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质量——界限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数量——质量——界限
史宇谦
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说：“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①正确地了解这一段话，对我们各方面工作的改进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们应当首先细心地体会“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这句话，才能正确地理解“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这句话。
例如煤的质量表现为所含灰分、挥发分的数量，铁矿石的质量表现为含铁量的多少，食物的质量表现为所含营养分的多少，棉布的质量表现为纱的多少（单位面积内纱的多少），人们身体的质量是由肺活量、力量等许多数量表现出来的，汽车、拖拉机的质量是由它的马力、速度、载重量、牵引量、能使用的年限等一些数量表现出来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的性质，需要从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主要工农业产品量、劳动生产率、现代工业的比重等一些数量上去检查。从农业上看，要检查播种的质量，就要看施肥的多少、犁耙的次数、播种的时间等；犁田的质量要看犁的深度、犁行的密度等；耙田的质量要看平坦的程度与泥块的大小等；耘禾的质量要看草的多少、泥烂的程度等；栽秧的质量要看栽的行距与根数是否适度等；农作物收割的质量要看作物的果实浪费的多少……。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毛泽东同志在同一段文章中指出要“胸中有‘数’”，要注意“数量方面”和“数量分析”时，是紧密地联系质量来分析数量的。他强调要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并举出划分富农与富裕中农阶级成分的例子来说明。他坚决反对那种把数量绝对化、片面化，抹煞不同事物之间的质量界限，把若干种质量不同的事物用一种数量加以分析分类的错误观点。有些数量是能表现质量的，而有些数量却是不能表现质量的。例如在划分富农与富裕中农的阶级成分的工作中，曾经有不少的人主张单纯根据土地的数量或财产的数量作为划分的标准。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三年就驳斥了这种观点，主张根据剥削的数量，即剥削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作为划分的标准，并亲自动手写成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重要文件。并不是不管任何数量，只要抓到了数量就能表现质量的。例如关于衡量理论学习的成绩问题，有人只注意看了多少本书，记住了多少。毛泽东同志说：“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还是不能算有成绩的。”“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②由此可见，问题在于强调能表现事物质量的数量，要善于分析与掌握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
把上述道理运用到实践中是有很大意义的。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应当经常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例如，开水的质量在标准气压下应当是曾经沸腾到摄氏一百度的水，一百度是个界限，如果低于一百度，就不算开水了；铁矿石中的含铁量如果太低，就不算铁矿石了；种子的纯度和发芽率如果很低，就不能算种子了；肥料中所含有的肥分（有机质和氮磷钾的含量）如果低于一般土壤中所含有的肥分，也就不能算肥料了。假如我们不加分析地盲目地抓各种数目字，但不注意这种界限，那就必然会把不该算数的也算了数，成了“滥竽充数”、“鱼目混珠”了。
有的人在领导农业或工业生产时，曾经对数字抓得很紧，只追求多快，不注意好省。后来工作上受了损失，就埋怨说抓数字抓错了，说是受了数字的害，以后就声明坚决不抓数字了。其实他是想错了，这并不是抓数字不好，而是只抓单纯的表面的数量，没有抓表现质量的数量所造成的危害。
还有一些做统计工作的同志，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单纯限于调查统计事物的数量，因此就不注意、不学习和不理解事物的质量。他们在作的表格和写的材料上，只提数量而不提质量。这显然也是不对的，有害的。通过统计工作，应当能够发现先进的与落后的单位或个人，发现薄弱环节；只看数量不看质量，怎么能够发现与评价谁是先进谁是落后呢？总路线的要求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是互相联系不能分割的，怎么能够只求多快不顾好省呢？如果把这种思想和方法运用到公布生产结果和工作成绩上，运用到表扬与批评上，运用到评比竞赛上，其害处是很大的。
当然，对于数量的质量，有的是需要较多的专门知识的，有的是难以度量、难以通过表格去统计的。但是也并非都是如此，其中有很多却是容易理解也能够统计的。我们应当尽可能利用统计表或表上的说明栏、备注栏加以注明。有些产品如钢材、生铁、煤炭、棉花等，应当尽可能根据不同质量分类统计，不要混淆在一起；有些产品的质量不便或不需要全面统计的，也应通过业务学习和典型调查加以掌握。
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在上面那一段话里强调要注意数量方面呢？例如，这一段文章的标题就是“胸中有‘数’”，而且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这不但是因为“胸中有数”是我国古来的成语，不但是因为上面说过的人们往往没有认识到“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必须通过数量去抓质量；而且也是因为人们常常没有认识到把质量表现为数量是提高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的重要方法，人们又常常不注意表现客观事物性质或特征的数量方面。
人们把亿万种不同事物的质量表现成数量，是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把质量表现为数量，是人们加深对客观事物认识的重要方法与重要标志。它标志着人们的知识不断地由不完备到完备，由不确切到确切，由不深刻到深刻。例如，人们对于各种土壤的肥沃程度，开始只能笼统地说肥的、较肥的、差的等等。究竟肥到什么程度，过去是不会衡量与计算的；现在则可以从含沙量、含水量，以及包含有机质及无机质氮磷钾的多少来计算它了。再如对煤炭的质量，过去只是笼统地说好煤、一般煤、次煤；现在则可以从它含有的挥发分、灰分的多少来计算和衡量它了。人们就这样一环扣一环、一步深一步地把事物的质量变成数量，这标志着人们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入事物的本质。
人们对某些事物往往只注意它们的质变而不注意量变。因为一般事物的量变是比较缓慢的、不显著的、不引人注意的，而它们的质变是比较急遽的、显著的、引人注意的。例如水的温度在摄氏零度到九十九度之间的变化，都是量变；到达一百度时发生质变，才突然沸腾。
人们对于很多事物常常只注意到它的某些明显的性质或特征，而不注意表现或决定它的性质的数量方面。例如人们一般只注意声音的高低强弱，却没注意它的高低强弱是由于物体发声时每秒钟震动的次数（频率）和震动的范围（振幅）决定的。人们一般只注意光线的颜色有红橙黄绿青蓝紫等色，却不知道这些颜色是由于光线不同的波长所决定的。
在领导工作中，在事物的质变到来以前就应当预见到它。为了领导，就必须预见；没有预见，就谈不上领导。因此，就要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统计”，“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在工作中不能只注意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而不注意好事与坏事都会在一定的数量关系上互相转化。例如农村公社的生产队抽劳力去修水利等基本建设，本来是一件好事，是推动生产发展的，但是如果搞得太多了，严重影响了当年的生产，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变成了坏事。其他如稀植改密植、间作改连作、旱地改水田等等措施，再如分配中公积金、公益金的比重，集体收入与私人收入的比重等等，都有类似的情形，都必须有一个恰当的数量界限（有的是绝对数、有的是相对数），才能够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我们常说的“政策界限”，都往往表现为一定的数量界限。俗语说：要掌握分寸，掌握火候，就是要胸中有数的意思。
但是要掌握这种数量界限，光靠熟读政策条文是不行的，因为大多数方针政策上的界限，党中央只有原则性的规定，在不同地区或不同的时期中都是不完全相同的。例如上面所说的当前生产与基本建设在数量上的界限等都是如此，都需要根据党的政策的精神，对本地区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具体地确定这种界限，也才能具体地深入地贯彻党的政策。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胸中有‘数’”那一段的最后几句强调说：“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四三页。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语，皆引自此文。
②《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一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