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农村广泛开展讲革命故事的活动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上海农村广泛开展讲革命故事的活动
上海市郊区农村正在广泛开展讲革命故事和新故事的活动。在各县的公社和生产队的广播站里，在田头或是场院边，在社员的集会中或是茶馆、民校，都可以看到农民自己的故事员，在那里讲故事。有的地方挤得满满一堂，有的地方围成一群，农民们听得聚精会神，反应热烈。
讲故事、说书，本来是江南农村流行的一种文艺形式。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城镇，几乎每处都有茶馆书场。农民劳动之余，从听书和讲故事中得到了休息和娱乐。现在，业余的故事员运用了这一传统的文艺形式，大讲革命故事，形象地、生动地传播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先进思想，这样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又对群众进行了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上海市农村开展这种活动，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但比较经常普遍地进行，还是在一九六二年，上海市郊区农村广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文化局为了配合党委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提出了开展大讲革命故事的活动，并且在去年和今年共同举办了三次农民的业余故事员训练班，组织曲艺作者创作了《雷锋》，《夺印》、《创业史》、《血泪斑斑的罪证》、《穷棒子扭转乾坤》等故事材料。各县也相继举办了故事员训练班，并且编写了几十个故事材料。现在，各县经过市、县训练的故事员有二千多人。例如松江县，仅在今年一月到八月，就讲了七千八百九十八场，听众达四十一万四千多人次。讲革命故事已经开始成为上海郊区农村中的一种新的文艺形式和宣传工具了。
活跃在上海郊区农村的故事员，是农村文化队伍中的轻骑兵。他们通过讲故事活动，有力地控诉了旧社会剥削阶级的罪恶，歌颂了新社会的幸福；揭露了阶级敌人的阴谋，传播了革命英雄人物的光辉思想。去年以来，农民故事员们，在各种场合，广泛深入地讲述了《夺印》、《血泪斑斑的罪证》、《杨立贝》、《半夜鸡叫》等故事，有力地揭露了阶级敌人的反动罪行，大大激起了农民的阶级仇恨。在嘉定县华亭公社袁桥大队的一次故事会上，故事员讲了《血泪斑斑的罪证》的故事，社员们听到贫农冷月英被关进水牢，很多人都流泪；后来听到打死恶霸地主刘文采，都面露笑容。在封滨公社讲的时候，一个老农民流着泪，对旁边一位青年讲述了自己做长工时所受地主欺压的苦，要青年们别忘了阶级敌人的罪恶。青浦县蒸淀公社红星大队的社员，听了《夺印》之后，第二天就揭发了富农的破坏行为，提高了阶级觉悟。宝山县大场公社讲了《创业史》以后，谁要是不维护集体利益，铺张浪费，就会有人批评他说：“你要想想梁生宝是怎样干的！”今年上海郊区农村普遍讲开了《雷锋》的故事，掀起了青少年学习雷锋的热潮。宝山县好几个公社的青年农民，听了雷锋故事后，自觉地建立了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小组。
讲故事的活动，还大大加强和扩大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思想阵地。上海县三林公社故事员吴训仁，有一天走过一家茶馆门口，见里面坐满了人，正在津津有味地听艺人说《施公案》，大讲其封建奴才黄天霸如何如何。他想，说这种旧书会对农民灌输什么思想呢？要是利用茶馆讲革命故事，倒是一件好事。他得到文化站同志的支持，就在书场的空档期间，讲了《红岩》和《血泪斑斑的罪证》的故事。由于故事本身有着强烈的爱憎观点，情节又曲折感人，吴训仁又感情充沛地讲得有声有色，听众从三十多人增加到几百人，连门外窗口都站满了人。奉贤县肖塘公社一些常常到镇上听旧书的青年，听了《创业史》、《红岩》等故事，高兴地说：“比听《庵堂相会》有意思。”靠近海边的奉贤县平安公社，过去常有人讲落水鬼的故事，害得有人晚上不敢单独走路。自从张新泉成为故事员以后，他就大讲不怕鬼的故事，并且作磷火试验，破除了群众的迷信思想。
故事员所讲述的故事，多半是从优秀的革命小说、电影、戏剧改编而成的，加上改编者在内容、情节、语言上的增删和加工，使故事更加富有口头文学的特点，特别是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曲折动人的结构方面。这就使农村的老伯伯、老妈妈也都听得懂，并且爱听。讲革命故事，大大地丰富了农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在上海市郊，几乎各县都有晚上跑七八里路到一地听故事的事例。开会讲故事，到会的人更齐。民校里讲故事，学员的出席率更高。奉贤县海边农场有些青年一听到哪里讲故事，就赶来听。上海县北桥公社的故事员讲了《红岩》以后，图书馆新添的二十本《红岩》，很快就被借光。
近来，上海市区的一些工厂和里弄，也开展了讲革命故事的活动。闸北区一些里弄的故事员，逢着专业艺人休息的时候，还到玉茗楼书场去讲《包身工》、《再生的手》等新故事，很受群众的欢迎。
为了更好地发挥故事员这支文艺轻骑兵的作用，上海市各级党委、团委和文化部门都做了不少的工作。青年宫和群众艺术馆联合举办故事员训练班，对故事员进行了“故事员就是党的宣传员”的教育，并且请一些专业艺人对如何讲好故事，做了辅导、示范和传授的活动。一些专业的曲艺艺人还参加了新故事的编写工作，上海人民评弹团的唐耿良编写的《血泪斑斑的罪证》，已在全市流传。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种以农村故事员为主要对象的《故事会》丛刊，经常向故事员提供故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