，作者们参加了每一次文艺思想整风运动和政治运动。有时集中学习，有时分散下部队、下农村、下工厂，在参加实际斗争中，与战士、农民、工人一起学习。平时，部队首长还给作者讲解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文艺界召开了重大的会议和作出了有关文艺政策方面的重大决定，就组织传达学习，让作者及时了解文艺领域内的斗争形势与任务。抓好了思想工作，就能帮助作者认清形势，了解时代的动向，提高政策思想水平，扩大政治视野，使他们更深刻的认识现实生活。
能不能抓好这一工作，主要的问题在于领导上要有决心，在于作者对方针政策的意义、作用，有没有正确的认识。有的作者只强调生活素材和创作技巧的重要性，忽视了政治学习，甚至认为对创作题材和生活素材作政治分析多了，会形成“框框”、“条条”，造成作品的概念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有决心，不为一时的工作繁忙而放松，不为某些作者的错误认识而摇摆，深入地帮助作者在创作实践中，把政治思想和生活素材结合起来，确实提高了对生活的认识，深化了主题，突出了形象，作者一旦得到了提高思想的好处，就会更
自觉地提出这方面的要求。《东进序曲》在编排过程中，部队首长唐亮上将几次观看此剧，同作者共同细致地研究了剧中人陈秉光在“舌战群顽”这场戏中，如何正确地掌握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如何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有充分的灵活性。作者明显地感觉到首长高度的政治思想水平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使陈秉光这个人物在原来的基础上逐步有了提高。
抓生活，最重要的是让作者到生活中去联系群众，参加实际斗争。我们采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带职、有的半带职、有的访问。作者中有下连当兵的，有在部队中当副政治指导员的，有在舰艇上当副政委的，有在农村、工厂参加工作、参加劳动的。我们作者的主要生活方向是部队、海岛，但也照顾了作者的不同愿望与需要：如有个作者写工业建设的题材较多，他就多下工厂；有个作者对农村比较熟悉，就把生活据点安到农村去，他不懂江南话，领导上又同意他到家乡河南去“落户”。同时，也需要跑“面”，扩大眼界；既用较多的时间蹲点，也利用部队野营、舰队出航以及开展教育运动等机会，临时下去生活。
能不能抓好深入生活这一重要方面，主要的问题在作者肯不肯丢开比较舒适的“书斋”生活和小家庭生活，做到能上能下，在群众中长期生活下去。入城以后，作者们的生活方式和工农兵群众逐渐有了距离。要缩短这个距离，是需要经过斗争的。一九六○年末至一九六一年初，我们大部分编剧人员，到农村去参加工作。他们与农民同吃同住，有的还担负了一个队的工作，到处奔波。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获。今年三、四月份，我们有些编剧人员参加了海防部队的野营训练，同战士们一起长途行军。有的同志年近四十，有高血压症，身体较胖，行军途中两腿磨破了皮肉，仍不甘落后，坚持到底；有的扭坏了脚，也坚持到达了目的地。在此期间，他们完成了机关工作组交给的任务，辅导了业余文艺活动，受到了干部、战士的好评。这对作者来说，是经受了一次考验。有些作者长期在海岛、军舰、农村中与群众一起生活；有的经常随着军舰出航执勤，经受大风大浪的锻炼。
深入生活问题是作者的百年大计。领导上必须月月提，年年提。一方面要给作者写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另一方面要在思想上帮助作者和安逸、停滞的倾向作斗争。作者们最初深入斗争生活，长期落户，往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迫的，直到在群众中受到激励，交到了知心朋友，在创作中又得到了深入生活的益处，“下去”就会逐渐成为自觉的、迫切的要求。近两年来，我们有些作者，深入生活的时间比写作的时间长了；安心蹲点比“走马看花”的时间长了，与群众谈心比单纯收集材料的时间长了，就是因为作者对于深入生活有了较深体会的结果。
（二）抓好思想、生活，带动创作，使作者的思想改造、生活积累和创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领导既要帮助作者改造思想，跟上时代，又要指导作者的创作实践。要尽量具体地帮助作者把政治思想教育与深入生活的成果“化”在创作中。这就要求领导上深入创作实践，了解作者的生活、素材、思想和问题，在研究这些事物时，尽力帮助作者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生活和创作中的原则问题。这是组织的工作，简单了就可能出偏差，但决不能因为怕出偏差而不管。我们体会到：领导上如果把抓思想和生活结合起来，并具体地帮助、指导作者的创作实践，不但丰富了作者的创作源泉，提高了作者的创作水平，而且使领导更加熟悉了作者，提高了领导水平，也就能更好地领导创作，少犯粗暴和瞎指挥的错误。
创作、实践、修改，再实践、再修改，直到作品完成。
毛主席指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文艺创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相同，也需要有这种过程。社会主义时代的斗争生活是错综复杂、日新月异的，新英雄人物在迅速成长，作者要把它准确地、生动地表现出来，并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就要求作者首先将剧本放到生活中去不断检验、考察、充实、修正，同时还要放到舞台上去不断实践、不断修改，然后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一）边生活、边修改，不断生活，不断修改。一个作者想写出好作品，必须勤改、多改。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因之，应该首先到生活中去反复修改。我们一些写成了的作品，都是这样经过三次、五次，甚至十多次才完成的。如《我是一个兵》，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到一九六二年一月发表，作者下去了六、七次，修改了十二遍。《第二个春天》的最初稿，作者想写保卫上海、建设上海，经过反复下去生活，有了新的创作意图，以制造万吨轮的题材，写出了《东风万里》。后来，又在生活中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彻底改变计划，作了大修改，就成了《第二个春天》。直到现在，剧本已公演了、发表了，作者仍在生活中继续实践，继续修改。
但是，也有的作者在一个作品基本上被肯定以后，修改的热情减退了，或者急于考虑发表、出版、公演，或者计划写作下一个作品。这时领导上又要教育作者虚心对待作品，要作者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然后，安排他再下去生活，进一步地进行提炼、修改。
（二）一定要结合舞台实践，不断修改。一切创作都要到生活中去检验、修改，但各种不同形式的创作，还需要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修改。戏剧创作是集体性的创作，它需要通过导演、演员、演奏员及舞台工作者的再创造表现出来。有些剧本从文字上看去还可以，但一上舞台，却暴露出很多问题。我们所以坚持把剧作者编在演出团体内，就是为了使戏剧创作能与舞台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领导上发现了一个剧本在整个倾向性上基本上站得住，大概有七成基础，就要争取通过舞台实践，再修改、再创造，不断地反复。在舞台实践过程中，我们的作者始终参加排练演出；领导上一边发挥导演、演员的创造性，帮助补充剧本的不足；一边又听取观众的意见，帮助作者考虑、修改。过去，我们上演的剧目，几乎都是这样排了又改，改了又排，像《霓虹灯下的哨兵》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排演、修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们也走过弯路：一九五八年后，有的剧本没有达到七成左右的基础，就花力量排练，边排边改，由于基础差，意见特别多，作者没有充裕的考虑时间，所以，越改越成问题。另一方面，也不能说作品一定要到十分成熟以后才可排演。我们的作者创作经验不是很丰富，有时写到一定的程度，的确已经精疲力尽，暂时无力突破现有的水平，如果这时有了七、八成基础，领导上就争取排演。在排练、演出中，让作者能很好考虑，修改后再演，这样会使作品一步步获得提高。
（三）积极扶持，帮助修改；修改不成，则要肯定收获，总结经验。修改作品是一件艰难的事，领导上要积极扶持，不能轻易的拣一个甩一个。我们有些作品开始不太像样，问题很多，但只要有一定的基础，领导上总是鼓励作者继续加工。《我是一个兵》在风格上作了大胆尝试，最初不少人要否定这个剧本，但领导上加以肯定了。通过排练，帮助修改，后来终于成了一个较好的剧本。但也有扶持不成，最后仍旧“报废”的。这时，领导上就肯定作者的收获：“本子”被否定了，但作者在不断修改中磨练了技巧，他所熟悉的生活、人物、语言仍是有用的，它们可能在今后的创作中发挥作用。在肯定收获的同时，还要帮助作者总结经验教训。这样，写了成功的作品可以提高一步，写了失败的作品，也可以提高一步。
积极争取领导帮助，虚心考虑群众意见
文学艺术创作基本上是“个体劳动”，但社会主义文艺是一种新型的文艺，它是集体的事业，又为集体服务的，它又带有一定程度的集体劳动的生产过程。因此，要求领导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帮助作者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一）有了号召，肯定了题材，还要有个别帮助。《我是一个兵》开始时不少人认为肤浅，不深，领导则认为这个题材反映了部队的现实生活，过去还没有描写这种题材的作品，风格上也有独特之处，就予以肯定了。但光有肯定是不够的，以后还经过了许多次个别帮助。往往从作者深入生活开始，就要不断地了解情况，从各个方面给予具体帮助。有些领导同志，特别是业务领导干部，不仅从思想原则上帮助作者，并且还经常与作者个别研究作品的主题思想，直到艺术处理上的一些问题。这些意见是共同探讨性的，对作者没有压力，没有束缚，相反，帮助作者提高了信心，打开了思路。过去，当新的剧目出现后，部队首长总是亲临观看，看后或者召开座谈会，或者个别交谈。除了政治性问题外，他们总强调说明对艺术创作的意见不是行政命令，作者完全可以自由处理。《东进序曲》带着不少缺点第一次彩排时，唐亮上将就邀请一些部队首长来观看，并且细致地同作者作了研究。这个戏上北京演出以前，部队首长又作为普通观众，先后看了五、六次，每次都提出具体意见。其中有政策方面的意见，就要作者修改；有艺术方面的意见，就供作者参考。由于领导上站得高、看得准，问题提得全面而深刻，往往给作者很大的启示，所以，作者很喜欢首长们提出意见。我们体会到：领导在帮助中既要有会议的形式，又要有个别交往；既要表示领导的意见，又要进行同志式的探讨。
（二）重视了集体讨论和群众的意见，还要重视作者的个人努力和个人意见。领导上从一个作品开始到完成，要注意组织集体讨论，吸收群众的意见，要作者甘心当小学生，不要以专家自居，如果能十分虚心地听取、考虑群众的意见，对提高作品质量会有很大帮助。《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连长，是塑造得比较好而受到观众欢迎的人物，但在剧本初排时，群众对这个人物的意见最多。如花园中一场戏，作者为了让矛盾继续下去，连长始终不让赵大大说出阿香可能被劫去香港的事情，观众认为这个连长太粗鲁；又如袜子的细节，原来只是从窗内扔到窗外，以后就不再出现了，群众提出这个细节没头没尾。后来经过作者的思考，修改了情节，而且让这双袜子最后从连长手中交到排长陈喜的手中，说出了很有分量的话，从而提高了这个人物的艺术形象。
但是，群众的意见，终究要经过作者的接受、消化，然后通过个人的感受表现出来，不能听到多少改多少，弄得作者无所适从。《烈火红心》中的许国清是个敢想敢说敢为的人，个性刚强。开始，许多人提出了意见，认为这个人火气大，不稳重，不老练，考虑问题时不够冷静，于是作者就根据这方面的许多意见作了修改，结果，把当时特有的精神面貌改掉了，这个人物特有的性格磨平了，最后只好又重新改回来。当然，作者经过这样反复修改，对个人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但这里说明，也不要因为群众有了意见，就束缚了作者的手脚。所以，有的作者不接受集体讨论的某些意见时，也没有被批评为违反集体主义精神或是没有群众观点，这要与思想上的确存在骄傲自大的个别作者区别开来。有的作者习惯于个人创作，有的企图摸索个人的创作风格，领导应该鼓励，这样才能使作者敢于创新，敢于探索。
（三）领导、群众、作者三方面的很好结合，要贯穿到整个创作过程中去。这并不意味着“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也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或半年召开一次总结会议。领导、群众与作者，必须从酝酿题材、写出初稿、排演、修改、公演、再修改，一直到最后完成，自始至终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商讨，全面研究。凡是比较受到群众欢迎的作品，都是这样写成的。
以上几点体会，很不成熟，今后我们将克服缺点，继续努力，提高创作水平。最近，我们正组织创作队伍深入生活，大写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新人新事以及海防斗争；大力组织中、小型作品的创作，把群众性的业余创作活动开展起来，加强薄弱环节，进一步做好部队的文学艺术创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