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应当以近代现代为重点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研究历史应当以近代现代为重点
蔡尚思
自从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指出研究历史特别要重视中国近百年史以后，党所领导的近代现代史的研究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全国解放后，尤其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史学界对残存的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学风进行了猛烈的冲击，进一步促进了近代现代史研究工作的开展。但是，至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部分的历史研究、特别是近代现代史的研究，仍是远远落后于国内外革命形势发展的。最近，周扬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我们应当研究我国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而将重点放在研究近代史、现代史上面。”这是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的。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二年前的今天所指出的：“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一五页）在历史科学方面，这个矛盾当前仍尖锐地存在着。同时还应该看到，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学风，乃是一种传统的习惯势力，不经过长期的彻底的批判，它是不容易一下子被清除掉的。所以从革命的需要来看，从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学风来看，今天在历史研究中强调把重点放在近代史、现代史上面，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对此，我想谈一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为什么必须把重点放在近代现代史上面
第一、近代现代史是全部通史的最主要环节
不论从社会历史本身发展的体系或历史科学与现实斗争的关系来看，中国近百年史、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应该是全部通史中的最主要的一环。
谁也不能否认近代现代的社会要比古代社会丰富和进步。古代的历史经验，不能包括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丰富经验；而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却是总结和大大发展了以往全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五四”以后的历史，有最复杂的阶级矛盾、火热的革命斗争，有生动活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其中有许多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的东西，有一些在世界上也是新的东西。面对着这样生动丰富的历史，历史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必须集中主要力量去进行科学的研究与总结。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特别是“五四”以后的历史，与我国人民今天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阻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中国人民的三大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虽然已被推翻，但是，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以及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还未结束，它们还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行动。何况，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没有解放，他们正在进行着艰苦的斗争。我们要重视中国近代现代史的研究，正是要人民不要忘记过去，正是要帮助人们从昨天的活动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从事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九○五年，在那革命的岁月里，列宁写了《革命的日子》一文，号召革命者“写现代历史”，以促进革命运动的开展。他说：“当我们还暂时被困在这千里之外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必须力求赶上事件的发展，作出总结、作出结论，从今天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便应用于明天，应用于今天‘人民还在沉默’而不久的将来革命的火焰必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燃烧起来的地方。我们必须做政论家经常要做的事情——写现代历史并力求使我们的描写给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和活动在现场上的无产者英雄们带来更多的帮助，能够促进运动的开展，有助于自觉地选择耗费力量最少而能够提供最大的最持久的结果的斗争手段、方式和方法。”（《列宁全集》第八卷，第八二页）
可见，“写现代历史”对开展革命运动是何等地需要啊！
研究历史把重点放在近代现代，这是中国史学的一贯传统。归根到底，这是由于历史研究总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这一根本点所决定的。不论是封建史学或资产阶级史学，都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或资产阶级提供剥削和统治劳动人民的历史经验。因此，史家多是从离当代最近的近代现代历史上寻找这些经验，通过重点编写近代现代史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历代王朝一开国，就大修其前朝的历史，为的是及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中国头一部断代史的《汉书》，就是后汉初年的历史家所编著的前朝——前汉历史的专著。作为中国头一部正式通史的《史记》，就是厚今薄古、详今略古的。司马迁、班固这些封建社会时代的史家，尚且懂得他们修史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今天研究中国历史，当然应该以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历史为中心。这是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精神的要求。
第二、熟悉近代现代史是理解古代史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面对现在，厚今薄古。从现实的问题出发，对于古代的问题也更好解决了；从近代现代史的研究出发，对于古代的研究也更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大家熟知马克思有句名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在下等动物身上所透露的高等动物的征象，反而只有在已经认识了高等动物之后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以，我们懂得了现代，就会更清楚地知道应该如何去研究古代；我们对现实斗争有了深刻的认识，就会更清楚地知道应该如何使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很难设想，一个历史学家，如果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伟大的土地改革一无所知，而对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研究却能够得出科学的结论；如果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抱着冷淡的态度，而对古代农民战争却能够真正理解，并使自己的研究工作为现实服务。只有真正懂得近代现代历史的人，才能谈得上真正理解古代的历史。
有一种说法：“我是专门研究古代史的，近代现代史非我的所好和专长，由青年小伙子去搞吧。”这种说法，在年纪较大的一辈中，是相当流行的。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正是违背了马克思上述名言的精神。没有较好地掌握近代现代史的理论和知识，要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清史专家、明史专家、元史专家或其他古史专家，恐怕是有问题的。我国有成就的著名史学家，大都是懂得必先通今才能博古的道理的。清代章学诚就曾经说过：“不知当代而言好古，……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他还讥笑道：“学者昧今而博古……舍今而求古，……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文史通义·史释》）这种批评，确是切中时弊的。厚古薄今原是资产阶级的学风，是资产阶级学者为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才提倡学术与政治脱离，才提倡脱离现实斗争钻到古代的牛角尖里去。其实，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却是没有不把学术与反动政治结合起来的。今天要摆脱资产阶级学风的影响，我以为，重视近代现代史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和措施。并且为了革命的需要，周扬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中号召我们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个人的浅见，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学习中国现代史是分不开的；学习中国现代史，有助于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因此，把历史研究的重点放在近代现代史，不仅是我国历史科学发展的关键，也是历史科学工作者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力保证。
第三、近代现代史是历史科学战线上阶级斗争的最主要阵地
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在中国近代现代史领域中的反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近代现代史政治性强”为借口而把它排斥在历史科学之外；二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竭力歪曲、伪造中国近代现代历史。
把学术与政治分离，历来是资产阶级学者以“学术”为幌子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贯手法。说穿了，无非是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把近代现代史划入政治的范围，使新的史学家、特别是青年同志放弃和不去占领这块阵地，使近代现代史的研究仍然受旧史学观点的支配，不能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旧中国，一些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异端邪说，而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为够标准的。这说明了资产阶级学者是多么害怕马克思主义，害怕无产阶级政治！这些资产阶级学风的残存，即表现在今天还有些人认为近代现代史缺乏“学术味道”，只能叫做政治，不能叫做科学。这种看法是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对立的。什么叫做科学？什么叫做历史科学？恩格斯说：“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身发展的过程。而现在思维的任务，是在于从一切迷乱中追踪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在一切表面的偶然现象中证明出过程的内在规律性。”（《反杜林论》，第二二页）按照这样的要求来看，能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找出内在的规律性，这就是科学，就是学术研究；能从极其丰富的近代现代的史料中，找出中国近代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这就是中国近代现代史科学。它是一项思想性科学性很强的学科，是一门大学问。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则采取另一手法进攻中国近代现代史这块阵地。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都设立专门机构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为其侵略中国的活动服务。众所周知，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是一部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说教的书。蒋廷黻［fú扶］、胡适之流有关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所谓“学术著作”，都是为买办阶级出卖民族利益进行辩护。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极尽其篡改、伪造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之能事，为其修正主义反动理论寻找“历史根据”。总之，一切中外反动派都在争夺这块阵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工作者，应该刻不容缓地发展和坚守中国近代现代史这块光荣的阵地。
二、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开展近代现代史的科学研究
要加强中国近代现代史的研究，还必须解决一些思想问题。在某些同志中，强调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困难，害怕犯错误，害怕老权威等等错误思想，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因此，要开展中国近代现代史的研究，首先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姿态出现在这个广阔的战场上。具体地说来是：
一不怕困难。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的：由于国内外革命斗争的需要，人民群众要求高；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政治性和政策性很强；资料浩如烟海，尚有待于整理；基础较差，力量不足，水平还不高。如此等等。一个革命者需要冷静地认识和正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但更重要的是要看清这些困难的性质，找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在困难的面前躺下来，算不得一个革命者。资产阶级要厚古薄今，无产阶级要厚今薄古，我们的历史科学正在斗争中前进，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决不应该也决不会被困难所吓倒。“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列宁全集》第二九卷，第三八六页）对于近代现代史的研究，我们应该具有毛泽东同志所教导那样的“愚公移山”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只能前进，决不后退。
二不怕犯错误。有人以为古代史搞错了，死人不会复活申辩，而且终究是个学术性问题；现代史搞错了，活人就要起来说话，而且还可能变成政治性问题。我以为，这是懦夫的逻辑。我们要加强近代现代史的研究，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探索革命的真理，难免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一个革命者正是在革命的实践中锻炼了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减少了错误。而且，犯不犯错误，与历史本身无关，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对头，研究古代史同样要犯错误。为了避免犯错误而逃避现实，本身就是一个最大错误。“所以只有不怕犯错误而又勇于改正错误的人，才能在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中作出贡献，同时改造自己。”（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研究近代现代史就是需要这样一种“不怕犯错误而又勇于改正错误的人”，否则，学科就不可能得到大发展。
三不怕老权威。权威当然是应该尊重的，完全否认权威是不对的。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老学者，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同时我们更应当重视新生力量，努力培养新的人才。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戴震学于江永而超过了江永，章炳麟学于俞樾而超过了俞樾，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旧学术界常有一些老年学者喜称青年学子为“毛头”而很瞧他们不起。殊不知由于后一个时代超过了前一个时代，所以后一辈人也就超过了前一辈人。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随任何人的主观愿望而转移的。在近代现代史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只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并不盲目崇拜什么“偶像”。中国近代现代史是思想大解放的历史；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更需要有解放思想、敢于创造的精神。我们应当主张标社会主义之新，立社会主义之异，反对陈陈相因、因袭守旧的学风。
中国近代现代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前进的道路上还要克服一些困难。但是正因为这样，才大有可为，大有希望。列宁说：“在这样艰难、伟大和崭新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策是不可避免的。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起来或者慌张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四七五至四七六页）最重要的，我们必须看到研究近代现代史存在着许多有利条件：党的领导和支持，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人民群众迫切的需要，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尤其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和研究现代革命斗争的经验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我们的道路是广阔的。战斗的号角已经响了，愿我们朝着党所指引的道路大踏步前进！